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互动始于“服务”

今年的春节来得较往年晚一些，过年和“两会”连得很紧。因此当人们听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民生问题时，很容易联想到春节期间总理在辽宁探访棚户区改造、给棚户区居民拜年的情景。

作为辽宁的“一号民心工程”，为了避免居民搬迁后“住得漂亮，活得艰难”，就业工程同时启动，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并设立了棚户区“失业警戒线”，一旦棚户区回迁居民中的下岗失业人员数量接近“警戒线”时，便启动援助预案，对失业人员实施就业、再就业援助。

棚户区里的失业人员不少是国有煤矿等大型国企的下岗工人，而以“减员增效”为目的的国企改制所造成的下岗失业状况并不只在辽宁存在，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这些人年龄大、缺少一技之长，往往是再就业队伍中的老大难。在市场经济中，失业问题无可避免，而政府的责任一方面是引导就业、扩大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是构筑社会保障体系，为失业人员解决后顾之忧。

而在中国，有些失业是人为的，是在没有社会保障兜底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失业所带来的民生问题已经积累到不得不解决的地步。而历史欠账之所以发生，则是因为我们的发展观一度出现了偏差。

人是目的，还是手段？在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国家任何形式的发展，最终都理应为每个个体的发展服务。发展市场经济是为了释放包括人在内的诸项经济要素的活力，最终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人作为劳动力要素参与生产和分配，不应影响其最终作为目的的属性，而沦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或手段，这就本末倒置了。不幸的是，这种颠倒在不经意之间频频现身。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减员增效”、“减轻政策性负担”、“企业不能办社会”等说法都不无道理而且实属必要，问题是“企业办社会”不对，那么社会由谁来“办”呢？曾经的“国家主人”一旦沦为社会包袱，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止限于一个自立之人、一户小康之家立时陷入困顿，甚至该群体收入增长乏力、消费能力萎缩乃至影响整个社会的景气指数亦非最严重的后果，真正致命的伤害隐藏在这一切背后：

这个广大的阶层中弥漫起一股被抛弃的无奈与愤懑之感，原本他们与这个国家签定的契约（以低工资、高工龄换取企业以 “办社会”的形式对他们的远期福利作出承诺）被一夜之间单方面变更，而作为经济要素之一的他们，对这一轮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契约变更根本没有被允许知情，更遑论参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成本最小”的转换方式的恶劣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它给正常的政策推行带来阻力。更为严重的是，它正在影响民众对现代政治的信心，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恶性循环在多起中已见端倪。

于是似乎简单的“增效”改革，或许真的提高了短期效率，然而蓦然间人们发现，摸着石头过了一条河之后，抬起被磕伤的腿再过下一条河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信誉尤其是政府的信誉，是不好轻易透支的。

还有一种流行观念即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低，于是很多“主流人士”极力反对设立最低工资这种国际通行的制度，因为这样会“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这种观念中，“血汗工厂”被宽容，作为劳动力的人彻底地降低为跟机器处于同等地位的工具。

凡此种种，表面上看符合“发展是硬道理”的论定，但它只关心GDP的增长和资本的处境而不关心劳动力的处境和其他人的福祉，资本与权力合谋而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发展”的崇高口号下，却不断以少数人的自由发展挤压大多数人的自由发展。而这一度也曾影响了政策的方向。

今天，“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提出就表明了政府对政策的纠偏和修正。

在经济持续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势下，中央政府开始回归自己的定位，将人民的生计放在首要位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别提出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落实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会”召开前，发表署名文章，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列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之一。“两会”上，总理报告中安排多项财政资金支持解决民生问题的有关内容一再赢得代表们的热烈掌声。

所谓民生新政，新在它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政府行为，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本来就是现代政府的题中应有之意。解决民生问题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起码要求。仁政换来的是感恩，而“服务”换来的是信任，“服务”重建的是信誉。这是一轮良性互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