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聚落遗产整体保护的探索:生态博物馆之路

摘要：生态博物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兴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理念，该理念是文化遗产视野下博物馆化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化。生态博物馆在全球许多国家得到发展，从欧洲、北美及南美洲，然后逐渐向亚洲、非洲等国家发展。结合国内外乡土聚落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以浙江诸葛村聚落遗产保护为例，思考我国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的生态博物馆之路。

关键词：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生态博物馆；诸葛村

Abstract：Ecomuseum is a new concept that was coined in 1960-70s under the context of a thriving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New Museology.” It is a natural product as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become increasingly crucial to the process of museumization. Ecomuseums have found ways to develop first in Europe，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nd then moved the center of gravity to Asia and Africa. This essay aims at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methods adopted both in and outside China and then focuses on Zhuge Village, Zhejiang，China，a successful example of institutionalizing the vernacular village as a new possible pattern for ecomuseum.

Key words：Vernacular Village；Integrated Preservation；Ecomuseum；Zhuge Village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3-67（6）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威尼斯》已提出，建筑遗产保护不仅包含个别的建筑作品，而且包含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这不仅适用于伟大的艺术品，也适用于由于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在过去比较不重要的作品。①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76），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了《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1999）和《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2005）等有关包括保护乡土聚落遗产的国际文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陆续把一批乡土建筑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诸如捷克的霍拉索维采历史村落保护区，加拿大的卢嫩堡老镇，日本的白川乡与五山的合掌造聚落，韩国的朝鲜历史村落何回与良洞，奥地利哈尔施塔特-达赫施泰因/萨尔茨卡默古特文化景观（图1），我国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图2）、福建土楼（图3）等。保护乡土聚落遗产已成为国际遗产保护的共识。

我国对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有20多年的历史②，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把乡土聚落遗产纳入国家法规的层面予以保护。20多年来各地对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进行了许多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案例，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教训，如对乡土聚落遗产价值的认识不全面，未能完整地保存乡土聚落遗产的各个层面和体现其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内涵；对遗产的真实性不够尊重，干预过多，出现不少随意改造或“保护性”破坏的情况；居民参与或自觉保护遗产积极性的调动及发挥还很不够，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大多数还局限于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遗产的合理展示、再利用也一直困扰着遗产的保护，等等。

随着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引入我国，以及近年来我国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的实践，给乡土聚落遗产的整体、动态保护利用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1文化遗产视野下的生态博物馆理念

生态博物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兴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理念的博物馆，它的出现有其深刻的背景――当时欧美国家社会变革和文化民主的诉求，是生态博物馆产生的重要外在动因；而在博物馆领域，欧美一些博物馆人士强烈呼吁博物馆应当摆脱“精英化”的偏好，真正让大众参与并充分发挥社会作用――对博物馆社会角色的反思推动了生态博物馆的产生。③

生态博物馆最早是由法国的乔治・亨利・里维埃和雨果・戴瓦兰提出来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组织编撰的《博物馆学大辞典》（2010年版）对生态博物馆的表述为：“生态博物馆是一个致力于社区发展的博物馆化的机构，它融合了对该社区所拥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展现和诠释功能，并反映某特定区域内一种活态的和运转之中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同时从事与之相关的研究。”挪威生态博物馆专家约翰・杰斯特龙对生态博物馆概括是：“区域－遗产－人口－记忆－教育－参与－生态－独特性。”[1]显然，与传统博物馆的核心是藏品、博物馆建筑、博物馆技术和专家，观众要进入其中才能完成博物馆的过程相比，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整个社区，它既是整个社区的生活整体，也是社区的历史以及未来，观众要融入社区才能完成博物馆的过程④。

根据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强调整体保护，即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的整体保护与展示；（2）强调原地保护，即相关保护、展示不脱离原生地；（3）强调居民参与，即需要当地社区、居民的普遍参与；（4）强调动态保护，即在发展中保护，注重社会文化、环境的和谐与发展。[2]

这一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及其环境整体、原址保护和居民参与的理念正是国际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在《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中提出：“古迹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由于时间和人类所建立起来的和谐极为重要，通常不应受到干扰和毁坏，不应允许通过破坏其周围环境而孤立古迹；也不应试图将古迹迁移”；“应开展教育运动以唤起公众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广泛兴趣和尊重，还应继续努力以告知公众为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现在正在做些什么，以及可以做些什么，并谆谆教诲他们理解和尊重其所含价值”⑤。该《建议》提出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及其周围环境的重要，以及启发和教育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要求。《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也强调了：“每一历史地区及其环境应从整体上被视为一个联系的统一体，其协调及特性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联合，这些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并进一步指出“在农村地区，所有引起干扰的工程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所有变化应小心谨慎地加以控制，以保护自然环境中的历史性乡村社区的完整性。”同时要求“鼓励全体民众认识到保护的必要性并参与保护工作。” 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中也指出：“民居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的作用，应加以鼓励，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关系到他们周围的居民。”⑦在《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原则”中明确“不仅在于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构成形态，也在于使用它们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在它们身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想。”[3]这些国际遗产保护文献的精神基本体现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我国国务院在2005年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国务院首次明确使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界定了其涵盖的两大范围。生态博物馆是将某一乡土聚落等特定区域整体作为博物馆空间，通过博物馆化的展示手段和形式来展现当地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色，吸引外来参观者，在保护文化遗产多样性和自然环境的同时，提供考察、参观和旅游服务。因此，可以认为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是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博物馆化的体现和实践的深化。

2乡土聚落生态博物馆的探索

生态博物馆出现以来，在全球许多国家得到发展，从欧洲、北美及南美洲，然后逐渐向亚洲、非洲等国家发展。生态博物馆在不同国家、不同条件下的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各国在工业遗产地、动植物保护区、乡村文化景观等领域取得了成功经验。如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和实践是由一些学者与当地政府、社区、文化和旅游协会共同创造设计，力图以一种保护和创新地持续利用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方式，将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遗产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体化地、整体互动地展示给意大利国民和外来的旅人，借此保护乡村的自然和历史人文景观。意大利乡村的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不是局限于在某一个社区建造一个有形的博物馆，而是将社区整个自然和人文环境一体化的一种表现方式。人们称之为“没有墙和门的博物馆”。[4]此外，在挪威等其他一些国家，也建有乡村生态博物馆。日本农林渔部在1988年曾提出采用“乡野环境博物馆”计划，预想一种保存自然环境、景观和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该计划的要点是：（1）忠实于当地的历史和传统文化；（2）核心设施、临近设施或者是环绕核心设施，分散在该区域的展示设备将被有组织地通过小道相联系；（3）展示是露天的，例如传统农业设施的再生产以及美丽的乡野景观的修复，在必要时可以规划建筑物的户外展览；（4）乡野环境博物馆将启发当地人对景观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认识，将促进他们的积极参与；（5）根据各地方的情况，市政府或者是半公共的企事业机构将被委托运作这些博物馆，并努力使其能够活下去，而且成为一个有效的机构。[5]这种理念也是来源于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由于该计划没有列入教育、文化、体育、科技等官方部门的管辖而未能实施，但对日本生态博物馆的形成起了一个触发器的作用，在提高公众对生态博物馆的意识和兴趣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在中挪政府共同努力下，于1998年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苗族村寨建成。这里居住着一支远离外界，仍然生活在山区自然经济和古老文化中以长牛角头饰为特征的苗族分支。村民每年有几个月要到山下背水，生产、生活十分艰苦。在建立生态博物馆时，村寨仍保存和延续着自己非常古朴、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平等的原始民主，十分丰富的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仪，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精美的刺绣艺术。但他们没有文字，靠刻竹记事，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这些古老文化所以能够传承至今，是因为他们仍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古老环境中。建立生态博物馆就是为了保护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使这些村寨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会丧失自己。项目首先是用挪威政府的捐款和中国政府的拨款，进行引水上山、引电上山工程，并修筑进出的山路。村民生活、生产大为改观，开始接受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接着，又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由村民出工建了资料信息中心，村内有了自己的文化活动中心，培训村中的年轻人运用照相、摄像、录音等技术开展文化记忆工程。生态博物馆的价值开始逐步实现。其后，贵州、广西、云南、内蒙古等地陆续建设了一批传统民族村寨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专家指导下的政府行为，村民参与其中。然而经过多年的运行，出现了一些问题，与预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显然要生活在经济仍非常落后地区的居民具有文化的“自觉”为时过早，生态博物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5年中外学者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总结为《六枝原则》：（1）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2）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3）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4）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5）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6）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7）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8）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9）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这是中国生态博物馆与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接轨，对中国发展生态博物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诸葛村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的生态博物馆实践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浙江在历史文化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实践中，也试图探索一条“区域、遗产、居民”的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之路（图4），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成果，其中以诸葛村最为突出。

诸葛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是汉族地区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初步得到发展的古村落。村落面积约1km2，村内有1 000多户，其中诸葛氏有3 000多人，是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村落依丘陵山冈而建，全村以诸葛氏总祠丞相祠堂（图5）和纪念诸葛亮的专祠大公堂为礼制中心，分成孟、仲、季三个房派的崇信堂、雍睦堂和尚礼堂，即三个聚落组团，每个聚落下面还有若干“众厅”。村落传统格局及历史环境保存较好，村内仍保存明、清建筑200多幢（图6）。此外，还保存了丰富的传统民间民俗文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后原先由集体使用的厅（祠）堂成了村民堆放农具、稻谷、柴草等杂物的地方，甚至有些村民把猪、牛也圈养在厅堂内。由于这些厅堂无人管理，只用不修，诸葛村的多座厅堂濒临倒塌。当时尚礼堂、崇信堂房派的部分老人和村干部站出来，商讨抢修、保护办法。但因集体没有资金，便决定向村民和社会筹资，成立了由村干部、老同志组成的筹资小组，挨家挨户向村民筹款，多则几百元，少则五元十元，同时发函向在外地工作的本厅堂房派的诸葛氏自愿认捐，很快抢修了尚礼堂和崇信堂。修好后选出专人管理（村民们称之为厅长），并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之后村里又先后集资抢修了崇信堂、花园厅、雍睦堂以及大公堂等多处建筑。

上世纪90年代初，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教授率领的乡土建筑调研组来到诸葛村，被诸葛古村落群体的规模之大、建筑类型丰富、结构精美并且保存得如此完整而惊叹，同时也为诸葛村村民对古村落保护的热情和村民的好客而感动。调研组的呼吁引起了兰溪市政府的重视。1992年，兰溪市政府公布诸葛村为兰溪市历史文化名村、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了由市政府、文化局、镇、村组成的“诸葛村文物保护领导小组”。1994年，诸葛村试行对外开放。1996年诸葛村的价值受到相关专家的充分肯定，与邻近的长乐村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虽然在保护与发展旅游过程中也有过一些曲折，但在村里聘请的以陈志华教授为首的专家组指导和政府部门支持下，诸葛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保护修缮了3万多平方祠堂、民居，对村落水系、道路等环境进行了整治、修复，并发掘、保护、传承和恢复了每年阴历四月十四和八月二十八的传统祭祖活动和元宵的板凳龙灯会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利用丰富的乡土建筑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在村内设置了诸葛亮生平事迹、中医中草药文化、乡土民俗文化等特色鲜明的陈列场馆，实行自我管理。在村外新建了居民新区，疏解了部分古村人口；村内居民仍照常生产、生活。每年都有几十万的国内外公众来此参观、休闲，年收入已突破千万。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保护、展示的经费也得到较好的解决。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利用和居民生产、生活水平均有了大幅提高。遗产保护已成为村民的一种文化自觉，乡土聚落保护和发展利用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诸葛村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实践，受到国家文物局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2007年国家文物局与无锡市政府联合召开的“乡土建筑保护――无锡论坛”特别邀请诸葛村和专家就诸葛村乡土遗产保护实践作了专题发言[6]，并组织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诸葛村。诸葛村虽然未冠“生态博物馆”之名，但其应用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俨然与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相一致。生态博物馆的创始者雨果・戴瓦兰先生曾说：“生态博物馆不是单一模式……有的博物馆，其性质是生态博物馆，但他们使用其他名称，在拉丁美洲见到更多的是使用‘社区博物馆’一词，在西班牙使用‘文化公园’一词，在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和加拿大使用‘遗产项目’一词”。[7]可以认为诸葛村遗产保护实践就是一个践行“生态博物馆”之路的乡土聚落遗产整体保护的杰出范例！

4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的思考

诸葛村的案例给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一）居民对自己传统文化认知，即文化自信很重要，只有认识到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具有意义，才有可能去保护它、爱护它，并成为自觉的行动，参与到遗产保护的行列中来，成为文化的主人，这是乡土聚落遗产保护能否实现的关键；当然，民居如何才能认知自己传统文化并自觉参与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这与居民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具备基本经济条件密不可分。这也是东部地区乡土聚落遗产探索生态博物馆之路的有利条件。

（二）政府的支持和专家的指导是乡土聚落遗产保护成功的重要因素。乡土聚落遗产的整体保护首先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及上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重点应包括政策和资金等层面；实施乡土聚落遗产保护项目，应当得到相关专家在项目的宏观上以及具体的业务指导和帮助，这样才可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行，少走错路、弯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对乡土聚落遗产应当全面认识、客观评估，整体保护。乡土聚落是传统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和缩影，应当研究并认识其包含的各个方面，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民居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等等。对此，《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有准确、全面的阐述：对传统建筑的保护必须在认识到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和认识到尊重社区已建立的文化特色的必要性时，借由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来实行；对乡土建筑、建筑群和村落所做的工作应尊重其文化价值和传统特色；乡土性几乎不可能通过单体建筑来表现，最好是各个地区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乡土性；乡土建筑遗产是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关系在保护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予以考虑；乡土性不仅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和物质形态，也包括使用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想。⑧应当在此原则基础上，对相关个体案例进行客观、必要的具体评估；从各个层面分别予以保护、保存和传承。

（四）保护乡土聚落遗产，应当采取“动态”的方式，既要尊重原住居民继续居住的权利，又应关注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乡村经济社会与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乡土聚落遗产地与许多文物古迹不同，是“生活着”的遗产。如果采用“凝固”的方式保护这些遗产，不但民居难以接受，而且也不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和意愿。对于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中均有相关表述，⑨我国颁布实施的一些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也有规定。⑩因此，不应把乡土聚落区域内民居都迁走，把遗产凝固起来或完全改变村落性质，作为游览场所。要在保护遗产的前提下，疏解区域内过渡拥挤的人口，努力改善人居环境和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必要的配套设施，适度提高居民的生活条件，在乡村经济社会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为居民参与遗产保护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注释：

①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即《威尼斯》，1964），定义，第一项。

②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1986年12月8日）附件中提出：“对一些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也应予以保护。”之后，各地陆续公布了一批包括乡土聚落在内的保护名录。

③安来顺：《国际生态博物馆四十年：发展与问题》，“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会议交流材料，福州，2011年8月。

④潘守永： 《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观察与思考》，“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会议交流材料，福州，2011年8月。

⑤《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一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⑥《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即《内罗毕建议》）总则4、34、4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会议于1976年11月26日在内罗毕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⑦《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原则和目标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第八届会议于1987年10月在华盛顿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⑧ 见《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原则。

⑨《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总则5“……确保历史地区与当代生活和谐一致”，技术、经济和生活措施46“保护措施不应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一般性问题2、3 “正确地评价和成功地保护乡土建筑遗产要依靠社区的参与和支持，依靠持续不断地使用和维护”。“政府和主管机关必须确认所有的社区有保持其生活传统的权利，通过一切可利用的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来保护生活传统并将其传给后代。”

⑩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九届十四次会议通过《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1999年7月30日公布实施）第十三条：“（四）适应城市居民现代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此条款适用于历史文化保护区。

参考文献：

[1][挪威] 陶维・达尔．生态博物馆原则：专业博物馆学者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参与[M]// 海.交流与探索――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2]单霁翔.发展生态（社区）博物馆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N].中国文物报，2011-08-31.

[3] 陈志华，赵巍．由《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引起的话[J]．时代建筑，2000（3）.

[4]杨福泉．没有墙和门的博物馆――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的启示[J]．人与自然，2005（7）：88-91.

[5][日]大原一兴．当今日本的生态博物馆[M]// 海．交流与探索――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6]诸葛坤亨．诸葛村古村落保护与利用工作汇报[M]// 国家文物局文保司，无锡市文化遗产局．乡土建筑保护论坛文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8.

[7][法]雨果・戴瓦兰．二十世纪60－70年代新博物馆运动思想和“生态博物馆”用词和概念的起源[M]// 海．交流与探索――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