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治改革典范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说“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在县委书记权力出现日益膨胀的大环境下，王天琦能站出来自我割肉，自断胳臂，公开晒权，自限权力，使自己这个县委书记的权力得到有效规范。并把睢宁县委、县政府的决策权、执行权、用人权等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探索公开透明的运行路径。

王天琦步入睢宁政治舞台是2006年3月11日，这一天，中共睢宁县委召开全县领导干部大会。徐州市委组织部领导在会上宣布王天琦任睢宁县委副书记、睢宁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这时的睢宁，虽然自然条件不比邻县差，但是发展却比邻县慢，是徐州地区的“经济洼地”。深究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一是干部队伍乱——爱喝酒，不干事；搞内耗，爱“找事”；好告状，爱整事；不团结，搞内讧；见群众，爱摆谱……问题很多，成为阻碍睢宁发展的症结，也是“政治洼地”。二是民风凶悍，好闹事，好诉讼，好上访，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状况差——形成“社会洼地”。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睢宁陷入徘徊不前的怪圈——越穷越折腾，越折腾越穷。

睢宁该怎么办？睢宁的出路在哪里？历届县委、政府领导班子都在思考、探索变革的路径。2008年6月起，睢宁开始“简政放权”等综合改革，逐渐从上述“怪圈”跨出。

县委书记 自限权力

不破不立，不止不行。

王天琦深深地认识到睢宁积弊太深、太久，必须改头换面。2008年6月，王天琦任睢宁县委书记。2009年，睢宁县被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确定为“全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县”，成为全国仅有的三家试点县之一。对于王天琦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一柄改革的尚方宝剑。王天琦在睢宁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披荆斩棘的树立起一个县级政改的传奇典范。

县级政治改革的核心是“限权”。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指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其实质是县委书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时任县委书记的王天琦首先自我限权。制定权力清单，划清权力边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止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让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所有干部谋私利的机会大受限制。对此，王天琦曾打趣地感叹道：“限制权力等于自断胳臂，自己有痛感，别人无知觉。”

其次是建立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制衡机制。政府常务会决议权，县委常委会行使否决权，两者相互限制又相互协调，有效防止了不当用权。重要决策先由人大、政协调研拿出方案建议，县委、县政府按职权形成决策方案，面向社会公示，公开征集意见。群众的意见和利益被充分重视，大大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

最后是规范领导干部用权。推行行政审批中心“一站式”服务、“一表制”审批、“一费制”收费，使行政审批部门的自由量裁权得到了有效限制。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审批环节净利落的砍掉，审批时限大大压缩。

严管干部 常态问责

在被确定为“全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县”之前，为了严管干部，解决干部作风问题，改善干群关系，睢宁2008年初分别出台了《禁酒令》等系列禁令和《领导干部“六不准”》等廉政清规。王天琦在一次采访中说：“长期以来，睢宁的干部和群众对立情绪比较严重，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觉得，首先应该把干部管好，也就是解决官风问题，靠官风带动民风。”

首先，有言在先，无例外执行。王天琦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很多问题从最根本上讲，不是缺制度而是缺执行。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破冰之举”的禁酒令。很多地方都有禁酒令，但是效果不理想，睢宁“禁酒令”之所以有成效，是因为有铁的纪律和无例外问责。“禁酒令”下达以后，有一个乡镇镇长去邻近的安徽某县办理公务，中午吃饭时，“碍于情面，只喝了一点”却被举报，查实此事后被免去职务。

其次，建立无例外常态问责机制。立起干部勤政规矩，一是实施勤政问责，干部“一切立足于干成”，“工作上去，干部上去，待遇上去”。二是开展民意问责，每年开展一次民意调查，把民调结果作为干部流转进退的重要依据。“干部干不干，群众说了算”。三是实行廉政问责：推进“五治”、“两处”，即“治乱、治浮、治散、治庸、治贪”和“严处诬告，严惩贪渎”。鼓励党政事业机关自纠自查，明确规定凡是主动自查自纠的，在考核中不扣分反而要加分。

最后，在全县开展拉练工作法。提高干部队伍的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干部的心理承受力和忍耐力。同时，出台相关措施对受处分的干部进行教育回访，经考核确认符合重新使用条件的，按程序票决通过后重新使用。

党务公开 阳光执政

王天琦在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时，把县委、县政府的决策权、执行权、用人权等权力置于阳光之下，使干部和群众的知情权不断提高，党委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公信力也不断提高。一是公开决策，对不违背组织原则的议题提前预告，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列席旁听，决议结果向社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全程直播的县委常委会和全委会，就涉及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重要规划、重点工程进行公开决策，现场讨论，现场接受群众质询，现场公开票决。二是公开执行，将各镇、各部门的目标任务在当地报纸、电视台、政府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开，让群众看进度、看结果。并定期进行考核测评，启动问责机制。三是公开用人，建立“毛遂论坛”机制，每月举办一次论坛，鼓励各类人才走进现场，发表见解、展示才华，在公开竞争中发现后备干部。

权责透明 立体监督

不仅县委、县政府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王天琦还要求县级以下各部门各乡镇的权责也公开暴晒出来，接受人民群众全方位的立体式监督。首先是公开领导干部手机、职责分工。县委、县政府督查室和县经济110负责分办、督查群众短信反映问题的落实情况，责任部门当天与发信人见面，事件限期办结，对48小时内没有回复或敷衍塞责的，公开进行问责。其次是建立网络评论员和网络发言人制度，引导民意监督。各镇、各部门确定一名领导班子成员担任网络发言人，实名注册，运用网络实现党委政府在虚拟社会的常态发声，引导并动员群众行使监督权，让群众敢监督、能监督、会监督。最后，实行“一述双评三监督”，清扫了不良作风滋生的土壤，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

顺应民意 开门纳谏

针对“官员讲话老百姓不想听、不愿听、听不懂、也不信”这一隔阂，睢宁县进行了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努力解决“话怎么说，会怎么开，事怎么办，媒体怎么用”四个问题。

王天琦要求干部不讲官话、空话、套话，对会议讲话限定时间，对讲话稿和会议形态进行年度“最佳”和“最差”的公开评选，并给予表彰和预警。对于非性会议，根据议题编制一个“接地气”的会议方案，会议当天通过电视、网络直播，接受群众提问，与网友对话。在媒体利用上，睢宁报纸和电视的头版头条上既有书记、县长传达县委、县政府相关主张的版面，也有人民群众表达心愿、意见和质询的空间。干部和群众有了共同的交流平台，也就更能相互理解和支持了。

创新管理 整顿民风

睢宁改革的前五步主要立足于严管干部，这就无法形成一个“干群良性互动”的局面，于是，第六步改革应运而生。首先，以治理虚假信息为契机，引发对睢宁民风问题的大讨论。随后出台关于治理闯红灯及民风建设的相关办法，通过整治闯红灯来强化老百姓的规则意识，通过严惩诬告来规范举报行为。

为了建立大众信用管理体系，睢宁县政府成立大众信用管理办公室，出台一系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建立个人信息数据库。按照信用评级标准，将个人信用分为诚信、较诚信、警示、不诚信四个级别，并将盗窃、不赡养老人、交通违法、恶意拖欠、贷款逾期不还等13项内容纳入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倡导“守法、守信、向善、向上”的良好民风。这项措施推出后，一度将王天琦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批评睢宁“施暴政”，将公权力介入了不该介入的领域。然而实践证明，王天琦的改革符合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在县内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广泛支持，让他十分感动。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睢宁就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实质性变化。在群众眼里，睢宁的官“为民办事多了”、“与群众真的心贴心了”，干部也觉得“睢宁实现突破发展，大家脸上都有光了”。如今的睢宁又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段子：“睢宁变样了，睢宁大变样了，睢宁变得像模像样了”。

睢宁之所以能够顺利深入地推进“系统性、制度化、易操作、无震荡”的改革，原因有五方面。一是县委书记以身作则，自限权力，打铁先得自身硬。二是改革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尊重民意，依靠民意，让民意成为睢宁改革的不竭动力。三是把准了基层脉络，充分利用新媒体，符合基层治理实际。四是领导班子齐心协力，敢于担当、勤于工作、舍得奉献。五是睢宁的改革得到江苏省委、省政府、徐州市委、市政府的肯定与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