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海明威的女性意识及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摘 要：美国名作家海明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很多评论家对海明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颇有微词，有些研究者认为他有轻视女性的倾向。本文概括地评价了正反双方的不同意见，并以海明威小说文本分析为基础，结合时代的语境，着力从文本出发，细致地分析海明威笔下的几位典型的女性形象，海明威并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片面地突出男性权威，轻视女性，而是克服个人生活中的偏见，用双性视角如实地塑造女性。

关键词：海明威；女性；意识；形象

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迷惘一代（TheLostGenerations）的杰出代言人，也是第六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54年）的美国人。他独特的文体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作家。

海明威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他成功地把个人的传奇生涯与创作的辉煌结合起来，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在迷惘中顽强拼搏的硬汉子形象。他特别喜欢选择以斗牛士、拳击家、猎人、士兵、渔夫作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这些形象以惊人的毅力和旺盛的精力，在充满敌意的世界对抗中搏斗。其实，海明威本人就是一个硬汉子，他一生的传奇经历使他对硬汉子性格情有独钟。然而，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却日益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这无疑是与当今日渐兴盛的女权主义影响有关。以埃德蒙威尔逊为代表的评论家指责海明威在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乞力马扎罗的雪以及第五纵队中的情感，主要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对妇女的敌对意识。有些批评家认为正是海明威的硬汉子的个性，使他在现实中成为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因此，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就成了作品中的附属、点缀。

几乎从海明威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年出版以来，批评界在解读女主人公布列特的言行时，就提出海明威女性人物的塑造问题。1929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问世后，批评界有人将女主人公凯瑟琳与男主人公亨利进行了比较，认为凯瑟琳的形象比较单薄、个性软弱，成了男主人公亨利的附属品。随着海明威小说的陆续出版，批评家们更关注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如玛丽・摩根（《有钱人和没钱人》中男主人公摩根的太太）、玛丽娅（《丧钟为谁而鸣》中男主人公乔登的女朋友）、雷娜塔（《过河入林》中男主人公坎特威尔上校的情妇）等。他们不断地批评海明威“缺乏女性意识”，认为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比男性形象差，而且很不真实，几乎成了漫画式的人物。不仅如此，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成了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的玛格丽特・麦康伯、《乞力曼扎罗的雪》中的海伦、《第五纵队》中的达洛思・布里兹斯、《在密执安北部》中的李兹・柯特斯、《事情的结局》和《三天大风》中的玛约里、《医生和医生太太》中的亚当斯太太、《艾略特夫妇》中的艾略特太太、《白象似的群山》中的基格、《十个印第安人》中的普鲁登斯和《父与子》中的特鲁迪等。不少批评家认为这些女性形象具有上面提到的缺陷，是令人遗憾的败笔。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女权主义批评家进一步批评海明威的女性意识很差劲，嘲笑他小说中一些被动的女性形象，认为她们成了男主人公的“性工具”或“陪衬”。有的人认为这与海明威现实生活中歧视、甚至憎恨女性是分不开的。有的学者从海明威的生活经历中寻找原因，认为这源自海明威对他母亲的憎恨，使他对女性形成了抹不掉的偏见。据海明威的朋友、退休美军上将查尔斯・兰哈姆回忆，海明威千百次告诉他：他恨他母亲，并骂她“那个”。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也证实，海明威的确恨他母亲。为什么呢？据说，他母亲很好强，在家里支配一切，不会理财，造成他父亲自杀，令海明威气愤不已。因此，有人说，海明威一生强调男性的魅力是出于他对母亲支配父亲的痛苦的回忆。他对女性刻画的思想障碍和他笔下顺从的女主人公都反映了他不愿意像他父亲那样屈从于他母亲脚下的决心。海明威在尼克・亚当斯的故事里写了尼克的母亲。她身上影射了海明威母亲的性格缺陷，表露了海明威的不满。诚如克特所指出，尽管小说反映了海明威对他母亲的不满，但对他的个人评论和小说本身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作为对他母亲格拉斯的全面描述，这些证据应该被谨慎对待。然而，有些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罗格・维特洛在《卡桑德拉的女儿们》中指出，“四十年前，艾德蒙・威尔逊最早指出的负面的‘党的路线’的批评，已经被两代的海明威批评家所接受和重复说下去，包括最近的一些博士论文都提到海明威的女人们。应该消除有关海明威的女人们的许多思想定式。这不仅因为上十年重新考虑‘女性作用’成了时髦，而且因为海明威小说的逻辑和语言本身也需要这样”。因此，海明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海明威的女性意识成了学术界久争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到处是拼搏、撕杀、流血、死亡。在这个充满血腥的世界里，男性在搏斗与牺牲，而女性也与男人一样在搏斗、流血、死亡。只是她们的行为方式不同于男性，她们以自己的行为方式与道德准则行事，她们与男人共同构成事物的两面，她们与男人一体却又独立于男人，也拥有男人所拥有的希望与追求。这就是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形象，依然是丰富、真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以下通过其文本当中的典型人物来进行具体的剖析。

一、战争中的天使

永别了，武器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战场为背景，描写了战争如何毁灭人的意志，扼杀人的爱情，谴责了战争中人与人之间无谓的相互残杀。在这样一个荒诞而又疯狂的战争环境下，海明威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一个天使般的女人凯瑟琳。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护士，与未婚夫订婚八年未能成婚，而未婚夫最终被战争吞噬。经历了这样难以忍受的战争痛苦之后，她又认识了美国士兵亨利。起初亨利并不真心爱她，认为与她交往不过是用一场无聊的话语而不是用纸牌来进行，是逢场作戏。但已坠入爱河的凯瑟琳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对亨利说：

我们在玩一个肮脏的游戏，不是吗？什么游戏？

你装傻啦？我不是故意的。

你是一个好小伙子，她说，你知道你在玩游戏，但这是个肮脏的游戏。

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要撒谎。

这段话表明她不仅有一张年轻漂亮的面孔，而且也是一位有头脑、有智慧的女性，她能从事物的表面看到本质，有着直面现实的勇气。凯瑟琳温柔体贴，纯洁而痴情，她最终使亨利认识到：离开了她，自己在世上就一无所有了。她用女性完整的柔情，为不知所措的亨利营造出精神避难所。她既是亨利的情人，又充当他的母亲；她不仅使亨利在情感上、上感到满足，又能给他以母性的安慰，成为他逃避血腥之地的庇护所。

海明威并不回避女性与男性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别。正是对这一事实的认同，他在作品中更多地描绘出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独特特征男人重在阳刚之美，而女性则应具有阴柔美。海明威所希望的阴柔美，不仅要求女性具有美的外表，还有恭顺、温柔的性格。凯瑟琳的温柔与宽容正是海明威肯定的完美女性典型。正因为凯瑟琳的完美，她的死也就标志着亨利的最后的幻灭。我把护士赶走，关上门，熄了灯，可这也没什么用，这像是同一尊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了出来，出了医院，在雨中回旅馆。然而有些批评者认为凯瑟琳这个角色充满了悲剧的宿命感，她即使是个天使，也只能是没有翅膀的天使依偎在亨利的身边，飞翔在亨利的天空里。而恰恰是凯瑟琳的悲剧结局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揭露战争的反动本质和表达当时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愿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世界不断将灾难降给人类，而人类需要坚强与忍耐才能忍受生存之苦，海明威恰恰是运用了这样一位天使般人物的悲剧结局来打动读者，而不是着力塑造一位弱女子的形象。

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是一部以西班牙战争为背景的杰出的反法西斯小说。主人公乔丹是一位美国志愿者，他的任务是领导一支西班牙山区游击队去炸毁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小说集中描写了在游击队据点三天三夜的活动，还穿插描写了乔丹与玛丽亚纯洁的爱情。

小说中的女主角玛丽亚是一位坚强、忠贞的女性。她在战争中遭遇了父母惨死，以及自己被法西斯分子的厄运。因此，当游击队员最初发现她时，她很不正常一句话也不肯说，一个劲的哭。但是，玛丽亚虽然遭受，失去了，但在遭人时表现出的大无畏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她虽然被剪光了头发，这不但不是耻辱，而是一种光荣。这头短发说明了她在恶人面前不低头、不屈服的坚强意志。乔丹把她的头发比作迎风起伏的麦浪，充满了成长的喜悦和收获的快乐。这说明在乔丹的心目中，玛丽亚的精神是完美的，她给予乔丹的是怡然与快乐。

玛丽亚的爱情观与凯瑟琳是一致的，都注重给予和奉献。玛丽亚多次深情的向乔丹表白：如果我成为你的妻子，我会尽力让你感到高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每个人都是对方。而正是这种无私的爱深深地打动了乔丹，使他明白了玛丽亚才是他的最爱。他感悟到：爱情是真实的，而且得到了它，哪怕明天死去也是幸运的。

他们之间的爱情是海明威笔下的理想爱情。玛丽亚无私的爱使乔丹更加成熟，促使他认真地思考了爱情与职责、生与死、个人幸福与人类命运等问题。也正是这份高尚纯洁的爱情使乔丹保持着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勇敢地面对灾难与死亡。总之，玛丽亚这位坚强而忠贞的女性成就了乔丹这样一位英雄形象。

二、反叛的女性

太阳照样升起集中反映了战后一代青年的思想和道德危机，表现了他们内心的苦闷与迷惘，因此被称为迷惘一代的代表作。太阳照样升起塑造了布莱特这样一位新女性的形象。在战争中，她当过护士，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战争夺走了她的第一个情人，又使她的第二任丈夫的精神濒临崩溃：当他回到家时，他不睡在床上，总是叫布莱特睡在地上，而且睡觉时，他总是放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布莱特就是这样一位在痛苦中挣扎生存下来的女性。

布莱特勇敢而叛逆。她在小说中第一次露面时，穿着一件针织紧身套衫和一件苏格兰粗呢裙子，头发向后梳，象个男孩。像其他的新女性一样，她脱去了宽松的曳地长裙，换上了质地轻柔、曲线毕露的短裙。这种新女性的大胆装束，震动了传统主义者。布莱特还闯入了公共场所，在酒吧里酗酒调情，参加巴斯克人的节日狂欢，在潘普洛纳看斗牛。为了排遣心中的痛苦，布莱特到处寻欢作乐，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布莱特的放荡生活一方面是迷惘一代新女性反叛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特殊经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