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博士心底的泪:绝症父亲是我正义的脊梁

33岁的滕彪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讲师。2003年5月，受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残害致死一案的触动，滕彪等三博士一同以公民的身份公开致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随即，国务院总理作出批示：废止《收容遣送办法》，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人道的《城市生活无着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此举推动了中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举国上下一片叫好，滕彪等三博士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名人。

就在滕彪冒着极大的风险挑战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时，他的父亲被查出患了癌症，已到晚期。这个平凡的、正处于生死之间的老人告诉儿子：“你身为法学博士，应该为这件令人愤恨的事做点什么。”这给了儿子极大的精神支持。这年年底，老人戏剧性地进入中央电视台演播室，亲手为儿子颁发“中国十大法治人物”奖杯……

好父亲精心打造成就了刚烈大气的法学博士

滕彪的父亲叫滕志忠，在吉林省桦甸市苏密沟乡任文化站站长。他和妻子养育了四个孩子，加上父母，一家八口全靠他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维持。

尽管生活贫困，但滕志忠的两儿一女都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只有二儿子滕彪性格孤僻，懦弱又内向。上小学了，他穿鞋还分不清左右脚，有时候穿着一双“外八字”鞋，拖拖拉拉地去上学。直到上初中，滕彪还连亲属都认不全，见到陌生人不敢说话，躲得远远的……如此一来，滕彪成了人们眼中没有希望的孩子。

但滕彪学习很努力，考试成绩一直是班里和年级的前一两名。而他的缺点，也被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这一天，父亲和儿子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谈话。父亲尖锐地指出：“你虽然学习成绩很优秀，但你性格孤僻、小气而缺少男性的刚毅，这会令你无法融入这个社会。如果没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独立精神，会导致你整个人生的失败!”

也是从这一天起，滕志忠开始有意地训练儿子。一天，他让儿子独自去3公里外的二队队长家盖一个公章。一听让自己独自去找一个陌生的“官”办事，滕彪当时就胆怯了，吓得手脚发抖，脸色苍白。滕志忠耐心地告诉儿子跟人见面后的第一句话该怎么说，离开时又该说什么话。直到儿子一句一句复述清楚了，他才让儿子去办事。

滕彪见到了二队队长，硬着头皮按照父亲教他的话，把该说的话一句一句地说完，事情很快就办完了。在回来的路上，滕彪心里一阵轻松：爸爸的话没错，原来接触人并不可怕啊!

以后，父亲又创造机会，支使滕彪去更远的地方取颜料、送信等等，慢慢地让儿子在与陌生人的沟通中有了自信。滕志忠下班后经常带着滕彪上山采野菜、下河抓鱼，一路上给他出谜语、读对联，教他如何观赏大自然。父亲的达观、细致和幽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滕彪人格的成长。

1991年8月，滕彪以吉林地区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成了滕家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为了给他筹集几千元的学费，滕家举家出去借债，全村人都被他们借遍了，父亲甚至去了全村最穷的一家借来60元……为了还债，滕志忠白天四出揽写牌匾的活，晚上回家拼命地赶工。

而在大学里的滕彪，更感到无形的压力。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他硬着头皮上街举牌找做家教的活。一天下来，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但每小时只有5元钱。就是为了这5元钱，他要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大学赶到4公里外的那户人家，每次光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一个多小时。

滕彪把自己的伙食费定在每天两元。有一次，家里的汇款迟迟未到，饿了两天的滕彪红着脸嗫嚅着向同学借了1元饭票，这才吃上一顿饭。吃完，他郑重地把这1元的借款记在笔记本上。11天后，他终于拿到了做家教那户人家发给他的工资，这时他的笔记本上已记下了20多个“债主”的名字……

1996年春，滕彪的母亲被查出骨癌晚期，一时间，巨额医药费把滕志忠的头发都愁白了。好不容易盼到假期，滕彪和弟弟滕鹏急忙赶回家。日夜不离地照顾母亲一个月，开学的日子到了。临走时，父亲把准备好的几百元学费默默地装进滕彪和滕鹏的包里，摸着包里的钱，看着病床上的母亲，滕彪的眼泪汹涌而出。他转回身去，把那几百元抽出一半，偷偷地塞在母亲的枕头下……小弟也眼圈一红，把钱抽出一半留下，不巧让进屋的父亲碰了个正着。从不对孩子发火的滕志忠突然暴怒了：“你们干什么?我这个做父亲的，能够给你们的钱已经很少了……病还有我呢!”

滕彪和滕鹏像没听到父亲的话，把钱默默地推给父亲，父亲连看也不看一眼又把钱推回来……就这样推了几个来回，父亲终于火了，他一把抓起那几百元钞票一撕两半……

那一天，滕家人全哭了。在众人的劝说下，兄弟俩带走了姐姐滕燕精心粘好的钱，他们的泪水断断续续流了一路……

1997年春天，滕彪的母亲病故。两年后，滕彪硕士毕业后，考取了法学博士研究生。而滕鹏一年后也考取了研究生。滕彪边读博士边打工，同时着手研究社会问题。由于自身来自弱势群体，也就更同情他们的遭遇。在调查中，他发现很多来北京的打工者，在遇到一些法律问题时没处求助，就主动为他们解答，并撰文呼吁政府给来京多年、贡献巨大的打工者以“京民”待遇。滕志忠欣喜地看到，在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的同时，滕彪的个性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那个懦弱的男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刚烈大气的法学博士。

2002年底，滕彪顺利地拿到法学博士学位。他万万没有想到，灾难竟降临父亲身上。

父亲在生死之间儿子冒死维护宪法的尊严

2003年春节期间，滕志忠因脖子上的一个瘤动了手术。在做恢复检查时，意外发现他患肺癌，必须马上做大手术。

动大手术要几万元，而滕家竟没有一分钱存款。万般无奈，哥哥和姐姐哭着将这一实情告诉了到中国政法大学上班才20多天的滕彪。

一听父亲得了绝症，滕彪觉得一股泪水把心都浸透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咬着牙道：“你们不要着急……父亲的手术一定要做，费用由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邻村的滕彪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就急忙送来两万元。原来，救父心切的滕彪在人生地不熟的新单位无处求借，走投无路的他只好求少年时家乡的同学。这位同学也很穷，一急之下用新婚的房子做抵押贷了两万元拿给滕家救急。

3月20日上午10点，滕志忠被推进手术室。手术进行得并不顺利，医生打开滕志忠的胸腔后发现，恶性肿瘤已如葡萄似的一串串长满了他的肺动脉，根本无法切除!无奈之下，医生只好在那些肿瘤上直接注药，以延缓他的生命。

当天中午12点，滕彪从北京匆忙赶回，一下车就守在父亲手术室的门前。守候的四个多小时，滕彪心里一直不停

地默念着：“爸爸，你可要挺住啊!”

仿佛等了漫长的一个世纪，滕志忠终于醒来。他一眼看见因日夜奔波而疲倦不堪的儿子，禁不住老泪纵横：“我做父亲的义务还没尽完，就开始向你要回报了，不应该啊……”

滕彪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爸爸，您不但给了我生命，还给了我正义和良知，您的恩情是我一生都报答不完的啊!您一定要有战胜病魔的信心……”

滕彪在病房里寸步不离地守了八天，滕志忠见儿子为守着自己而荒废了事业，有些烦躁了。他说：“人的生老病死是天定的，你守着我也没有用。你是个法学博士，中国在执法上有这么多不公的事，你不去呼吁，却守着我，这有意义吗?”在他的再三催逼下，滕彪含泪告别了父亲，赶回北京。这时，他得知了一个令他无比震惊的消息――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在广州打工的大学生孙志刚，因无身份证和暂住证被民政部门的“收容遣送站”收容，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情况下，被收容遣送站活活打死。

如此草菅人命!如此践踏法律的尊严!

滕彪马上和北大同学许志永博士和俞江博士联系，许志永和俞江也因为孙志刚案处于悲愤之中。三人一拍即合，当即就在网上讨论起这一案件的严重性和深刻危害。

在讨论中，他们注意到：孙志刚是由于没有身份证和暂住证而先被当地派出所审查，后又依照国务院1982年5月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交收容遣送站收容，准备遣返。他们在北大上学时就经常讨论这个反人权、反市场经济的“收容遣送办法”――要想让孙志刚的悲剧在中国不再重演，就一定要在根源上铲除这一“残酷”法规的存在。

在讨论中俞江突发奇想：可不可以根据《立法法》，以三个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

公开向中国不合理的收容遣送制度宣战，挑战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未来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可能被警告，也可能被开除……他们谁也猜想不出来。三位博士共同分析了他们行动的成败利害后，一致坚定信心：以公民的名义把这种声音发出来!

在家乡的滕志忠也在报上得知了孙志刚惨死的消息。经历了两次大手术的滕志忠正在进行痛苦的化疗――一次次毁灭性的杀伤、一次次翻江倒海的呕吐，但他没有忘记给儿子写信：“又一个无辜的人惨死了，我看着比我得了癌症还心痛。你身为法学博士，该为这件令人愤恨的事做点什么……”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滕彪在回信中谨慎地选择词语，说自己和同学正在关注这件事情，他们做的事可能“影响中国人一生”，他无法预知这件事的结果，但他是按照一个人的良知去做的……

在儿子闪烁的措词中，滕志忠看出了儿子此刻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痛苦。他写信告诉滕彪：“家里培养你，就是为了你能贡献社会。不管你做什么，只要是出以公心，爸爸都全力支持。”

带着父亲的嘱托，滕彪和同学全力投入到“违宪审查书”的写作中。他们遍寻法律依据，一遍遍地修改文稿。经过反反复复十几次的不断碰撞，5月13日，一份《关于审查的建议书》完成，并于5月14日由滕彪亲手传真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有关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行政部门具有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而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力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

我们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我国现行宪法以及有关法律相抵触，使行政部门把那些没有违法的人关押在收容所里，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属于《立法法》中规定的‘超越权限的’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应该予以改变和撤销……

建议书发出后，滕彪等三人在紧张和焦虑中等待着命运对他们的裁决――一天，两天……那时，滕彪最担心的是父亲――如果自己有了意外和不测，在高危病痛中折磨的父亲如何能承受得了！

2003年5月16日，《中国青年报》以《三位公民依法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为题率先这条重大新闻。一时间，中国法学界沸腾了，对滕彪等三位博士挺身而出维护宪法尊严的举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短短几天内，这篇消息的网上点击率超过千万次，各大媒体竞相转载，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三位博士的“违宪审查建议书”更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极度重视。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施行全新的《城市生活无着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迈出了一大步，这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巨大反响，三位博士也一下子红透了中国法学界。

平凡而又平凡的父亲啊亲手颁给儿子荣耀的奖杯

与此同时，滕志忠也得知了儿子的这一消息。儿子的成功像一片阳光照进了他的心，疾病带来的阴翳一扫而光。一段时间后经复查，医生惊奇地发现，滕志忠肺部大面积的阴影几乎完全消失。医生问：“你是用什么特效药么?”滕志忠回答：“我没有什么特效药，全是我争气的儿子给了我战胜病魔的勇气和力量!”

2003年11月初，“全国十大法治人物”评选揭晓，俞江、滕彪、许志永三位年轻博士以绝对的优势当选。当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编导和记者采访滕彪，问他“什么人对你影响最大”时，滕彪脱口而出：“是我的父亲!”当问到“在未来的颁奖晚会上，你希望什么样的人为你颁奖”时，―贯情牵弱势群体的滕彪沉吟片刻，若有所思地说：“我希望他是一个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

2003年11月17日，中央电视台“2003年度全国十大法治人物颁奖晚会”如期举行。当轮到为俞江、滕彪和许志永颁奖时，台上的主持人撤贝宁依然问滕彪：“你希望今天为你颁奖的人，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滕彪脱口而出：“我希望他是一个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

随着撒贝宁的“有请颁奖嘉宾”，一个令滕彪日思夜想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他禁不住“啊”了一声，足足呆了几秒钟，突然觉得血往上涌――爸!他快步跑下主席台，和站在那里的父亲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原来，那天听了滕彪的答复后，编导在震惊之余，更加佩服滕彪。当时他们就突发奇想：滕彪最佩服的是他的父亲，而父亲又是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何不请他来京给儿子颁奖呢?于是他们接老人进京，为给滕彪一个意外的惊喜，事先对他严格保密。

父亲先让儿子看原先因化疗而光掉的头：“看，新发长出来了，我好了。”滕彪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父亲刚刚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做完一次深度化疗，医生告诉他，父亲的生命可能到了最后关头。

父亲把奖杯颁到儿子手里，颁奖词仍是那么质朴和简单：只要滕彪做事出以公心，就要大胆地去做，我们滕家就能支持和理解。

当观众了解了这对父子的特殊情感历程后，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生命最后时刻形影相随父亲给了我正义的脊梁

滕彪知道癌细胞正在一点一点地吞噬父亲的生命，只要一有时间，就带着课题跑回家乡桦甸，陪父亲上街作画。坐在父亲身边，两人没有更多的语言，但能感受到那种来自生命内在的力量。看着父亲的背影，滕彪感觉心底的热泪在一股一股地涌出……这一年，滕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家乡。桦甸人经常看到这样―道风景：一个干瘦的老人和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并排坐在一起，老人谈笑风生地画画，年轻人则一声不响地在他身边读书……

滕志忠渐渐感到自己已时日无多。他劝儿子尽早离开，回到工作岗位。

2005年11月，体重锐减到40公斤的滕志忠终于躺倒在床。他感到大限将至，于是通知滕彪从北京赶回来相见。

2005年12月11日凌晨，一生正直又质朴的滕志忠在儿女的环绕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一刻，滕彪的心仿佛被掏空了……

回到北京后，带着父亲的嘱托，滕彪调整精神，重新深入民间，开始他的法律问题调查和写作，他新阐释的一个个法律问题，不断引起关注和反响。由于成绩突出，33岁的他获得了美国格莱兹曼基金会“社会成就奖”。2006年3月，他又被评为中国维权律师“亚洲周刊风云人物”和“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面对众多的成就，滕彪仍默默地告诫自己：我是父亲的化身，是父亲给了我正义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