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理论的可借鉴性

摘 要： 本文以中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为线索，重点探讨了这两大理论体系的演变与发展过程，通过对比发现了其各自的精辟所在，并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翻译理论能为我所用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 西方翻译理论 对比 借鉴

一、引言

翻译，是人类最复杂、最困难的活动之一。什么是翻译？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而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To turn into one’s own or another language.”美国翻译家Nida（奈达）的定义中，把“意义”概括成“语义”和“文体”：“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firstly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转引自Nida, Eugene，2001)

以上定义只涉及了翻译的形式、性质；而翻译的实质和内容，是一个科学的定义所不能完全包含和体现的,它涉及认识、审美、语言文化修养等方面内容，然而翻译理论的指导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

中西方翻译理论从属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彼此间存在差异,但并不相互排斥,并且具有诸多共性,比如译文必须忠实于原作,译文必须通顺,译文读者具有原文读者相同的反应,译者必须精通源语和译语,并且通晓两种语言的文化，等等。下面，我们将分别对中西方翻译理论作一回顾。

二、中国翻译理论简述

中国翻译，从东汉的佛经翻译到明清的小说翻译，再至现代翻译，从实践到理论，对世界翻译史的研究和现代翻译学的建立具有不可低估的贡献。传统翻译理论论点精辟，内涵深刻，既饱含中国文论和文艺美学精髓，又充分发挥了中国哲学对其积极、能动的互补作用。

我国早在东汉时期，就有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论述了佛经的翻译标准。文中多次出现“传实“、“贵其实”、“因循本旨”的观点，究其本质，就是今天的“求真求实求信”。文中还提到，“其辞不雅”，这个“雅”实际上就是追求文字的典雅。

严复，在中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翻译家。他既汲取佛经的翻译思想精髓，又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中鲜明的提出“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的翻译标准。这三个字，以其简洁明了、概括力强的特质，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一大批翻译家，比如，朱生豪、杨宪益。

郭沫若的“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于可以超过原作”让一批从事翻译的痴痴学者，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点破了翻译的美学标准和极致要求。

罗新章将所有这些中国的翻译理论归纳、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发展路线。现在应该再加上刘重德的“切合风格”（转引自刘重德，2007）。故而我们看到的这一条线，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条关于文学翻译理论的绝美的线。究其原因，中国的翻译始于佛经，盛于清代的小说，所以，一直以来，文学翻译实践在中国翻译活动中占主要份额。

三、西方翻译理论回顾

翻译在西方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安德尼罗科（Livius Andronics）翻译的拉丁版的《奥德赛》被视为西方翻译历史上的最早译作。中世纪出现了《圣经》翻译高潮。文艺复兴以后，宗教、思想、政治、文学、艺术、建筑等都影响到西方的翻译活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才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层面，但仍然有许多理论进展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西方的翻译发展至今，主要有两条主线，即语文学派和交际理论派。语文学派的翻译思想非常接近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而交际理论派，则是颇受西方的结构语言学派和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影响。当然，纽马克本人就是语言学家。下面分别回顾一下这两条线的发展情况。

语文学派：早期这一派激烈争论的焦点就是“直译”和“意译”。杰罗姆和路德对《圣经》的翻译主张以意译派的胜利告终。而Willis Barnstone(威利斯・巴恩斯通)，一位美国翻译大家则认为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翻译，不管谈得如何头头是道，他们讲的并不是翻译理论（尽管我们通常称之为理论），而只是应用于文学的翻译原则与实践史。以下回顾一下几位代表人物。

吉罗姆（公元347―420）认为“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的主张。多雷（Etienne Dolet），法国译者，认为必须理解原著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风格优美的“翻译五原则”。查普曼(George Chapman)，英国,认为译诗不可死译，译诗可以采用“新造型像”的翻译方法。德莱顿（John Dryden），英国，主张“直译”“意译”“拟作”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泰特勒（A.F.Tytler）提倡优秀译作的衡量标准和“译文必须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思想和笔调必须和原文属于同一性质，译文必须具有原文的流畅”的三大原则。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语言决定世界观和有关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列维（？―1970）倡导“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读原著的幻觉”“翻译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翻译重在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仔细读来，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或者最终能达到文学翻译的境界，与“信”、“达”和“化境”真是神似至极。这些共性一方面由语言共性和思维共性决定，另一方面，最主要的，由翻译活动本身的性质、任务和价值所决定。

交际理论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进一步考虑了文学以外的信息，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信息的传递，所以，翻译者除了关注文字信心以外，还关注文字所在的社会环境。

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圣经》翻译家尤金・奈达博士（Nida）,研究很广，从翻译历史、翻译原则、翻译过程、翻译方法到翻译教学和翻译的组织工作，从口译到笔译，从人工翻译到机器翻译，从语义学到文化学，几乎无所不包。他在论述翻译的性质时指出：“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书中则提出了内容与形式兼顾的论点。认为在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适当方式重组语言形式和语义结构来交际。他认为,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的对等”（转引自谈载喜，1999）。后来又作了改进，认为如果在一定的条件下形式不能保持一致的话,意义优先。后来被概括为形式与意义之“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但并没有绝对对等”。其实奈达的这一论点与中国的陆殿扬（1987）教授的“如果可能,就直译，否则,就采取意译”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中国的“直译、意译”之说在奈达的笔下提得更明确、更具体,因而更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

奈达博士的另一著名理论――读者等同反映论，虽然屡屡被质疑，但是，他仍然是在翻译过程中关注读者反应的第一人。当我们能把中国的《水浒传》翻译出来，令外国读者能产生与知识、经历、背景相近的母语读者一样的反应，这部译作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为杰作，只是，仍然难以具体把握。

英国另一位著名的当代语言学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主张将文体学、话语分析、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在其代表作《翻译入门》和《翻译教程》中将语法理论、文体论、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并根据源语意义结构的区别和交际目的的差异创立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方法,以求在某些场合下求得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描述等值、功能等值（或文化等值）,使某些含混、模糊的直译与意译问题变得明朗、清楚得多。同时，纽马克认为各类作品的功能的侧重点不同,应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有的作品,重点放在原文的语义内容上,应采取“语义翻译”的方法,译文要尽可能接近于原文的语言形式;有的作品,重点放在读者的理解和反应上,应采取“交际翻译”的方法,译文更倾向于译入语的语言形式,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纽马克指出：“交际翻译试图用这样一种方式正确地传达原作的文中意义,使其内容与语言都可以很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和理解。”这种翻译方式可以摆脱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更好地发挥译入语的表达功能，而译文也必然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他的“语义走失论”（转引自谢天振，2003）认为，每一次翻译都不可避免地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特有的情景等原因而使基本意义走失。这一理论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让翻译唯美主义者很受挫折，但是，这一现象毕竟不是客观的，是不可避免的。

总的来说，西方当代的翻译理论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收的因素、对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创造了一种用新姿态对待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气氛，促进了人类相互之间的语言交流和了解。概括来说，即强调了语义语法作用、语言使用技巧，强调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翻译。

事实上，回顾中外两千余年的翻译史，我们很多时候都围绕着“翻译标准”转圈。但是，如果我们仍然一味停留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的翻译研究恐怕就难以取得大的发展。正如前文提到的纽马克的语义走失论，跳出了怎么翻译的小圈子，我们反而对翻译的本质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者思考。

四、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性

多年以来，很多人衷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导致拒绝甚至排斥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译学界先进的翻译理论；也无视纯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片面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却淡化了理论的共通性。或是以“自成体系”为借口，盲目自大自满，于是把经验之谈人为地拨高成所谓的理论，从而取代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探讨。

客观地说，中国翻译界所说的翻译理念，在文学翻译实践上的指导作用不可小觑，却也不是完美无瑕，其表现在：1.表达形式上，由于受儒家和道家思想影响，注重宏观概括，虽用词讲究凝练，却让人第一眼就有“换汤不换药”之嫌；2.理论似乎都在围绕“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算好作品”。有理论意义，却在实际操作性方面有点不足；3.对翻译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为凡是理论，就应该对指导实践有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认为没有翻译几部著名大作，就不能谈翻译理论。

西方的翻译理论突破了以上这三点，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近现代翻译理论，不是仅仅悬在翻译这一座孤岛之上的。在西方厚实的逻辑学、哲学和心理学的土地上，结合了应用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分支语义学，一直在尝试从不同角度去触发翻译理论的机关。比如很有影响的几位翻译理论家奈达、纽马克、莱维科维奇等，他们的翻译理论一直以来都给中国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五、结语

显而易见，中国的翻译理论在国际翻译理论天平上的砝码正在减重。原因之一是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其难度大大高于西方语言之间的转换。但是我们仍然要抓住理论的共通性原则，借鉴西方理论的研究方法逐步完善中国的汉语与其他语言的翻译理论，跳出传统理论的框架，把目光投射到更丰富的相关领域，拓展我们翻译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的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刘重德.翻译论稿［M］.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外语知名学者书库，2007.

［3］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

［4］谈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10月第一次，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