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2 02:37:10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一个战略问题，是由整个中国及周边国家发展模式所决定的。因而，香港与上海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种从学习到竞争，再到互补的良性模式。
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一步步浮出水面，其未来已经被不少人拿来和当前较为成熟的自由港——香港作比较。此前也有一些香港媒体就“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会否成为香港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而感到担心。那么，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否真的会对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地位产生冲击呢？
无需太多担忧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目的是为全国深化改革开放积累经验，担心对香港贸易、外资产生负面影响是不必要的。不少业内人士也分析说，目前来看，上海自贸区和香港的服务贸易等领域存在有限的竞争关系，不必太过担心。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上海自贸区将会对香港的转口贸易，即国际贸易中通过第三国转手贸易业产生有限的影响。他分析说，2011年香港外贸总额是71019亿港元，其中转口贸易业务占据了46%的比例。因此上海自贸区全部运营之后，将会有限地分流香港转口贸易业务。“上海自贸区由于有外高桥和洋山港等保税区，为转口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全面投入运营后，上海自贸区的转口贸易将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如果能够达到香港那样的比例，有一部分转口贸易就将从香港分流到上海”。
而在服务贸易和离岸金融业务方面，上海自贸区则还没有出台很详细的运行政策，目前主要是把过去的一些保税区合起来进行金融方面的试点。一方面，业务叠加的领域并不明显，上海自贸区更多地是试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还不具备与香港大规模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即使存在一定的重叠，那也更会是一种良性竞争，促进的是两个城市各自市场的发展动力。
沪港各有优势
可以说，随着上海自贸区的逐步建立，与香港之间的更多比较势必会出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不过，这样一种影响首先是相互的，其次也并非就是负面的。香港著名财经评论家石镜泉认为，上海建立自贸区之后，与香港乃至全球的各大自贸区、自由港都会有互动，但由于服务对象的不同，因此今后的发展无疑还是要看上海具体怎么走、怎么发展出自身的特长和优势，从而是不是能够确立某种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不可替代的地位。至于说上海对其他地区的冲击问题，则大可不必担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也进一步指出，从目前双方的比较优势而言，上海自贸区的服务链和香港还不在同一个位置上，正面的替代竞争效应非常有限。因为与香港的高端人才、服务内容和完善的制度体系相比，上海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不能简单从现有的业务量增减来判断，当前的差异是和国际金融市场大环境及本地开放程度密切相关的。“未来若上海的服务链在提升，而香港原地踏步，那么竞争会是一种替代关系。反过来上海满足现在的增量效应而忽视了要素市场环境的建设，那么也就会走不远”。
目前来看，香港自由港的经验已较为丰富，因而上海有许多需要向香港学习的地方。上海自贸区对香港的影响，无论是短期心理冲击还是长期实际冲击，都更表现为一种竞争的动力。从区域上来讲亦是如此。华东师大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分析说：“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完全有能力承受两个大型的自由港，好比今后珠三角地区还是受香港影响大，但长三角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则能在上海获得比较便利的途径。”
良性竞争促发展
按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丁纯教授的说法，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一个战略问题，是由整个中国及周边国家发展模式所决定的。因而，香港与上海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种从学习到竞争，再到互补的良性模式。
诚然，上海有国内最大的港口、国际机场，并计划打造成为国际金融、航运等中心，再加上正在建设的迪士尼乐园以及背靠制造与贸易发达的长三角腹地，如果上海自贸区拥有了免税、货币自由兑换等政策后，势必会更具竞争力。制造业也是上海自由港的一大特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上海建设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发展转型的途径，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很多人认为,企业家首先是个商人,而不是一个道德捍卫者,张跃此举将自己的“道德洁癖”扩展到企业管理领域恰恰违背了“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生存伦理,是远大管理模式的一个弊病,正是这一点延缓了远大的发展进程。这又一次展现了两种商业原则在中国的基本冲突。
张跃认为企业经营不能没有“道德底线”。如果允许犯错误的话,宁可企业家自己犯错误也不许公司犯错误。公司犯错误不仅损害了员工、也损害了客户、最终损害了社会,是非常广泛的损害。他指出“企业出问题多半出在员工身上”,企业必须引导员工行为、培养好员工。如果缺乏价值观指引,员工就可能做出不负责任、导致企业风险的行为。
很多企业以“活下去”为理由,作为“犯错误”的借口,他反问到“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个企业是不是至少都可以有一千个犯错误的理由”。张跃认为这是个“很愚蠢的借口”,绝对是害人害己。他指出,如果以此为出发点纵容员工犯错误,叫会计去做假帐、让员工受贿、让生产人员偷工减料,不仅损害了这些人一辈子的做人标准,企业自己也要承受同样的恶果。“你就不担心你的会计联手做假帐贪污企业的钱吗?你就不担心你的采购人员去受贿吗?你就不怕你采购来的原材料也被人家偷工减料吗?”张跃说,“这样企业容易就垮掉,这是很直接的利害关系。”
张跃认为,“如果反过来,企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引导员工行为,并坚持这些优良措施,员工的品行和素质会逐步提高,最终会忠于职守,会使得公司非常健康。”
抛开竞争,超越盈利
张跃在一篇自述性文章中说,多数企业是在简单赚钱的动力下生存、在竞争的压迫下成长,而他主导下的远大是在理性状态或者是超越状态下经营企业。远大明确了“保护生命”的企业使命,就是要追求一种“抛开竞争,超越盈利”的境界。在这个前提下,企业经营方法与以往完全不一样,但并不会因此就不盈利或失去竞争力。
在2004年推出的一份制度文件《远大营销方针及观念》中,远大明确提出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在所有与客户的交往中、交易活动中,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永远坚持正确的商业准则,不论市场竞争多么无序,绝不违背付出与回报对等及先付出后回报的农场法则。”
在张跃看来,如果缺乏价值观的指引,企业可能做出不负责任的、导致行业性风险的行为,甚至会导致行业坏死,更甚“一个公司如果不坚持自己的商业原则,最后会把整个社会体系搞乱,所有人都会遭殃,社会也遭殃”。
他以前些年乳品行业中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说明问题。“这都是恶性降价的结果,牛奶比矿泉水卖便宜,最后不掺东西才怪。”张跃指出:最基本的商业秩序就是价格秩序,如果互相杀价,恶性竞争,最终后果都是消费者的损失、社会的损失。太多类似这样恶性竞争导致产品质量恶果的事例,最后都是害人害己。
所以,张跃决定“绝不搞恶性竞争参与价格战,一切都是明码标价”,“产品价格公平,成套项目公开,服务收费公道,各国价格统一。绝不设置价格陷阱,制止价格及合同条款蒙骗”。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写入《远大营销方针》。
远大空调总经理胡灿明告诉我们,远大空调所有产品都是明码标价、公开透明的,国内外都是这个原则。开拓国外市场的公司,也会按照一份非常明确的合同形式,执行透明的价格政策。
“我认为公开价格的做法,必然会成为一种风尚,商业也必将回归道德本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改变。”张跃说。
5年前的《财富》全球论坛上,张跃就提出来“企业要将创造价值放在首位”。他告诉我们,他信仰农场法则:付出就有回报。当你为社会、客户付出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才会从客户、员工哪里也得到一样的回报。
按照这个逻辑,显然“付出价值,回报的一定是价值”,这是比“盈利”更本质的东西。同样他也认为远大的产品比别的公司“贵”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付出了更多的东西。
摒弃灰色交易,不行贿
张跃对通过不正当行为获取财富的行为带有一种天然的厌恶,他说从1984年下海迄今为止,他没有和任何人有不良经济关系,也没有请客送礼。在80年代晚期,他起步创业的所在地湖南郴州是一个全国走私集散地、但是他从来没有触碰过走私生意,而且看见别人走私就觉得反感乃至恶心。
所以“杜绝商业贿赂”成为远大管理经营中一项基本原则,“不行贿”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禁令在营销过程中严格执行。
张跃发现,在中国商业社会普遍存在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任何一个企业管理者都反感自己的员工“受贿”,知道那是对公司最可怕的损害。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却都不反对“行贿”,为了获得显而易见的利益,有时公司出面直接“行贿”,有时会给营销人员支持奖励,以鼓励他们暗自“行贿”。
所以,为了消除营销人员“暗中”行贿的可能,远大给营销人员的奖励只有销售额的0.5%-2%。张跃认为,这样营销人员就没有更多的钱可以去行贿。这样既保护了客户,又保护了员工,更保护企业免于商誉受损以及免受因“行贿”而导致犯罪的恶性事件的侵?害。
因为在2000年之前,远大空调快速扩张的90年代初期,缺乏制度上的约束,曾经有远大的营销人员因为类似事件而遭遇到法律风险。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2005年远大空调出台了严格的营销奖励制度,砍掉特殊奖励,对员工行贿行为严加控制。远大空调主机公司总经理张全明指出,这项措施实际是一种“保护性”措施,最终的目的还是保护大多数人,保护公司。
但是,由于奖励水准比同行业普遍水平降低了3-5个百分点,还是受到了一些营销人员的误解与抵触,而且这种“阳光营销”举措在“灰色营销”盛行的中央空调市场因为触动了某些“经办人”的私利而受到不少非议与刁难,远大为此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和压?力。
张全明透露,当时这一措施遭遇到的冲突和挑战比比皆是,一批习惯依靠“灰色营销”创造业绩的“销售精英”选择了离开远大。当时远大的销售额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遭遇瓶颈,与此有关。
在采访中,胡灿明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案例:当时北京首都机场二期工程的中央空调项目,合同标的有近3千多万,但中包方是首都机场某关联公司,在采购价和合同价之间约有300万的差额,中包方提出向远大收取这笔费用,这意味着远大必须同意这种“潜规则”才能拿下这个项目。张跃知情后,断然决定不做了。“我们宁愿放弃,也不愿意违背自己企业坚持的道德底线。”当时,客户经理就哭了,因为这样一个重大项目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但对于张跃和胡灿明等“老远大人”而言,“把道德看得比生存更重要”是价值观第一原则。
张跃非常认同王石提倡的“不行贿”原则,而且与王石讨论过这一话题。但是,正如王石要面对众多质疑一样,张跃也遭遇同样的疑问,我们进一步追问: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潜规则”盛行的地方,面对某些“潜规则”人士的具体要求,你会怎么选择?
张跃很断然地说,“这就是腐败。不做也不会跟他们腐败,一脚把他撂开,绝不跟他打交道。”张跃认为,这是涉及到原则的问题,是有关人格尊严的问题。人很多地方可以随和一点,但是原则这个事情不能妥协。在他看来“为了利益来行贿,在整个商业上是失败的”。
远大一直提倡与政府保持必要的距离,坚持企业自身的独立性。张跃认为,企业不应该跟政府有太密切的关系,因为密切就意味着不公正,甚至还有不廉洁的嫌疑。
但这并不防碍张跃和政府保持必须的交往。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已经有包括、吴邦国、贾庆林等好几位级别最高的政府领导人视察过远大城,张跃还被主席接见过。原因是张跃提倡和推动的节能环保事业与中国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完全相符,而且取得了众所周知的业绩。此外,远大一直是民营企业中纳税最积极的公司之一,连续十多年来纳税金额位居全国前列。
张跃告诉我们,其实政府官员中也有好人。远大是“不行贿”的,如果没有好人的话,远大也早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张跃只跟政府官员中的“好人”打交道。按照他的推算,一个具体的部门,只要有30%的不贪财、不腐败的好人就足够了,远大只跟这30%的人打交道。他认为当前社会腐败、官场腐败的主要根源还在企业,在于“行贿者”。认为“所有官员都腐败”,就去行贿,这完全是借口。对于王石的不行贿,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信,理由就在这里。而且,“王石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张跃说。
张跃认为,要是真在这个问题上遇到“阻碍”,就要做一个取舍,“有所得,有所不得”,要能够“输得起”。有时候确实需要“是非”在先,“成败”在后。一般人就是因为输不起,导致一次次丢弃原则,“原则一失身之后,就永远捡不回来了”。
尽管如此,他认为按照“原则”经营是代表未来方向的,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个理念。
价值驱动良性成长
“我们几乎每个项目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面临这种利益和道德上的冲突”,张全明说。胡灿明进一步告诉我们,虽然由于坚守价值观,远大失去了许多商业机会。但这也促进了远大“把公司管理的重点集中到了公司的价值创造上”,促使远大坚持通过努力创新,把最好的理念、最好的技术、最好的服务直接传递给客户。
“客户利益最大化”成为远大产品开发的核心理念,一项技术、一件产品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准是能否为客户带来价值。只要是对客户有利,远大都会毫不犹豫地投资。如今远大馆中力推的“可持续建筑”、“空气净化机”和“生命手机”等非同一般的产品,都这种方针主导下的产物。
在采访中,张跃拿出他的生命手机,“我做的所有东西都是颠覆性的”,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们,能够把原来体积庞大的空气监测仪和手机结合起来,全世界只此一家。远大的所有产品都是独创的。敢于创新是远大的一种文化。只要是对社会有价值、对人们有用而且别人没做好的事情,远大就做,不管多难。远大每一种产品都是人类缺少但又迫切需要的东西,如果不是就不做。“只要我想到的,我都敢做,我觉得卫星不重要,如果重要的话,我一定会做。”
而且只要是好的东西,张跃就不惜一切代价将之推广给客户。即使会增加成本,他都愿意承受。现在远大的“全球联网监控中心”能够实时监控全世界用户机房的运行情况,收集各项营运数据为产品研发、客户运营提供参考。1996年初建的时候,这个系统以电话网为基础。2003年要迁移到因特网上来,这样运行在全国各地的5千多台终端就要全部更换,总共需要投资2千多万。胡灿明建议,可以向客户适当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张跃决定全部免费赠送,他认为这种技术确实能够为用户带来价值:不仅仅降低了拨号费用,而且故障预警能力增强了。
根据胡灿明介绍,远大空调每年都会将销售收入的8%投入到技术研发中去。技术研发由张跃本人主抓,在他强力推进下,远大的“空调主机”迄今完成了10代产品升级,核心目标是不断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节能性。而且强调技术必须能够做到保证产品长期为客户带来价值,不能只注重短期利益。远大第一代中央空调主机在某单位中使用了18年,迄今还在运行。
远大在坚持“阳光”营销约束“灰色”行为的同时,也在进行“销售创新”,提供精细化服务。胡灿明透露,远大空调从2003年开始每年至少投入100万元做市场调查,对“空调运营”中的能耗进行统计,而且进行评比。此外每年投入100万经费,对“空调运营”中节能管理达标的单位负责人予以奖励。正如张全明指出“重要的是能够把自身的产品、服务价值优势跟客户需求结合起来,满足客户最深层次的需求,为客户贡献真正的价值,而不仅仅是金钱和利益的交?换”。
这种导向下,2005年远大空调在自身节能技术和能源管理基础上做服务延伸,开辟出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整体节能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开始实施从卖产品到卖方案的转变,拓展产业链、挖掘衍生价值。迄今为止远大提供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面积达到4千万平方米。
此后,远大提出“冷、热、电三联供”、“区域空调”、“可持续建筑”等产品和服务,都是这种价值导向下业务形态自然演变的结果。正如胡灿明所说,在很多企业把低碳、绿色、环保当作口号的时候,远大早已经沉下心来将其作为自己的血液,作为自己企业发展的核心基础。张全明认为“这是一个质变,是公司经营体制在‘质’上的发展”。
这个“质变”本质上扭转了公司的发展模式及其动力系统,即由“价格-利润”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变为“价值-良性利润”驱动的“精益成长”。借助“良性利润”和“不良利润”一对概念,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这种转变的意义。
美国贝恩公司合伙人弗雷德?赖克哈尔德在其所著《终极问题》一书中对“利润”的概念做了区分。在传统会计学中,利润就是利润,而不会考虑利润与利润之间有什么不同。但弗雷德?赖克哈尔德认为利润也分“良性利润”和“不良利润”。“良性利润”是指通过为顾客提供价值获取的利润,他通过客户热诚的合作和重复购买而实现;而“不良利润”则是以损害客户关系为代价从客户身上掠夺来的利润。
弗雷德?赖克哈尔德指出,如今很多公司都不能区分“良性利润”和“不良利润”,常常陷入不良利润之中,结果是毁灭性的:不良利润会阻碍公司最好的成长机会,即便能够短期获利,长期而言终将会使客户远离公司,声誉受损,陷入困境。价格策略、产品线扩张、上市融资等众多“CEO法宝”,只能使得公司短期获利。如果不能创造价值,上述策略带来的成长就不会持久。在他看来,专注“良性利润”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方式。
事实上,张跃指出的中国企业经常犯的错误:“污染环境、剽窃技术、蒙骗客户、恶性竞争、偷税、行贿、三角债”,正是弗雷德?赖克哈尔德指出的企业获取“不良利润”的典型方式。而远大提出的“七不一没有”的道德底线,恰恰通过企业“不良行为”的控制,使远大避开了“不良利润”的诱惑。致力于能够为客户提供价值,专注“良性利润”,获得“本质”成长。
胡灿明告诉我们,采用这种商业模式的远大在国外市场是做得比较成功的,远大产品的可靠性和节能性非常符合欧盟特别是德国的要求和标准,“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优势”。远大占据了欧盟“非电空调市场”40%的份额、在印度是50%、澳大利亚将近90%。远大非电空调主机业务营收在97年达到20多亿,98年回落到15个亿左右,后来十多年一直稳定地维持在这个水平,加上合同能源管理、空气品质等其他两个主要业务板块,远大集团目前年总营收约40亿左右。
如果以“英美模式”下的财务评价指标而言,远大确实不是一个“大公司”,但是远大却是一个真正实现了22多年来可持续成长的“绿公司”,企业健康程度在中国企业中是少有的。从1988年3万元起家,迄今无贷款及借款,在60多国市场占有率第一,成为“非电空调”领域内的世界冠军。
张跃拿远大与世博会的合作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远大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海世博会10家全球合作伙伴之一,为世博园250家场馆提供中央空调服务,这就是远大多年来不断提升自己技术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的一种结果,如果没有一定的质量和服务管理能力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作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拥有约1.13亿人口的东北地区,近几年广告行业也迅速发展,但公交广告的发展情况似乎并不乐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东北地区的公交广告发展相对比较滞后,车况一般,由于政府对公交广告制作形式要求严格,大多数车体只能做两侧广告。由于历史原因,东北地区的公交广告销售价格低于国内同等城市近一倍左右,因此在广告效益上优势并不是十分明显。
价格战?
哈尔滨琦峰广告公司总经理王海峰告诉记者:“在哈市,共有四家广告公司在运营公交广告,其中规模相对较小的三家公交广告公司大概占有哈市35的公交媒体资源,各有一部分媒体背景。”
如果是良性竞争,则可促进整体以及各自的发展,但一旦变成恶性竞争,那么必定会影响到切身的利益乃至整个城市公交广告行业水平。据悉,一些公交广告公司无售后服务的意识,以及低成本运营和制作是导致价格战产生的主要原因。由于部分经营人员的素质不高,行业规范性理念欠缺,因此在操作上并不按照市场运作规律来进行。
而投入和产出的不成正比,致使公交广告整体的质量和规格下降,这一现象事实上也大大限制了哈尔滨市公交广告的进一步发展。
在困难中前行
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各个行业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公交广告公司的经营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针对这一情况,王海峰介绍到: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公司的冲击并不明显,目前在经营上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进一步买断媒体以达到初步垄断市场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制作并跟进服务标准,同时也可稳定价格体系,并彻底清除行业内的害群之马,提高整体的盈利水平。琦峰广告公司拥有哈市近65的公交车辆媒体资源,同时还承担哈市国标站杆制作与维护任务,还拥有自己的喷绘车间以及专业的施工队伍和客服团队,这也是该公司能在长远的竞争中一直保持自己的动能的主要原因。面对残酷的竞争局面和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唯有积蓄能量,才能在发展中厚积薄发。
角色各异
如此庞大的体系,需要不同的角色来扮演运作。媒体供应商、商、公交运营单位,缺一不可。就好比一个良
好的消化系统,需要各个器官的准确配合,才能运行正常,保证身体健康。
“在与公交运营单位沟通时,首先要讲的是信誉,对车队提出的要求尽量满足,并安排客服人员与车队保持紧密联系且加深了解,做到像服务客户一样服务车队。商则存在两种,一种是4A或是外埠,另一种则是当地小广告公司或是业务员,对前一种会尽可能满足一切条件并提供最好的服务,后一种商经常会出现抢客户或欺骗客户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区别对待,以对客户负责。”王海峰这样告诉记者。
该担忧还是乐观
即便是顽症,也不是没几率治愈,何况是可以医治的病况呢?行业的操作混乱,价格体系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整体盈利水平低下,才是东北公交广告行业的症结所在。此外,对公交车本身资源的过度开发也是问题所在:坐椅、扶手等等都被“好好”地利用上了,大有无孔不入之势,其实这种广告轰炸很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一个新的媒介形式需要的是一个正常的运作环境。
另外,许多广告主都想掌握客观的监测数据,以便了解广告投放的价值和渠道是否准确,这个问题却往往被忽略,但是目前看来,这已经成为公交广告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靠人流量和车流量的数据来描述是不具说服力的。
* “排他性竞争”教育不可取
不管是对孩子教育什么，都应该与他们的真实生活步调一致，竞争教育也不例外。排他性竞争是成人经常性的生活内容，儿童尤其是幼儿的生活现实主要是“太平天国”，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并不是非得争出个你输我赢的结局不可，将来即使孩子上了小学，参加竞争性比较强的运动会仍旧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教育精神。
* 培养良性竞争素养，规避恶性竞争倾向
竞争本身是个中性词，对人具有健康、向上、文明的积极促进作用就是良性竞争，使人变得自私、狭隘、妒忌、退缩等消极现象就是恶性竞争。孩子有输不起的表现就是恶性竞争的消极影响，输不起的孩子常常有下列言行和情绪：
生气。中班孩子在进行拍球测试，有一个女孩儿刚拍了两下，球跑了，她马上气得撅嘴不拍了，其他小朋友帮她把球拣过来，她还是不拍，老师劝她也不行，老师说这孩子平常就是这样，总是跟自己过不去，稍微有点不顺心就生气。
说谎。大班孩子经常会制造“家园矛盾”。作品没有得到老师的表扬，他就跟妈妈说：“今天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排座位没有坐在中间，他就跟家长说：“老师不让我学习，让我坐在旮旯里。”。
攻击。小班一个幼儿在画画或做手工的时候，总是做一半就抓走另一个孩子的工具。其实这两个孩子都很聪明，只是后者的作品常常得到前来观摩的其他老师或家长的称赞，于是“醋意”使他产生了破坏和干扰别人的行为。
退缩。小班一个孩子有一段时间总不想上幼儿园，妈妈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也说不清楚，问孩子开始不说，后来说出真实原因是“画不好气球”。
任性。比起在幼儿园的集体生活来说，孩子的任在家里表现得更多更“嚣张”。许多家长反映，在家里什么要求都得让着孩子，否则他就用种种撒泼行为要挟，直到最后“胜利”。
输得起才赢得起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深厚阅历培养出来的大将风度。“输得起”意味着认输而不服输，并力争东山再起的良性竞争状态。带领孩子进入良性竞争需要从小就培养良好的竞争素养，这是他们应对未来成人社会竞争生活的基础。
常常念叨别人的优点。这并不是长他人的士气，杀自己的威风，而是认可别人、接纳别人的“情商”培养。对于输不起的孩子尤其要加强这方面的熏陶。经常与孩子交谈：“某某小朋友有什么优点？”“你可以从某某小朋友身上学到什么长处？”
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竞争主要是依赖自身的潜能和优势，知识和技能上的匮乏常常是孩子产生挫败感的直接因素，如果孩子是这种情况，就手把手地教他知识和技能，让他产生成就感，建立自信心。
合作与竞争是一对孪生子。观察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可以发现，真正取得竞争优势的人首先是一个善于合作的人，因为我们处于一个专业分工精细而又合作共处的时代。所以，学会竞争的前提是学会合作，
焦点事件：
2013年9月25日，由于用户投诉称其搜狗浏览器的默认设置被改为IE或者360浏览器，且用户手动恢复无效，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统称搜狗）以不正当竞争为由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奇虎科技公司、奇虎360软件（北京）公司（以下统称360）利用其开发和运营的“360杀毒”、“360安全卫士”系列软件作为杀毒软件的“监督者”地位，误导、欺骗用户，甚至直接采用破坏性技术手段，阻碍用户正常使用搜狗浏览器，破坏其向广大用户提供服务的完整性，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求360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4550万元。
针对搜狗的，360辩称：“搜狗所谓360篡改默认浏览器的说法不成立，360实际上是向用户提示搜狗的诱导捆绑行为，在用户知情并允许的情况下，对被篡改的浏览器进行修复，使被诱导安装的搜狗浏览器恢复为系统最初默认的浏览器，在这一过程中，360充分尊重了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与此同时360还宣布搜狗不正当竞争及搜狗CEO王小川商誉诋毁，索赔5100万元。
律师坐堂：
目前，有关“3g”法律之争未来会如何发展，我们还难以断定。但该起案件却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竞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自2010年10月，因“360隐私保护器”爆发3Q大战以来，互联网行业围绕360的不正当竞争诉讼一直没有停止过，先后有腾讯、百度、金山、搜狗等公司与360对簿公堂，其中影响较大的一起是2011年8月腾讯向广东省高院的“360扣扣保镖”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2013年4月25日法院已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腾讯向用户提供免费的即时通讯服务，再以此搭建平台，向用户提供网络社交、资讯、娱乐等增值服务，并为广告客户投放商业广告实现盈利，是当前国际国内即时通讯行业的商业惯例，360无权假借查杀病毒或者保护用户利益之名，侵入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合法软件的运行过程，擅自修改他人软件，破坏他人合法经营；另外，360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嵌入腾讯QQ软件界面，依附QQ庞大的用户资源推销自己的产品，拓展360软件及服务的用户，不但给腾讯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增加了自己的交易机会，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且主观上具有明显恶意，已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360赔偿腾讯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500万元人民币，并在包括360官方网站、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法制日报》、《中国知识产权报》等网站和报刊的显著位置连续15天刊登道歉声明，消除影响。这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目前为止判罚金额最高的一起案例。
通过广东高院的一审判决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企业的恶性竞争司法审判惩罚力度正在不断加强。
3Q法律之争尚未结束，我国互联网行业搜索引擎巨头百度与360之间的诉讼战（简称“3B”大战）也是不断升级，愈演愈烈。随着2012年8月360搜索服务上线，百度与360之间竞争加剧。2013年2月，因百度认为360违反“Robots协议”抓取、复制其网站内容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百度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讼，索赔1亿元人民币，10月26日正式开庭审理。
百度诉称，百度除向网民提供搜索引擎服务外，百度网站还设有百度知道、百度百科、百度新闻、百度音乐、百度旅游等内容，百度对这些内容享有著作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现360公然违反国际通行的“Robots协议”行业规则，不顾百度的权利声明和所采取的技术措施，非法抓取百度网站内容生成“快照”复制件存储于其自身服务器中并实时向网民提供，严重侵害了百度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1亿元人民币以及为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支出20万元。
对此360辩称，上述内容页面实际上是由网友提供的，根据互联网的通行规则，这些页面的相关权利属于网友，360搜索索引这些内容页面并没有侵犯百度的权益，相反还为百度带来了大量的用户和流量。百度利用“Robots协议”自设黑名单，其实质是滥用“Robots协议”，设置歧视性条款以实现限制竞争的非法目的。”
另外，百度对360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如果点击360搜索结果中的百度页面链接，将强制跳转至百度首页，而无法进入具体内容页面。360表示，该行为严重违反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规定，是对用户选择权和使用体验的严重践踏，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日前，360以不正当竞争为由已向北京市高院提讼，索赔金额4亿元人民币。
此次3B诉讼之战首先在于“Robots协议”的法律效力如何确定。所谓“Robots协议”，又称机器人协议或爬虫协议，该协议就搜索引擎抓取网站内容的范围作了约定，包括网站是否希望被搜索引擎抓取，哪些内容不允许被抓取，网络爬虫据此“自觉地”抓取或不抓取该网页内容，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网站数据和敏感信息，确保用户个人信息和隐私不被侵犯。
2012年11月1日，百度、360、腾讯、搜狗、新浪等12家发起单位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公约规定，搜索引擎服务应当遵循国际通行的行业惯例与商业规则，遵守机器人协议（Robots协议）；互联网站所有者设置机器人协议应遵循公平、开放和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限制搜索引擎抓取应有行业公认合理的正当理由，不利用机器人协议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积极营造鼓励、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环境；违反Robots协议抓取内容的企业，应在收到权利人符合法律规定的通知后及时删除、断开侵权链接，努力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上述内容确定了“Robots协议”作为行业规范的地位，也因此成为一项公认的商业道德规范。虽然公约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但对于签约企业而言却具有契约性质，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自觉遵守，认真履行，一旦违反，则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专家观点：
客观而言，《办法》的出台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许多CKD或SKD组装汽车企业的脱逃关税行为。然而，自《办法》公布实施之日起，源自欧美的贸易纠纷诉讼就从未间断过，中方也被迫将实施日期后延；及至此次败诉，围绕这场贸易纠纷所展开的声音主要有二：“《办法》是为了打造良性的竞争秩序。”“这属于本土保护主义！”
声音1
宋先茂：《办法》有助于打造良性市场竞争秩序！
（宋先茂，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进口处处长）
《办法》是为了树立起良好的竞争机制
针对目前汽车业高度关注的“欧美中国企业《办法》”一事，宋先茂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争端诉讼程序，一次很正常的贸易纠纷。”
事实上，自《办法》实施以来，汽车界聊得很多的是“本土保护”这一问题，而对这一问题高度关注的又集中在一些合资汽车企业身上。
对此，宋先茂认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不了解的人应该好好去看看《办法》。哪里有保护？没有壁垒，针对中国汽车行业零部件产业也没有特别的措施，我们认为，这个办法本身是一个海关管理措施，进行归类的一个措施，它并不是因为保护，每个国家都有这种措施，实际上，海关组织有明确的规则，我们只是引用了海关组织的规则。”
据了解，国际海关组织有明确的“整车特征”规定，中国是完全按照这一特征来制订规则。“不存在保护谁，不保护谁的。”宋先茂说，“有的合资企业认为该办法对他们很不利，这说明过去他们存在着找政策漏洞，脱逃关税。对于同类的处罚条例，在欧美发达国家他们是否来的更严格？如果按照海关规定的话，规定成整车的，你规定成了零部件，那就有个税差的问题；据了解，包括欧洲日本美国，因为它们的税差很小，零部件和整车、构成整车的零部件，它的税差很小，所以很多企业就没必要去钻这个空子，甚至有的国家没有税差，中国的税差是很大的，所以就会有企业钻空子。该办法只是为了保证市场的公平性和规范化。”
显然，若从现行《办法》施行的效果来看，一些本土汽车企业尤其是合资企业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与《办法》并无多大关联。
宋先茂认为，就《办法》本身而言，“构成整车零部件”是指“对构成整车特征的零部件”，这在WCO（世界海关组织中）是有明确规定的。“什么是整车特征，它有一定的规定和规则，一旦构成整机特征，就视同整机，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我们只是对构成整车特征搞了一个办法，进行了归类，制订了几个标准。60%只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几项，全部合起来才是办法的核定标准。”
在他看来，那些“本土汽车保护主义”、“贸易壁垒”之类的论调与《办法》说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还是从进口零部件的状态来看它是否构成整车特征。不管他是否在国内生产，作为进口的时候，海关如果征税，他必定会先归到哪个税号下，是归到整车，还是归到零部件，这与汽车企业的生产没有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脱逃关税，办法只是一个纯粹的海关管理措施，不存在本土产业保护。”
然而，从汽车企业传来的呼声，“中国历来缺乏核心技术，因为《办法》的施行会导致失去一定的市场。”换而言之，有人担心《办法》会挫伤国内某些高端汽车品牌的积极性。
对此，宋先茂认为，“这与他们的生产或投资并没关系，脱逃关税造成的不公平竞争，过去是有的，特别是在这两年政策的空白期间，加入WTO以后到2005年以前，有一个政策空档，这段时间合资企业品牌上市的很多，大都是零部件组装；该交整车关税就得交，造成过去建厂的老企业就很不公正，这些老企业在国家政策的规定下，老老实实地做国产化。因此，该办法主要是为了营造一种公平的市场竞争氛围。目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声音这也是很正常的。”
据悉，《办法》制订的初衷就是为了对行业进行规范化，因而在海关环节设立了相应标准。宋先茂告诉记者，在加入WTO之前，也有着类似的办法，那是另一套管理办法，而这是国产化率，如果达到一定的标准，这实施优惠关税，比承诺关税要低。而这种办法仅是一个归类的问题，没有所谓的优惠与否，这不能分开来看，从目前的办法来看，并不能论起效果达到与否，而只看在进口环节是否达到规范，使国家税收不会减少，该征就得征。这在WCO中，是一种很正常的办法。
“很多专家都在讲60%，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多年以前就实施了，在别的领域也存在同类现象，大家都把矛头指向单一的办法，这是不合适的。凭感觉而言，当进口的零部件超过一定的数量，是划定为70%、80%……总得有个界，60%只是目前中国确定的一个界。因此，加入判定中国败诉，这个界限才会调整。”宋先茂说，“假使此次诉讼失败，中国该上诉还是会上诉，一个国家管理进口肯定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比如说按照WCO（世界海关组织）相关规定，对零部件进口时，如何归类，这是归类的问题，而非保护什么产业。这属于进口的范畴。”
对于此次诉讼结果业界普遍认为，中国将败诉，值得关注的是，今后《办法》是否会进行调整和改变？
“这不好说，这是由海关总署牵头的。根据归类措施来修订，这是他们的事情。总体而言，《办法》主要是为了规避脱逃关税，规避生产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全是遵照WCO的有关规定。”宋先茂告诉记者。
汽车业应积极制订战略和应对措施
宋先茂认为，伴随着国内经济大潮，中国的汽车业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客观而言，中国汽车发展迅速。17年时间，汽车产品从1985年96.8亿上升到2002年1540亿，增长将近100倍，但跟国外市场还是有差距。1985年以后，党中央领导很重视，有很多优惠政策，政策概括起来有几个方面。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4号文”，对产品技术的改造，全国贴息，其中还包括研发资金无偿政策。
OEM、ODM，国内采购在不断提高，尽管纸面上中国企业获得了不少财富，但真正收益却有限，并且，目前税费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少。2007年，中国汽车业经受了不少考验。本着考察研究的目的，2007年11月，宋先茂曾率领“进口汽车流通体制考察团”先后对日本、韩国进行了考察访问。
考察团发现，在对进口汽车行业管理上，日本、韩国主要通过法律法规（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民法、商法、道路运输车辆法等）保护经销商、消费者的权益，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日本、韩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建议进口汽车工作委员会成立后，要充分研究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根据法律保护经销商、消费者权益；建议适当地放开平行进口，通过这一方式来弱化总经销商垄断的地位。
“要想达到更高的层次，真正迈出国门，中国的汽车在战略及应对措施上应持积极的态度。”宋先茂说这是中国汽车业当前最应关注的问题。
声音2
贾新光：“保护出不了竞争力！”
（贾新光，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师）
保护出不了竞争力
贾新光认为，《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行到现在，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原来对进口散件装车经过正规统计的只占进口总量的百分之十几，2007年只占1/100。中国政府制定《办法》的初衷是在防止外国新车化整为零，使一直享受零部件进口关税优惠待遇的进口组装车，不能再以散件名义进口而变相逃税。
“《办法》可谓‘不巧’，所谓不巧是指控制进口散件组装车的数量可以用别的办法，不一定非要使用控制关税这一方式。”贾新光解释说，WTO反对用关税壁垒，所谓关税同盟的意思是：第一，只用关税这个壁垒，不要用别的壁垒，虽然WTO禁止不了其它壁垒的出现；第二，关税要逐步减少，直至取消，促进自由贸易。现在看来我国的作法是反其道而行之，提高了关税。中国加入WTO以后承诺“不提国产化”，而本《办法》又与国产化直接关联，提倡本土化，因此可以说这个《办法》的实施可谓不巧。
目前业界声音认为，国家经济一方面要全球化，一方面要保护自己，这是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政策取向，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对此，贾新光认为，地方保护主义在全球各国都有，但没有一个国家会承认自己搞保护主义。从现在形势看我国汽车行业实际上不需要保护，真正需要的是竞争。大家都知道这样一条经济规律，保护直接导致的是低效益、低水平、低质量，那么保护行业的最后，实际是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对于保护的目的中外是有区别的，外国保护一个行业往往是由于本行业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就业问题或低价竞争等，所以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对于正常的竞争进行保护，我觉得这种不是保护，而是偏袒。对于我国汽车行业，国家已经对其保护了50年了，现在还有人称还需要保护，要把外资赶出去。因此，在当初龙永图和何光远的争论中，全国只有我赞成龙永图的观点，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的观点。龙永图的意思是：如果条件没有具备，就不要搞。条件具备就是建立一个品牌需要大量的投资，要经过市场考验，有风险。”贾新光分析说，“保护自主品牌的目的是什么？我的观点是，凡是资本都一样，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或外资的作用是一样的。”
他举例说，比如对于奇瑞这个品牌，国家是给予大额贷款（实际上就是投资）并大力支持的；但从理论上讲，国家不应该给一个企业投钱。
“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不保护，因为保护出不了竞争力！”贾新光认为，中国现在所提倡的这些，在50年前的拉美国家已经被提过了。现在如果说拉美现象不好，其实我们也是从这么做的，先是保护民族主义，立足于进口替代，然后自主发展，最后成了拉美现象，因此，政府不能再保护本土企业，企业需要竞争才能长远发展！
几年前，龙永图曾提出，“对于中国本土企业，争论它姓资还是姓公在市场经济里没有太大意义！”而贾新光对此持赞同态度，“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争论本土汽车品牌‘姓资’还是‘姓社’并无意义，中国汽车业的前途并不取决于独资与否，合资企业发展得好就是胜利。”
“100余家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将倒闭”
如果国家不再给予奇瑞这样的企业以支持，实施保护，按照市场竞争的自然规律竞争的化，这类企业生存的机率有多大？
贾新光认为，现在还有生存的机会，但是将来很难说。因为在过去外资不愿意投资低档轿车，上个世纪末，大部分外资企业经过测算，得出在中国投资8万元以下的轿车并不适合，这就给奇瑞、吉利这类企业留出了空间；但这在现在造成了一个幻觉――“我们很棒，已经占有了相当的市场份额。”这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竞争，如今，当这些企业慢慢调整价格往中高端靠近的时候，外资也相应调整战略，开始关注低端汽车市场。但这时还没有发生价格战，外资也希望有当地国的自主品牌的存在，相互竞争。自主品牌只会自己死掉。
具体而言，现在中国自主汽车品牌往高端发展已经进入了较激烈的竞争市场，那么其在市场的占率也就开始下降；其次，现在的汽车市场还在扩张，每年都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暂时还能存活一段时间。真正的危机是：当市场低增长或不增长的将来，现有120家汽车厂还会剩下多少？
“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超过20家，大概有100多家自主品牌企业要倒闭，只有像丰田、大众这样各方面成熟的大型企业不会倒闭。如今这120多家都存活的现象，从经济学上说是不合理的。像日本，其仅有10家汽车厂商中的有许多企业都被外国收购了。而且，存活下来企业的也不一定是自主品牌。”贾新光说，“《办法》实际上是很大的败笔。当初的政策制订者们确实是煞费苦心，认为制定这个《办法》很有道理，此类管理办法在部分国家也的确存在，但是中国的关税在加入WTO时是经过承诺的，如果另外制定条件来制约，就会出问题。莫名奇妙地上调关税，人家很容易就会认为是壁垒，不会认为是为了防止攒车。虽然《办法》只是为了防止逃税，但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关税壁垒。”
他分析说，俄罗斯也反对攒车，中国的厂子在当地就注册不上了，原本这些企业是先进口零部件到俄罗斯装配，以赚取零部件和整车的关税差。而俄罗斯采取的办法是，必须有主要生产工艺，有主要生产工艺的进口零部件才给优惠。俄罗斯采取的这种管理办法并没有引起众多反对，只有中国的厂商提出异议。俄罗斯之所以有这个要求，是因为有个别厂在那边攒车。就目前中国汽车市场而言，大多数厂商都是很好的，只有少数汽车企业在捣乱。所以，这就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并不涉及海关。
显然，这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三一突然决定迁离长沙，是有着巨大的不得已的苦衷。梁稳根，这位中国2011年内地富豪榜上的首富在过去几年过得并不快乐，他首次向本刊记者剖白内心的隐忍和愤怒。
三一将矛头指向同城的另一个竞争对手：，称一系列“行贿门”、“裁员门”、“间谍门”风波，都是后者推波助澜或者导演的结果。早在数年前，梁稳根就已收获巨大盛名，在旁观者看来，如此荣耀显然足以让梁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商业环境里游刃有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一直长期身处不实举报、谣言和负面报道的冲击之中。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关联交易非法谋利”、“企业涉黑”、“侵占土地”、“偷税漏税”、“公开行贿”、“偷窃技术”等等指控不绝于耳。甚至于，梁的家人也受到诬陷和攻击。“在对手那里，三一除了贩毒、几乎坏事都做绝了。”梁对《环球企业家》说。
这家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甚至不敢在长沙总部召开董事会。11月8日，梁稳根乘火车前往江苏昆山秘密召集董事会，各位董事则由长沙等地辗转而来。如此行事乃是迫不得已—梁确信自己的行踪一直被监视。在董事会上，三一董事个个怒火中烧，梁稳根揶揄地说：“受欺负不丑，作恶才丑，三一要学会唾面自干，别人唾在脸上不要自己擦干，而应让风自然吹干。只有这样，对手才能解气。”
由于担心被监听，梁通常不在公司召开任何重要会议，实在有需要，就选择在办公室外长长的露台上或者三一园区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
一家企业在改革开放已逾30年的中国商业环境里仍遭遇如此不堪的状况，真是让人乍听下来不禁觉得匪夷所思。
除了比对手更坏、更狠，还有没有别的正道可走？
也许可以重读一下18世纪朝鲜王朝的第一商人林尚沃的故事。这位信奉“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横”的生意人，一生受尽磨难和竞争对手的攻击、陷害，却始终坚守商道，并没有采用和松商同样的不正当竞争手段—能够抵御变坏的诱惑，对任何人来说，都实属不易。对许多企业家来说，这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鼓舞，只有合规经营、守法经营，才能最终能够赢得市场，也能赢得尊重。
近日，互联网战场又起硝烟。在腾讯投资搜狗几天后，搜狗与360互诉对方不正当竞争，并提出千万元级别的索赔。搜狗称360篡改用户默认设置，360则称搜狗不尊重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金山、百度、腾讯、小米、联想等企业也加入战局，指责360手机助手恶意竞争。
姑且不论几家企业孰是孰非。互联网领域内发生无视竞争规则、商业道德和广大用户利益，肆意发起不正当竞争的乱象，近几年时有出现。其中，几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出现尤为频繁。
一是利用虚假宣传等恶意公关手段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其竞争对手的商业形象，诋毁其他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或者产品，从而使自己的服务和产品在竞争中受益。二是利用自己的产品干扰用户终端上竞争对手提供的服务或者产品的下载、安装、运行和升级，误导或强迫用户不使用其竞争对手提供的服务或者产品。三是利用垄断地位限定用户使用或者不使用其指定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或者产品，或强行与其他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或者产品不兼容，强迫用户做出选择。四是抄袭，侵犯知识产权。
恶意竞争事件的发生既损害了互联网用户和当事公司的正常权益，也对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消极影响。因此，我国互联网竞争迫切需要遵守以下基本规则，保障产业健康快速成长。
第一，聚焦产品而非恶意公关。互联网企业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产品的创新与精益求精上，而不是与竞争对手的关系处理上。尤其是利用网络水军、虚假宣传等恶意公关手段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其他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赶超对手而非破坏对手。优秀的产品和服务是互联网企业吸引用户、争取市场、赶超对手的根本途径，利用不正当手段破坏对手，使自己因为没有竞争对手而成为用户不得不选用的对象的行为舍本求末，只能使自己暂时得利，但最终必然会被用户抛弃。
第三，服务用户而非绑架用户。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良好的产业环境，我国互联网行业获得了高速发展，产生了很多大型公司，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寡头垄断的现象。这些大型企业拥有大量互联网用户，欺骗、挟持和绑架这些用户去打压竞争对手无疑会给对手造成毁灭性打击。但这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将严重影响互联网生态发展，损害公平竞争秩序，给互联网用户的正当权益造成巨大伤害。
第四，依靠创新而非抄袭。有些互联网企业间存在相互抄袭的现象。长此以往，我国互联网产业将丧失创新能力，形成恶劣竞争环境。因此，互联网竞争必须杜绝侵犯知识产权的抄袭等不正当行为，加强自主创新，尊重知识产权。
对于恶意竞争的现象，我国互联网产业的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互联网竞争规则，规范互联网行业竞争，培养健康发展环境。
三项指标看竞争
应该说，竞争是好事。竞争加速了报业市场化的进程，使报纸的产品制作、营销能力和管理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竞争催生了一批职业报人和传媒职业经理人的成长，并活跃在报业改革的前沿。在我看来，没有充分的竞争，不可能出现优秀的媒体和优秀的传媒人。
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来考量一个城市竞争的程度。一是同质化报纸的数量。这个指标很直观，数量越多，竞争越惨烈。二是竞争主体的强弱度与均衡度。势均力敌总比一家独大要严峻，两军对垒也不如“三国演义”热闹。三是报业人才的集聚程度。事在人为，报业人才云集之处，往往是高水平的大战。广州、北京的办报水平与竞争度公认最高，原因之一就是全国各地的高手汇聚一堂，各种门派、各种观念在此碰撞，所谓杂交出良种。如果仅有前两点，缺乏第三个特征，一个城市的报业大战很可能是低水平的竞争。比如南京，价格战在这里引发，报价之低，广告含金量之低，可谓全国之冠。竞争主体除了以《扬子晚报》、《南京晨报》为代表的省报集团，还有《金陵晚报》为代表的市级报团，更有《现代快报》为代表的新华社、《江南时报》为代表的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竞争主体多而杂，同质化报纸数量也多，但这是一个较低水平竞争的市场，其办报水平与营销招数乏善可陈。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里面的人不愿出来，外面的人进不去，缺乏交流沟通，近亲繁殖是其最大的弊病。类似的战场还有许多，比如武汉、杭州、郑州、济南等大多数省会城市均为此类型。
竞争最激烈与最不激烈的城市
通过三项指标，我们很容易综合判断出同城大战的水平。在广州，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等三大集团的火拼，同类日报达6家之多，也是国内优秀报人的“黄埔军校”。因此，广州的同城大战堪称全国之最。新生的报纸要想进入，总要掂量再三，因为成本太高。北京市场由于2001年《京华时报》、2003年《新京报》的出现，都市报大战正酣。三项指标均很强势。上海与天津可能是国内同城大战最不激烈的大城市。上海虽然竞争主体不少，但同质化的都市报的数量不多。比如面向大众的早上发行的都市报只有《新闻晨报》和《青年报》，晚报有两张，即《新民晚报》与《新闻晚报》，时政财经类的报纸有3张。作为同城大战的主战场是早出的都市报，在其他城市至少有3张以上，作为国内人口最多，广告市场最好的大上海只有两份都市类早报显然与其不匹配。然而，如此格局的出现是计划调控的结果。《新闻午报》一直想走都市报的路子，但上面只允许以娱乐新闻为主打，其前景暗淡，难以大发展。有趣的是，上海有关部门似乎不喜欢也不提倡竞争。他们经常在竞争对手之间进行干部调换，消解从业人员的斗志。同样，天津市的都市类早报只有《每日新报》和《城市快报》，且同为一家报业集团，谈不上恶战，最多是内部兄弟之争。本来今晚报社很适合办一份早报，也想办，未果。华商集团也试图在此办一份都市报，仍未实现。我们可以说：天津的都市报是相对垄断的市场。从二级市场来看，深圳在《深圳特区报》与《深圳商报》合并之后，成为最没有悬念的市场。
竞合的需求很强烈
残酷的恶性竞争已使竞争主体疲惫不堪。报价低、报纸厚、广告价低、经营成本高等问题使报纸利润摊薄，如今10%的利润率已属不错，许多报纸上亿的广告，纯利只有几百万。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已使许多跃跃欲试的投资者望而却步。有人说，一帮文化人辛辛苦苦经营的报纸，实际上在为纸厂、印刷厂、广告商甚至报贩打工，钱都让他们赚去了。有人说，现在办报人谈的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而不是活得好不好的问题。今年整个广告市场全面下滑，平面媒体更是雪上加霜。有人惊呼：都市报的冬天来了。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都市报的恶性竞争进入了“囚徒困境”。大家都从自我利益出发，压低价格，加大成本，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其结果两败俱伤，个人决策的理性化导致整体决策的非理性化。
噩梦醒来是早晨。经过惨烈的大战，大家寻求竞合的要求已十分强烈。
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于同城大战恶性竞争的现状十分忧虑。今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都市报刊发行竞争力峰会”上，有关领导明确表示：近几年报刊发行市场秩序不好，有些混乱，社会反响也比较大，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几个相关部门下一步准备共同抓治理、整顿报刊市场，规范竞争行为。今年7月20日至25日，第十届全国省级晚报(都市报)总编辑年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有关领导专程莅会，强调当前都市类报纸发行中的恶性竞争，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对都市类报纸的发展也是一个严重损害。与会25家报纸联合向全国各报发出倡议，抵制报纸发行中存在的恶性竞争。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同样经历过类似恶性竞争的过程，最终大家还是要坐下来订立攻守同盟，进行行业规范。而且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很好的苗头。比如大连、南昌等地在今年大征订前夕，几家报纸共同制订规范报纸发行秩序的合作协议，值得其他城市学习。
合作的三个空间
南昌的合作协议中规定：不对征订(含零售)对象以提成回扣、有奖征订、赠送钱物(含报刊)、出国考察、公费旅游等各种有偿手段征订报纸、促进发行；不利用报纸版面以宣传、表扬为由搞有偿新闻或所谓“形象版”，变相抵值摊派报款；不能以批评报道相要挟征订报纸；不用“最”、“第一”等词句为自己的报纸作宣传，不在征订发行广告中进行欺骗性宣传；不以任何内容，任何方式贬损其他报纸等。
该协议对发行促销的规范已很详细。除了发行，还有两个方面需要协调。一是报价，国内都市报定价普遍偏低，入不敷出。一份纸张印刷费超1元的报纸，往往只卖0.50元/份，甚至更低。报纸经营最大的成本是纸张印刷费。所以，共同提价是当务之急，是竞合双赢的主要应该解决的问题。其实，2000年，广州几家主要报纸一起提价，从每份0.50元/份提到0.90元/份；2001年，又再提至1元/份。共同协商提价值得其他城市效仿。
广告价格偏低可能比发行的恶性竞争还可怕。广告价格低，广告占版率高，新闻阅读性削弱，必须通过扩版来弥补，结果最终加大成本。所以广告经营部门也不妨坐下来制订游戏规则。如果这三方面都能协调好，恶性竞争的惨况就会得到有效控制。
学会耐心等待
当然，我们要看到，要彻底杜绝恶性竞争的现况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简单靠行政命令就能奏效的。以重庆市场来说，今年大收订前夕，商报率先抛出限制恶性竞争的方案，包括发行与广告的游戏规则，想与对手协商，从而规范整个市场。
在日本，50年代就开始商讨整治恶性竞争问题。直到80年代才相对平静。日本的朝日新闻社前任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中马清福先生在《报业的活路》一书中，谈到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发行大战：“为了防止不正当战争，相应的规则被制定出来，但不久便被某些报社打破。之后各家报社在竞争正常化方面又达成合意，但好景不常，又被打破。然后新闻界再提出《正常化宣言》，最后又被打破。执着地坚持采取正当手段竞争的报社甚至被其他报社嘲笑。总之，即使签定了发行协议，总有报纸发现取巧的方式。”日本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整合之路还很漫长。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要经得起熬。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否为良性竞争？我认为不属于良性竞争。原因如下：
从语文角度看，这句话存在逻辑性错误。虽然这是着名的军事家拿破仑的名言，但是这过于肯定，而且如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一定不是好士兵，那么谁去打仗？谁去冲锋陷阵？当我们是一位士兵的时候，要做好士兵的工作、尽到士兵的责任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乐于奉献的工作精神、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勤恳扎实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才是做好本职工作的保证。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好士兵的评判标准不应该是想不想当将军。所以，我认为在语文角度上，这句话的措辞和说法就过不去了。古往今来，并不是名人的话就是真理，孔子的“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就并不被我们所认可，现在的美国国务卿、德国总统不都是女强人吗？她们并不要男人来持家操养，她们自己的能力就足矣。所以我认为，拿破仑不仅语言措辞存在一定问题，其逻辑思维也让人难以理解。
从政治角度看，这句话并没有体现良性竞争。我不否认这句话体现了竞争意识，因为这的确激励着人们要奋进，而且给后人们以非常充足的干劲。但这是否体现良性竞争呢？非矣，当上了将军的士兵就一定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吗？当然我也不是说他们没有正当竞争。这就话不能以良性恶性来分类。这句话告诉人们的是一个竞争的目标，或是说一个美好的结局，但这中间的过程谁会知道？我们不能说因为这是名人说的就一定是良性竞争，当然他也不一定是恶性竞争。所以这句活与良性恶性竞争并没有太大的联系。
一支军队，将军指挥有方，士兵服从调动，这样的军队是要打胜仗的；如果士兵不安于做士兵，人人想当将军作决策，甲说需往北打，乙说应向北攻，这样的军队结果如何呢？人之于社会，均有自己的位置，我们应正确认识自己的位置，充分认知自己位置的重要性，脚踏实地，干好自己的工作。上进心要有，切忌不着实际，好高骛远，漂浮到半空中，找不到地了，这样要摔跟头的。不想当将军不是好士兵，人人都想当将军也是可怕的。所以我认为这句话没有体现良性竞争。
北京市161中学初二年级：付马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