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金塔寺石窟艺术

[摘要]金塔寺石窟是马蹄寺石窟群的一部分,因地理位置偏僻、对外开放不够等原因,没有太多具体资料可寻,但其却具有重要的石窟研究价值。笔者经过实地考察,对金塔寺石窟的造型特点及历史背景作了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就其形制、塑像特点等作简要探讨。

[关键词]北凉时期;石窟艺术;金塔寺石窟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26-03

一、金塔寺石窟的地理环境

金塔寺石窟是马蹄寺石窟群的组成部分之一,位于甘肃张掖肃南自治县大堵麻乡李家沟村西面的红砂岩崖壁上,身处祁连山境内的崇山峻岭之中,两山相夹,溪水潺潺,石窟距地面60余米,一条211级石梯攀岩而上,山崖上凿有两个中心塔柱窟,分别称为东、西二窟,且二窟相距约8米,又称为双窟。

二、金塔寺石窟的基本形制

在我国广袤的河西大地上散布着多处石窟,主要有酒泉文殊山石窟群、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群等,肃南金塔寺双窟是保存较好的早期石窟之一。在早期石窟的基本形制中,保存最完好的当属雕塑。金塔寺石窟属于早期洞窟的主要形式:塔庙,平面作长方形,前部有“人”字坡屋顶,横梁两端有木质斗拱承托,完全仿照中原木质建筑,后部有中心方柱,这和敦煌莫高窟第254、257、251窟等早期洞窟属于同一形制,适合善男信女右旋绕塔巡礼观像。由于年代久远、地质灾害等原因 ,木质结构的“人”字坡屋顶早已不复存在,仅留双窟内正中一中心方柱。双窟皆坐北朝南,方柱分塔身和基坛两部分,上下一致,直达窟顶,四面分三层开龛造像,窟内四壁不开龛,东窟规模较西窟大。东窟窟宽9.7米,残深7.65米,高6.05米。窟顶为覆斗顶盖平顶。西窟窟宽8米,残深3.25米,高约4.2米。

从开窟规模和基本形制看,原有壁画内容很丰富,但由于温度、湿度以及北凉以后无修缮补充的原因,现在已所剩无几,难以辨别。现在壁画主要有部分千佛、飞天、说法图、供养菩萨等内容。东窟四壁共有三层壁画,层次布局基本保持原貌即千佛形象,里面两层可能还绘有其他内容,现已不详,最外层局部还保留一些千佛。在西窟顶部左面平顶部分纵向画两排飞天,每排七身飞天均头朝窟口,形体较大,披巾繁多且飞扬,手托香炉,衣饰、发式各异。这组飞天以土红线起稿,间夹石绿,动势各异。在西窟顶部左边底层绘有两排供养菩萨,上排八身,下排十一身,上排供养均斜披络服,披巾绕手肘下垂,下层供养均束发,着右袒袈裟,双手托举贡品,绘画线条简练劲道,施色淡雅明快,在早期石窟壁画中别具一格。

金塔寺石窟的研究价值重点在于塑像,塑像是金塔寺石窟的主体,一般多为泥塑像、石胎泥塑像,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红砂岩的采用有直接关系。可见统治者开窟之前在选地、选材上颇费心机。金塔寺早期的石窟塑像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有佛、菩萨像,如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说法像、禅定像、思维像,以及中心柱四面宣扬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苦修、降魔、成道等所谓“四相”、“八相”等内容。建造于北凉时期的金塔寺石窟造像内容主要为佛、菩萨、弟子、飞天、化生等形象,其中佛包括结跏趺坐佛、倚坐佛、交脚佛,菩萨包括胁持菩萨、思维菩萨以及供养菩萨等。北凉时期的彩塑相对于之后的北魏、西魏、北周、隋、唐显得题材范围狭窄,单独佛的造像很常见。在金塔寺石窟中已有一佛二菩萨的实证,说明在北凉时期就已出现以上提到的菩萨形象。北周时期,阿难、迦叶二弟子和力士等形象才陆续出现。可见,佛教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也是通过时间和地域风俗的考验代代相传、逐渐积累融合而来的。

敦煌莫高窟第268、272、275窟开凿于北凉时期420~439年,是北凉王沮渠蒙逊在建国23年后出兵敦煌而建造的,其家乡张掖临松一带的金塔寺石窟很可能在敦煌莫高窟之前就已经建成,后又不断完善发展。所以,这一时期两地的石窟造像和壁画特色有很多共同点,除此之外不同之处也很突出。由于两地风俗、地域特征的不同,金塔寺石窟造像真切地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容貌和衣着特征,这也是当时该地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

三、金塔寺石窟的造像特点及艺术特色

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石窟艺术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面貌,从中也能发现其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金塔寺石窟与河西诸石窟的造像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塑像方面,佛像面目丰圆,细眉长眼,鼻梁高耸且直通额际,嘴小唇薄,而佛像头上的肉髻,不似犍陀罗式的多作卷曲状,是根据汉人头发平直的特点多作磨光高肉髻,身体健壮,佛与菩萨体现的是北方民族强悍的性格。身着两种服饰,一种是通肩,另一种是右袒,内穿僧支,右肩有偏衫。衣纹处理有贴泥条式和阴线刻、按捺式多种,龛外胁持菩萨一般面相浑圆,服饰自由,有左或右袒式袈裟、通肩式袈裟、披发、披帛、着裙以及穿犊鼻裤等多样风格。金塔寺最具特色的是形态各异的飞天形象,其飞天的塑形方法和表现风格较之“中国四大石窟”中的飞天形象是绝无仅有的。其形体比较浑厚,一般呈“U”、“V”字形,高肉塑圆雕,立体感强,形象上接近莫高窟275窟左壁绘制的飞天。金塔寺飞天塑像主要集中于东窟中心柱四壁主佛上部的第二层和第三层龛楣周围,飞天均为彩塑,衣纹服饰施以石绿、菁蓝、朱红等色,面部和手脚则用白色或肉色。发髻、眉毛、眼睛则用黑色。其装束也是各具特色,或头戴宝冠,或梳头挽,或披发垂肩,或袒露上身、下身着裙。飞天均颈饰项圈,胸系华绳、璎珞,臂饰臂钏,腕饰手镯,掌心都盛开着一朵莲花。形态上大多相对作凌空飞舞势,大部分面朝外侧,体态活泼可爱,面带微笑,神态安详恬静,双臂舒展,充分体现出对佛国极乐世界的满足感。金塔寺石窟的飞天和菩萨装饰多达六七种之多,并且很少有相同的。这些新形式的出现,对于研究河西诸石窟艺术造像的相互联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常书鸿先生曾援引鸠摩罗什的言语这样描述飞天形象:“飞天见舍利佛,于佛前受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中欢喜踊跃无量,各个脱身上所著上衣,以供养佛。”因此,金塔寺石窟飞天袒衣裸胸的形象就可以理解了。但在早期石窟中飞天多以壁画形式出现,如阿富汗巴米羊石窟、西域龟兹石窟等,包括后来的敦煌莫高窟及河西其他石窟都是如此。金塔寺的悬塑飞天则极为少见,由于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风格特点,不仅在整个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中独具风采,而且它还是东方古代雕塑艺术中表达运动着的半裸人体美的杰作。20世纪50年代,史岩在其发表的《散布在祁连山区民乐县境内的石窟群》一文中提到,金塔寺和千佛洞的北朝石窟中所见高肉雕的大型飞天、千佛、菩萨和莲花生童子等,富有创造性,又是接受了影塑的传统形式更进一步的发展,它给人们的感受力大大超过影塑,艺术家具有更健全的想象力、更高度的表现技术、更丰富的造型经验和大胆的构图设计能力。

除了以上关于佛、菩萨、飞天的论述之外,位于东窟中心塔柱的东龛主佛两侧的龛楣上雕刻的有翼龙形象尤其值得关注,在北凉、北魏、西魏、北周的历史长河中,北凉时期最早出现的翼龙就在金塔寺东窟,这种说法和段文杰先生在《敦煌研究文集》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一文中提到的“北魏时期龛楣两端已出现翼龙,凤首装饰,凤的敏捷,龙的矫健,各有不同特点”有共同之处。金塔寺石窟翼龙图案的出现说明翼龙最早应出现于北凉时期,而非北魏时期。龙的形象出现并非偶然,它同佛教教义有直接联系。这方面的研究见于李怀顺、魏文斌、郑穆国所撰《麦积山石窟“伏羲女娲”图像辨析》一文:“龙,八部众之一。群龙之首,称为龙王或龙神。一般谓龙为住于水中之蛇形鬼类(或谓属畜生趣)具有呼风唤雨之神力,亦为守护佛法之异类。在印度神话中,乃人面蛇尾之半神,种族有一千,为迦叶波之妻歌头所生,住于地下或地下龙宫。在印度自古以来即称为那伽之种族。其种族有多数种外,散居于现今印度东北阿萨密及缅甸西北部等地,崇拜龙蛇。龙及二龙常出现于佛教典籍之中。天龙八部,略称八部众,指天神,龙蛇等护持佛法的八种守护神,此八部众系佛之眷属,受佛威德所化而护持佛法。因此,在大乘教经典之中,彼此也往往是佛陀说法时的会众。《舍利佛问经》等载‘八部’是:天众,龙众,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迦。《法华经》云:‘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

以上经典和文献记载都说明,龙作为八部众之一,与天众一样,同属八部之首,自然承担着护持佛法的重任。因此,出现于佛教石窟造像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在早期石窟中,窟龛的装饰题材较常见龙饰图像,以“双龙龛楣”的形式为主要表现形式。敦煌石窟中,一般绘塑于中心柱东向龛的上龛沿,也有少数在中心柱的其他面向的龛沿或壁龛。其结构形式为:以一龙身连接两龙头,呈口向下的半椭圆状,在上部龛沿绘塑,龙头一般对称地位于龛的1/2或1/3处。莫高窟北凉272窟西壁龛上所绘的双龙龛楣是最早出现的敦煌莫高窟的龙图像。河西金塔寺东窟中心柱东向面底层佛龛龛楣塑龙首,被认为是石窟中出现最早的龙首装饰。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双龙龛楣源于凉州且与毒龙石窟的意向有关。金塔寺石窟的龙呈浮雕状,泥塑彩绘,龙首向佛,颈部及前足趋向外侧,龙首作扭转状,有飞腾呼啸之势,龛楣两侧皆对称,有翼,这和段文杰先生所称翼龙符合,龙翼有鳞,首及颈部皆有龙须,创作手法简练概括,直线造型,绘以菁蓝,龙首间有朱红,和佛、菩萨、飞天色调一致,冷暖色交接和谐,丰富而统一,呈现出北凉时期的简朴、沉着、庄重之感,具有很高的审美意趣和艺术价值。

四、北凉历史概况和佛教的发展

北凉时期为397～439年,历时43年。除由汉族段业持政4年外,其余39年则为沮渠蒙逊父子主国。《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云:“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世焉。”卢水胡,是一种以农业为主的定居民族,其汉化程度很高,沮渠蒙逊其人“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魏书•释老志》记载:“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亦记:“沮渠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道。”佛教自西域传来首及河西地区,魏晋以来,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武威,即凉州,凉州僧人多西行求法。《魏书•释老志》记载:“河西自张轨以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的,其旧式村蚁嗍,多有塔寺。”沮渠蒙逊统治时期的凉州都城初期位于现在张掖区域,亦是当时中国的译经中心之一。由此可得出马蹄寺石窟群之金塔寺石窟是皇家寺院的结论。北凉佛教的兴盛主要表现在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修造佛塔方面。北凉既弘佛法,又聚禅僧,文献记载新疆以东最早的较具规模的开窟造像,始于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兴造的凉州石窟。可以说,佛教在北凉时期由于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以及地域优势,使其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今天,河西一带遍布的石窟群,尤其是从敦煌莫高窟遗存足以看出当时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和辉煌。毋庸置疑,沮渠蒙逊统治的43年对佛教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当然在当时用佛教来麻痹和统治汉族、匈奴等多个少数民族杂居的区域必然是最有效的方式。这也成为后来统治者们惯用的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的主要途径。石窟寺的兴起说明佛教的发展之外,从另一层面上讲,它亦是统治者呈现其权威的象征。佛即统治者,拜佛就是在拜统治者,人们在拜佛的同时祈求佛赐予他们安定的生活、来年的丰收等一切美好愿望的实现。石窟寺的开凿是佛教传播的主要形式,统治者用视觉语言传达佛教教化教义,通过造像、壁画、建筑等方式在制造一种神秘感的同时使人们更加相信佛的力量和佛能决定一切的谎言。总之,沮渠蒙逊的统治理念与北凉石窟的兴起和佛教的发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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