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国际化传播

尽管纪录片具有传承文明，凝聚历史人文价值的社会功效，但在中国电视泛娱乐化、快餐化的今天，我们对纪录片领域的重视与投入显得十分不足。一批表面看来大投资、大制作的纪录片陷入了“政府为主要投资，领导是主要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中国式困境。在资源浪费与无效传播中徘徊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究竟该如何形成竞争规模，从而赢得国际传媒领域的重视与肯定，是摆在中国电视业面前的严峻问题。

其实，纪录片能够营造其他类型电视产品无法比拟的“真实感”，其传播潜力在于使用较为纯粹的画面语言更能彰显文化理念，传播隐性价值观，唤起受众情绪、情感上的共鸣。这种易于接受的“软性宣传”客观上符合了对外交流的语态和语境，优势明显超过新闻、娱乐、电视剧等其他领域的电视节目。

纪录片对外传播的最高境界当是“以国际受众市场为导向的国家公益事业”。在西方，每年都有大量电视制作机构甚至非盈利机构(民间组织、公益慈善组织)等通过“项目选题”及“制作团队”招投标的方式投资、赞助纪录片的筹划与拍摄工作，此举既能确保选题的公益性，又规避了市场风险，保障了后续的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因此，要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看待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化传播问题，就必须将纪录片的公益化与产业化、市场化相结合，在构建传播体系和创新表达技巧等方面下功夫。_纪录片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

选题评估与国际预售。选题评估是按照市场规律建立项目管理，进行选题“独创性”的充分论证与投资市场预案评估。国内电视人并不缺少拍摄纪录片的行动与热情，缺少的是行动前的计划与论证。在国际上，选题论证与操作评估通常平均需要12个月，而获批之后，前期拍摄加后期剪辑的时间总共会控制在8个月以内。因此，选题的评估论证时间往往比拍摄制作时间要长。长时间、系统化的论证带来的是很高的选题淘汰率，但却保证了质量。这就要求创作者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与决心，从社会大海中挑选选题。虽然成功率低，但选题中标后带来的巨额投资仍会让纪录片导演们趋之若鹜。

国际预售制度是世界范围内电视节目生产发行的通行规制。目前，国内外电视剧的主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预售系统，即在一部戏投拍之前制作方与播出方(一家或多家分担)签订播出预售合同并拿到订金。预售制度为创作者广泛募集了相对充足的创作资金，起到融资的作用，同时多家共同出资制作或购买的方式降低了市场风险。预售合约签订的依据是创作之前长时间、负责任的论证与策划，这会保证题材的独创性和故事性，更重要的是保证了选题积极正面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规制性管理与流程化操作。西方电视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已然形成了规制性的管理，具体表现在标准流程与细节量化上。面对国际电视市场和众口难调的大众审美文化，中国的电视生产与传播恰恰缺少规制性标准的确立。纪录片的导演或制作人总是自己独当一面并承担所有风险，他们往往凭个人化的艺术感觉行事，无视产业规律和受众喜好，无视海内外观众欣赏品位的共性与差异，甚至我行我素。当然，这有利于形成纪录片百花齐放的优势，但也使得中国纪录片至今停留在“手工作坊式”阶段，不仅无法控制投资风险，无法适应制造环节的批量生产，更无法在跨文化传播上形成规模。因此，中国电视纪录片这样一个投入成本高、收视风险大的生产领域，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国际化传播的创作规制标准。目前，国际上已经论证成熟的能够确保高收视率的创作规制有“悬念化叙事”、“平衡性呈现”、“非线性结构”等方法，迫切需要国内编导学习借鉴。

创作标准规制的坚持会带来巨大的品牌效益。“国家地理频道”和“探索发现频道”的纪录片是永恒性主题，快节奏剪辑，高信息量压缩，依托情节与故事推动；而日本NHK的纪录片是公益性主题，慢节奏叙事，娓娓道来，情感推动线索，感性解说，两个频道的纪录片风格截然相反，但却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秉承的品格与宗旨，最终都拥有了大批忠实观众，均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和社会效应。他们成功的缘由就在于通过标准作业程序与细节量化的方式进行流程化管理，锻造同一风格的品牌作品。而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了几十年，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标准，依然是随性拍摄，靠天吃饭，疏于预测作品优劣以及市场风险。因此，只有流程管理和标准制作程序管理下的纪录片，才能形成品牌效应，适应市场经济，而流程管理和标准制作程序一旦建立起来，则会带来选题有方向、制作有流程、细节有量化、评估有标准、经济大丰收的良性循环。

艺术追求与产业链条。纪录片是电视节目中的“贵族”，理应彻底远离低俗与平庸，拥抱艺术与人文。在未来，精品纪录片的播出应秉承高端路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电视播出和收视率的控制。让纪录片进入院线、沙龙、社区都不失为一种新传播渠道的尝试。纪录片管理者与组织者应努力争取企业公益基金与政府文化创意产业的资金项目投入，在重点城市打造纪录片院线与公益影像沙龙，举办公益影展，把纪录片的传播空间打造成高端艺术殿堂，让纪录片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通过意见领袖的社会影响辐射寻常百姓，通过仪式化欣赏的方式提升全社会欣赏纪实作品的艺术与文化氛围。当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纪录片，就像聊电影文化、酒文化、茶文化、风土人情、投资旅游一样，纪录片便真正迎来了流行与风靡。这种模式从法国飞帕国际电视节到中东卡塔尔半岛电视节者15在尝试中推行，并通过高知识品位人群的影响力辐射普通人，有些已取得很大成功。

为了建立更广阔的市场，纪录片领域还需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未来，纪录片仅仅凭借节目内容的经营是很难长足发展的，纪录片频道仅仅依靠产品播出也是很难建立对外传播长效机制的。在产业链条中，纪录片只是拉动效益的火车头，真正能够产生效益的应该是火车车厢里的后续产业。例如一些纪录片颇具策略地促进了旅游产业，宣传民族与民俗文化、饮食文化，甚至推动了楼盘、汽车、医疗、奢侈品等高消费行业。在纪录片这个领域我们如何尝试这些后续的盈利路径?这里笔者只想提出方向，期待更多的专家献言献策。_纪录片国际化表达的创作技巧

多元化主题。笔者建议纪录片创作的主题多元化，不是不要思想，不要主题，不要结果，而是要提醒业界的朋友，当我们已经习惯了“表达鲜明主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种创作方法，换一种表述理念来指导我们的纪录片创作?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不断变化的，不断变化的事物要求我们不要把眼前的一切都看做是一成不变的、唯一的。因此，纪录片的创作要遵循规律，不能总是要求作品“一个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也不要总试图给社

会公众一个绝对的、完美的结论。从纪录片的个性化创作和主观创作上看，“一个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的创作意识也是不妥的。事实上，纪录片创作本身就是“追求差异化”的，即便故事相同，观点也要不同。

从国际交流的角度来看，“一个思想，一个主题，一个结果”的作品也是不利于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世界各国文化迥异，意识形态不同，民风民俗也差别很大，中国的纪录片要想进入国际视野，让外国人乐于接受，从创作上就要注意采用多元化的主题、运用开放式的结尾，甚至将意识形态赋予故事形态之中，有策略地“模糊表达”。否则一些西方国家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政治语境”的不同，就会将中国的纪录片拒之门外。

悬念性叙事。悬念是一种叙事的技巧和手段，通过使观众略感迷惑的情节设置，吸引读者持续观赏。悬念在文学中的表现是“伏笔”与“铺垫”，纪录片中更多表现为设问与拖延。巧妙的悬念设置，可以解决结构与欣赏之间的矛盾。当然，我们在前期选择要拍摄的对象时，最好能够发掘具有矛盾与冲突的故事，哪怕是内在的矛盾，矛盾的存在往往是吸引人的。

多年前我采访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常务副总监史博恩时，他曾说过，“国家地理频道在论证纪录片题材可行性的时候，会毅然放弃那些缺乏戏剧化、矛盾冲突和故事化基本建构的题材，哪怕这些题材再独有、稀有。”而悬念性叙事，则是在我们进行了按时间顺序行进的真实记录之后，后期进行剪辑时一种使故事呈现更精彩、更吸引人的手段。这里我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非线性结构”，区别于以往的“线性叙事”，非线性结构最常使用的是“插叙”与“倒叙”两种叙事方法，以达到营造悬念氛围的目的。据我所知，国际上一些很好的纪录片导演之前都或多或少有过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或新闻故事的经验，自身具备很强的叙事能力。

平衡性观点。感性、鲜明的表达方式有时反而传播效果不好，难免有强加于人的感觉，这样的片子无法与国际接轨。纪录片产品如何才能真正被世界各地、各种意识形态、各种的观众接受呢?可以在国际纪录片市场自由进出的产品，一定是有平衡性观念、开放性结局，尤其是解说词，应该也只是起到交代背景之用。

纪录片虽然很难避免倾向性和主观性，但至少要使其在形式上是平行对立的，通俗地说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与此同时，平行对立并不代表不发表作者的观点，只是将作者的观点以一种更为艺术、更为巧妙的方式使观众更容易接受，这即是所谓的“艺术化传播”。与平衡性观念相一致的结局就是“开放性结局”，即让观点隐藏在看似不太确定的思考中。

以往我们“一边倒”或“主观宣教性”的“文化贴现”是很显著的，因此很难被其他文化体系的人接受。但中国电视纪录片要跟上国际化传播的脚步，就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国纪录片在30年中至少经历了三次颠覆性的变革：第一次是“长镜头”、“同期声”式的纪实主义风格(如《望长城》、《》)颠覆了“以词为主，画面配乐”的宣教片(如《话说长江》)；第二次是电视剧式的“搬演重现”与“数字技术”(如《故宫》《圆明园》)颠覆了纪实主义；第三次是纪实性的游戏娱乐颠覆了自然生活真实(这表现为带有人为游戏规则的真人秀节目颠覆了对纯粹自然性发生事件的记录)。因此，作为文化产品进行国际流通时，纪录片正迎来一个“怎么拍都行”的时代。去争论其中的是非功过已然没有太多意义，但面对收视率为主导的电视评估体系，纪录片如何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环境中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之路，将是摆在纪录片产、学、研三大领域面前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