《四字文笺注》考辨

摘 要 《四字文笺注》为一部1854年在伦敦出版的汉外对照词汇集。笔者将其发掘并细加考证，认为该书底本为某位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完成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的汉西文手稿，即该书出版前一个多世纪底稿已存世。该书为西人早期语文手稿中最早关注汉语成语的词汇集，其汉字注音系统和口语词条为清前期北京官话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贵史料。该书学界此前鲜有论及，文章属首次评介。

关键词 耶稣会士 手稿 成语 官话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入华，为布道而编纂一些工具书，是为汉外双语或多语词典之滥觞。（董海樱 2003）第一部中外合璧的字典为1575年到达福建沿海的西班牙奥斯定会会士拉达（M.de Rada）根据闽南话用西班牙文编著的《华语韵编》。（吴梦雪 2000：6）从1575年至1800年的二百余年间，西人编写的外汉/汉外字典达65种之多。这些字典大部分为未付梓的手稿，经辗转誊抄，有50多种抄写本一直保存至今。（王立达 1959：127）西人（主要为在华耶稣会士）早期编写的语文手稿从现代辞书编纂的角度看，多编写粗疏，不成系统，仅仅称得上是一些词汇集；此时期的汉语语法书的编纂也大率如此（张西平 2003）。早期西人编写的词典手稿传世无多，对于这些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尤显重要。[1]笔者发掘出的《四字文笺注》（以下简称《四字文》）一书为清前期西人语文手稿，已具汉外词典雏形，后经整理作为汉语教科书于英国出版。本文首先着力考证《四字文》原手稿年份，之后拟从手稿中的四字成语条目、汉字西文注音以及大量非词汇性四字短语条目等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其于汉语语言研究的价值。[2]

一、书稿考辨

（一）版本样式及主要内容

《四字文》1854年版正本现藏澳门民政总署大楼图书馆，全一册。采用石版印刷术将手稿印于蓝色纸上，字迹清晰。[3]黄色织锦封面，上绣英文主题：CHINESE MANUAL（按：汉译为“汉语教科书”）。首页总题CHINESE MANUAL之下为墨笔“四字文笺注”，左右侧分别为其罗马字注音SSE TSE OUEN TSIEN TCHOU及书名英译FOUR WORDS LITERATURE （with） COMMENTARY （or）EXPLICATION。下半部印有法语书名。底部为出版事项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54。首页后依次为致辞页、前言、法国东方语言学院1847―1848年度课程介绍、正文等。

正文共75页，收四字语1463条。每页左侧一栏为四字词语条目，每一个汉字下方设西文罗马字注音，右侧一栏为法语、英语译文。全书排版整齐，但汉字书写稍嫌稚拙，显见誊写者为并不谙习汉字的西人。[4]该书除以英译代替原稿中的拉丁文译文，编写者在誊写过程中力求保持手稿原貌，即使遇到明显的错谬之处，编者也未做改动。比如条目“既这是等”，编者没有直接改为“既是这等”，只是在原条目上方用数字标出正确的字序为“1324”。是以原稿的真实面貌在出版时得以完整再现。原稿作者没有按照汉字部首或音韵排序，但对条目的编排还是颇为用心的，规律之一便是将用法或意思相关的条目编排在一起，无形中为很多近义词语做了归类。如（下划线者）：十分闷倦、十分倦怠、力倦神疲；十分宠爱、这等错爱、如此宠眷、可谓溺爱；日有烦恼、心下气闷、所以焦虑、纵有恼恶等等。

（二）书稿溯源

《四字文》前言所能提供的有关原稿作者的线索十分有限，如：1）前言作者（署名Henry Edward John Stanley， 1827―1903）提及：“相信这部短语集的原作者是某位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经年累月搜集到大量汉语短语并终将其整理成一部集子，且用西文字母为每一个汉字注音，标注的读音为北京话发音，这种发音为当时中国的官员、学者等各阶层人士所共通”[5]； 2） 原始手稿中的每条中文短语均配有拉丁语和法语译文，1854年出版时编辑将拉丁语译文改为英语译文； 3） 原稿作者为统一与方便计，以四字为限搜集短语，导致很多条目辞不达意，如“被叫不过”“交太广了”等。但前言作者仍十分肯定这本书的出版价值，认为它不仅是19世纪赴华外国官员、商人不可或缺的词典，亦是英国本土汉学发轫期急需的一本汉语教材。[6]

以上线索指该书为法国耶稣会士所著，注音为北京话发音。的确，书中多个条目涉及北京，如“在京选官”“征召入京”“进京赴命”“出京回家”等，“京”字均译为Peking；多个儿化词语如“七八碟儿”“揭开匣儿”“哈巴狗儿”“没此事儿”“这个话儿”“绣花针儿”“颇有此儿”（“儿”字均独立注音为eulh^），说明作者与北京关系非同一般，对北京话甚是稔熟。循着“对北京话极为熟悉的法国耶稣会士”这一线索追溯耶稣会入华传教史，据费赖之（Louis Pfister） 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和荣振华（Joseph Dehergne）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两书的记载，在1688年白晋等大批法国耶稣会士抵达北京之前，正式列入“法国耶稣会士”名单且在北京停留过的法国耶稣会士仅有金弥格、方德望、汪儒望、聂仲迁、穆迪我和穆格我六人。这六人中除穆格我曾在北京待过六年，其他几人或“在京投于狱”，或“居京不久即行”，或“居数月”，皆未能在京久留。这也即说明穆格我应是第一位在北京居住过多年的法国耶稣会士，有学习和掌握北京话的可能。进一步说，从穆格我开始，之后的任何一位法国耶稣会士都有可能是我们所论书稿的作者，但穆格我从年份上算是最早的。据此，以穆格我入华时间1657年为起点，可推断手稿至早不会完成于17世纪中期之前。

书稿至迟完成于何时？所幸，美国国会图书馆亦藏有《四字文》一书，其索引附识提供了一条线索：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y Cordier，1849―1925）在其所编著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eca Sinica，1878―1895）中对该书做了著录。考狄指此书为中文成语汇编，原手抄稿属法国外方传教会教士Artus de Lionne，Rosalie主教所有，其后为18世纪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guignes， 1721―1800）的儿子小德经（C.L.J. Deguignes， 1759―1845）的私人珍藏。仔细查对《西人论中国书目》原文，这两条线索并非出自考狄本人，而是考狄参考了法国汉学家颇节G. Pauthier（1801―1873）的著作Vindiciae Sinicae（按：Paris， 1842年版）。[7]Artus de Lionne，Rosalie主教中文名为梁弘仁（1655―1713），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689年到达中国，1702年返回巴黎。1696年教皇英诺森任命梁弘仁为Rosalie主教，两天后又任命其为四川宗座代牧。（许明龙 2004：8）书稿曾属梁弘仁所有，意味着书稿在梁氏逝前已存世，据此可推算手稿完成不应晚于18世纪初，即1713年之前。综上所述，该书手稿应完成于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初之间。

二、研究价值

（一）四字成语

该书的汉语书名为“四字文笺注”。一般来讲，书面用语谓“文”，“四字文”带有明显的书面语辞色彩；“笺注”一词则来自汉语传统训诂学。单从题目看，著者要搜集的是汉语书面语中（或口语中排除土语要素而加进文言韵味的高级交际用语）以四字为单位且凝结程度较高的文辞，再用西文疏通词义。其编写目的应是用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远未达到汉语研究的程度）。这与耶稣会士自入华以来便形成的重视汉语书面语读写、官话（而非方言）的学习传统是一脉相承的。[8]但由于作者对汉语的认识不够精深，所搜集的条目并非都来自书面语，有很多条目即为日常口语。但这些日常口语，倒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不啻为意外收获。

1463个条目（重复、个别字迹漫漶不辨者除外）可分两大类，前者为凝结程度较高的四字语，多为书面语并带有文言色彩（以下简称“四字语” 类）；后者为自由词组，有些甚至就是完整的短句，具白话或口语色彩（以下简称“四字句” 类），书中大部分条目属于此类。

“四字语”类中多为凝固性较强的四字书面语，文言色彩明显，如：

谨当如教、孰此请行、烦为指教、谨领台命、谨遵教命、指教一二、向日有劳、多多拜上、适蒙见教

感蒙厚情、万望方便、望为助力、已蒙征召、正来告禀、送座献茶、感激不尽、小弟量窄、整衣端肃

整衣束带、整冠束带、年迈身衰、磨墨舒纸、刀枪剑戟、剜心剖腹、弓弩叉戟、孟秋朔日、君正臣贤

顶盔贯甲、弃道从释、舍家弃子、一模一样、避富如仇、感蒙至爱、援笔立就、人逢喜事、明明白白

端端正正、恼恼闷闷、斯斯文文、隐隐暗暗、谦谦逊逊、耽耽阁阁、热气腾腾、怪哉怪哉、甚好甚好

此类“四字语”虽具词汇凝结性，但还不具熟语的性质，未见得有太高的研究价值，而“四字语”中带有熟语性质的四字成语类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成语的早期样貌，值得深入探讨。我们将该书条目与《汉语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比对，其中与《汉语成语大辞典》中的成语[9]条目完全一致的有如下42条：

大惊小怪、宽宏大量、爱财如命、错落有致、一举两得、进退两难、贪赃坏法、垂头丧气、如花似玉

沉鱼落雁、花容月貌、虎入羊群、鸟尽弓藏、年深日久、吉日良辰、探囊取物、以管窥天、人喊马嘶

一窍不通、肝胆相向、东躲、水秀山青、安营下寨、旁若无人、改邪归正、一望而知、不假思索

席地而坐、油嘴油舌、坐井观天、肺腑之言、尽心竭力、罪恶滔天、出类拔萃、络绎不绝、素不相识

妄自尊大、将计就计、手舞足蹈、恼羞变怒、与众不同、水泄不通

与《汉语成语大辞典》中的成语条目意义相同或接近，但用字稍有差异的有如下26条（括号里为《汉语成语大辞典》中所收正条目或副条目）：

听天所命（听天任命/听天委命/听天由命/听天安命）、无束无拘（无拘无束）

不顾好歹/不管好歹（不知好歹）、济困扶危（扶危济困）、比众不同（与众不同）

借势陷人（仗势欺人）、才美兼全（才貌双全）、月貌花容（花容月貌）

牙齿伶俐（伶牙俐齿）、潜踪隐迹（潜德隐行）、藏头遮眼（藏头亢脑）

如行平地（如履平地）、眼空四海（目空一切）、日暖风和（风和日暖）

改换姓名（改名换姓）、嬉笑谩骂（嬉笑怒骂）、百口无辞（百口莫辩/百口难分）

思前虑后（思前想后/思前算后）、尸横满地（尸横遍野）、顿然醒悟（翻然悔悟）

上天下地（上天入地）、不能自止（不能自已）、不分皂白（不察皂白）

惊喜欲狂（惊喜交集/惊喜交加）、半步难行（寸步难行）

对汉语成语做语源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宋无名氏的《释常谈》。（张铁文 1999）最早专设“成语”类并指明出处的词典为清钱大昕（1728―1804）所撰《恒言录》。同时期翟灏（1736―1788）的《通俗编》亦对当时口头或书面常用的成语（如“画蛇添足”“打草惊蛇”）有所收辑（刘叶秋 1983：157―163）。《恒言录》《通俗编》为中国本土学者所撰，大致成书于乾隆年间，至其时，传教士词典的编纂历史已逾两个世纪。朱凤（2005）指出，马礼逊六卷本《华英字典》（1815―1823）中收集了53个成语，比1908年《辞源》对成语的辑录早了一百多年。而本文考释的《四字文》共收成语68个，较国人《恒言录》《通俗编》完成的时间为早，数量比马礼逊《华英字典》多且时间还要早一百多年。这样算来，《四字文》乃西人早期语文手稿中最早关注汉语成语的词汇集，于汉外词典编纂史中开辑录成语并西译之先河，在汉语成语的研究史中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

（二）清前期北京官话音

官话为明清时期汉民族共同语。汉语中的“官”乃“官府、官员”之义，“官话”本指官府中各级官吏使用的语言。“官话”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代文献，常与地方方言对举。（张玉来 2010）明末来华传教士对官话早有认识，《利玛窦中国札记》有言：“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行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u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10]据上文考辨，《四字文》书稿大致完成于清康熙年间，且前文所示《四字文》前言作者曾指出书中每一个汉字“标注的读音为北京话发音，这种发音为当时中国的官员、学者等各阶层人士所共通”，说明该书记录的词语应来自清代官话，其注音所依据的应是清前期北京地区的官话音。

近二十多年来，明清音特别是明清官话音的研究成为音韵学的热点之一。明清音韵学代表性资料《洪武正韵》《韵略易通》《西儒耳目资》《五方元音》等专书的研究都更明确地围绕一个中心，即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鲁国尧 2011）至于研究清代前期官话音可依据的中土音韵材料有《五方元音》《音韵阐微》《诗词通韵》等（叶宝奎 2001：182），但直接用西文记录的材料似不多见。而《四字文》至少能够提供千字以上的汉字西文注音资料，诚可谓足以为据的新史料。笔者还未能对《四字文》一书的声韵调系统做一全面梳理，暂付阙如。以下论述《四字文》在语音方面可深入探讨的价值，希望引起前辈时贤的注意。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是最早尝试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的词典，其后至18世纪前以罗马字母拼读汉字的文献依次为张西平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份拉丁字母和汉字（300多个汉字）对照的手稿（张西平 2003：81―84），国家图书馆鉴定其为利玛窦于1588年所作[以下简称“利玛窦手稿（1588）”]，[11]1605年利玛窦著《西字奇迹》及1625年金尼阁撰《西儒耳目资》（徐文堪 1998）。从《葡汉辞典》到《西儒耳目资》，入华耶稣会士完成了拉丁字母拼读方案的制定，罗常培（1930：267―388）称之为“利―金方案”。这三部文献之后至18世纪之前，继有西方传教士的论著涉及汉语音韵及注音方案，如迪亚士、曾德昭、卫匡国、卜弥格、何大化、安文思、万济国、叶孝尊、李明等人，他们著述中的注音系统均传承自利玛窦注音系统或金尼阁注音系统，凡有不同之处则为作者根据本族语正字法做的相应调整。（董海樱 2011：88―111）据我们上文推算《四字文》原始手稿完成于1657―1713年间，距1625年《西儒耳目资》成书时间不算久远，《四字文》的作者为耶稣会士，是否仍秉承“利―金方案”对汉字进行注音？下表列出从《葡汉辞典》至《四字文》五份西文注音材料中所见“天”等九个汉字的注音形式[12]，以管窥《四字文》的注音系统。

由表1 可见，《四字文》仍采用1598年利玛窦等拟定的五个符号表示汉字的五种声调，即 ˉ（清音，即阴平）、 ^（浊音，即阳平）、A（上声）、@（去声）、 ˇ（入声）（徐文堪 1998；利玛窦，金尼阁 1983：336）。我们对全书的观察亦如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四字文》仍有为数不少标注为入声的汉字，如：束shoǔ、答tǎ、誉yǔ、德tě、绝tsuě、别piě、若yǒ、立lyˇ、玉yǒ、的tě、一yˇ、六lǒ、七tsě、日jě、说shuě、肉jě等等。

同样是耶稣会士的汉字注音文献，从《葡汉辞典》到《西儒耳目资》，是研究明末南京官话的重要材料（鲁国尧 1985；金薰镐 2001），上文提及17世纪迪亚士、曾德昭等传教士的著述，其汉字注音的方言依据暂未有定论。《四字文》的汉字注音则是根据北京官话的读音，比前不同。英国驻京使馆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1867年编写出版的一部供西方人学习汉语官话（北京官话口语）的教材《语言自迩集》，被视为第一部关于北京话口语的汉语课本。书中对19世纪中叶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法做了记录和分析，第一次用西文字母给北京话口语标记声韵调。（张卫东 2002）有学者认为，明清官话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系统，主要以南京音为基础的南方官话，迄清末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北方官话”始见抬头，但完全取代南京话是民国以后。（陈辉 2010）《四字文》成稿早《语言自迩集》一百多年，它的所谓北京官话注音与《语言自迩集》反映的北京官话口语音系是何种关系，又与从《葡汉辞典》到《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南京官话音系有何不同，探究这些问题对于廓清明清时期官话音的样貌非常重要。

（三）清代北京官话口语

在早期西人语文手稿中涉及汉语口语学习的小册子最早应是起初作为1584―1588年间耶稣会士利玛窦与罗明坚合著《葡汉辞典》（Dizionario portoghesecinese，1934年于罗马耶稣会档案室发现其古抄本）的正文内容，后被确认为有关语言学的笔记（此小册子标题为“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13]如小册子第5页中有客问“师傅来（此肇庆）几时”，传教士答“仅两年”的对话。其后至18世纪前涉及汉语口语会话的西人语文手稿十分鲜见，《四字文》大部分条目为“四字句”类非词汇性短语，整编起来便是内容丰富的汉西文对照会话手册，不但为辑录清康熙（1662―1723）年间北京官话口语的珍贵材料，且为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据太田辰夫（1991：212―220），北京话语法特征可以概括为七点（这些特点不都始于清代）：1）第一人称代名词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用“咱们”“我们”区别，不用“俺”“咱”等；2）有介词“给”；3）用助词“来着”；4）不用助词“哩”而用“呢”；5）有禁止副词“别”；6）程度副词“很”用于状语；7）“～多了”置于形容词之后，表示“……得多”“……得远”的意思。

比照以上七个特征，《四字文》呈现如下特点：1）人称代词有“我们”“你”和“他”，未见“咱们”“俺”和“咱”；2）未出现介词“给”； 3）未见助词“来着”，有多例用助词“着”，如“打着火把”“拄着拐杖”等；4）未见助词“呢”，也未见助词“哩”；5）未见禁止副词“别”，但有“不要”的用法，如“不要说嘴”； 6）未见副词“很”；7）未见“～多了”的用法。凡此种种，可见《四字文》似并未呈现出明晰的北京话口语语法特征，但我们从其他条目又找到诸多北京话的影子。太田辰夫（1991：217）认为《红楼梦》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写出来的文学杰作，其叙述部分多为古白话，对话部分接近北京话，如“便”=“就”， “将”=“把”，“与”=“和”，“为”=“被”等。《四字文》也分明可见此类古白话和北京话口语共现的样貌，如“一说便成”“便是万幸”和“就要起身”“就辞去了”，“将我捉住”和“把我截住”，“与他相交”和“先和我说”，“为人所愚”和“被人骗了”等。

《四字文》所收大部分条目为“四字句”，纷繁芜杂，不易归类。可归纳出的问句，如：多大年纪、怎生开口、是卖的么、谁敢不来、甚么官职；数量词组，如：一株老杏、两把青菜、一座大楼、一个酒店；介词词组，如：贴在墙上、用手扯住、和你进去、与你商量；“了”字用法，如：十几岁了、我晓得了、进京去了、打了十棍、枉赖了我；“被”字用法，如：被他、被他谎了、被他看轻、被人笑死。另有“把”字用法、使令句等丰富句式。以下列举出的部分“四字句”条目五花八门，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动有趣：

这等苦气、这个罪名、起课先生、借个使使、吃不多酒、太容易了、十分有趣、真个没有、委的没有

总记不得、有此手段、这般情由、女红针指、止痛的药、小可的事、浑金匣子、十龄、死也不服

少人使唤、落人圈套、事已八九、禀他一声、进去小酌、早知如此、不瞒你说、白眼看人、又来胡说

说话太狂、直说罢了、不能近身、住得安稳、天气蒸热、相公住手、看热茶来、被人笑死、越想越恼

借我用用、说来说去、骂个不住、吞下肚去、将油烧滚、打着火把、点上灯火、取戳子来、买件棉衣

从整体来看，《四字文》原本要收录的是较为雅致的文辞，但却收了一些口语性质的短语，但仍具明显的文语（或古白话）色彩，并非那些俚俗的北京话方言土语词汇。这一特点对我们了解当时北京“官话”的使用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就反映北京方言口语词汇方面则远不及清末威妥玛所编写的北京官话口语教材《语言自迩集》。[14]

附 注

[1]近年有学者在海外发掘出早期西人编纂的汉外双语或多语字典手稿，为早期西洋汉语研究史不断提供新的材料。如姚小平（2007）、董海樱（2011）。

[2]针对《四字文》一书前言、馆藏著录等正文以外的材料的研究，参见拙文《〈四字文笺注〉所见欧洲早期汉学线索》。

[3]1796年，奥地利人亚罗斯・逊纳费尔特发明石版印刷术，1850年，欧洲出现了石版印刷机（来新夏 2000：9）。可见，此书的出版正是在石版印刷机在欧洲出现并推广之后。

[4]《四字文》前言中说明：书稿的誊写工作由大英博物馆的誊写员Hornblow完成，另两位人员完成校对工作（笔者译）。

[5]此段英文原文为：“This Collection of Phrases is believed to be a fragment of a very extensive work by some one of the French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at of Peking， the Language of all scholars and official persons， which in China means all persons of rank.”

[6]对于19世纪初的英国来说，中国十分遥远而陌生，英国公众对中国的知识十分贫乏，也缺乏了解的兴趣，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在英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很少的。（黄长著 2005：256）

[7]考狄《中国书目》法语原文：“Cet ouvrage est de labbé de Lionne， évêque de Rosalie， de la Congrégation des mission étrangères. Ce ms. provient de la bibliothèque de Deguignes fils （no. 497 du cat. de sa bibliothèque） et cest lui qui ajouté le titre franais.（Pauthier， Vindiciae Sinicae，p.14，Note.）”

[8]从罗明坚、利玛窦开始，《四书》等中国古代典籍一直是耶稣会士学习中文的教材。（张国刚 2001：251）

[9]《汉语成语大辞典》出版说明中指出：“《汉语成语大辞典》是在《汉语大词典》基础上，对其中成语词条进行甄别、正误、删繁、改写而成的，同时还增补了一些常见而漏收的成语，词典共收古今成语近2.5万条，所收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成语，其他一些非成语性的固定短语如谚语、俗语、惯用语等，原则上不予收录。”

[10]有关来华西人对汉语“官话”的认识，还可参阅江莉（2011）。

[11]张西平（2005）经考证认为此“利玛窦手稿”并非利玛窦所作，但完成年份定为1588年则无误。

[12]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魏若望编《葡汉辞典》，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等出版，2001年；利玛窦手稿（1988）依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书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西字奇迹》依据明末程大约《墨苑》影印，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译著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年；《西儒耳目资》依据明天启六年王征张问达刻本影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3]陈辉（2007：158―162）认为在诸多《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的汉语对应名称中，古屋昭弘之“宾主问答私拟”最为妥帖。

[14]《语言自迩集》收录清末北京话口语词的情况可参阅张美兰（20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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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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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鲁国尧.热点中的热书――序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叶宝奎著.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14.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一本，第三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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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 澳门 999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