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北马政探析

[摘 要]马政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制度，与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和民族关系密切相关。本文从清代西北的范围；清代马政的总体情况；清代西北的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地区马政的具体情况等方面来探析清代西北马政对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西北；马政；政治格局；民族关系

首先来明确清代西北的范围。清代的西北地区范围比现在中国西北的范围广得多。黄慕松在《西文物展览会与开发西北》中指出：西北可分为远西北、近西北和外西北。外西北为“蒙、新、藏这一大弧形地域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乾隆后边境多事，嘉、道问学者渐留意于西北边新疆、青海、、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桂、何秋涛最名家。”另外《新西北》月刊说：“外西北包括蒙、新、藏这一弧形地域者。”陈学明的《西北人口概况》说：“今日之西北范围包括甘肃、宁夏、青海、绥远、陕西、蒙古、新疆、（一部分）、西康（一部分省份）。”黄慕松的《西北展览会与开发西北》中将西北分为远西北、近西北、外西北。外西北中包括外蒙古和的一部分。（1）根据这些，清代的西北马政要研究的范围包括今天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根据清朝的行政区划，最终将研究范围定在清代的新疆、甘肃、、陕西、蒙古。

清代西北的马政情况是很特别的，由于清初的统一战争，清朝统治者很重视西北地区的马政。要研究清代西北马政的情况，要先明白清代马政的总体情况。

一、清代马政的总体情况

清朝初年，清朝统治者学习明朝的制度，设立了御马监。到了康熙在位的时候，他将御马监改成上驷院（上驷院是清代内务府所属的三院之一，三院是上驷院、奉宸苑、武备院，掌管宫内所用之马）。上驷院负责掌管御马，以备皇帝骑乘。还有清朝的太仆寺，是清王朝管理边外内蒙古地方左右两翼牧马场事务的机构。初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无专署，附于兵部的武库清吏司，当年十二月裁撤，到顺治九年复设，至雍正三年（1725年）才建成本寺衙署办事。这里分成两种马，供皇帝乘坐的马叫“内马”，另一种为了礼仪而骑的马叫“仗马”。如果选中御马，还要给它烙印，做个记号。还专门设置医官来给马治病。皇帝出行狩猎的时候，要提供官马。皇帝去陵墓等地需要很多马匹，有时候要从察哈尔的牧场征用马匹。到了嘉庆年间，国家的物力慢慢耗损，皇帝不去木兰狩猎了。马政逐渐衰弱下去。到了道光九年，皇帝出巡需要的马匹和乾隆皇帝时期的马匹差不多。

顺治十五年，政府规定了各级任务出巡所需要的马匹数量，比如说，“亲王出征，马四百匹，郡王三百，贝勒二百，贝子百五十，镇国公百匹，辅国公八十，不入八分镇国公七十，”康熙三十五年，清政府规定，出征的时候，每个士兵带四匹马，四人组成伍，一伍主从骑八匹。到了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将各级官员配备的马匹数量减少了，规定“左都御史十六匹，侍郎以下递减”。到了乾隆十六年，清朝在都城外养马，在热河养马千匹。到了乾隆二十八年，开始圈马。然后在乾隆五十九年撤销了圈马制度，分给军队拴养。嘉庆十二年，有大臣复议圈马。道光后期，马政基本废弛。

二、清代西北马政概况

清代西北地区的马场大规模设立从雍正年间开始。在乾隆年间，继续发展，后来慢慢衰弱，最后到了道光年间，逐渐消失。有史料为证：

“雍正十一年，陕西总督刘于义疏言：

国家马政为武备之要，连岁西路军需调解马匹，陕甘两省购觅甚难，俱从北路归化城等处解送，不惟靡费钱粮，且长途远涉，难免疲乏瘦损之弊。

臣留心体访，闻西宁摆羊戎地方可设牧场，随委原任西宁府知府黄澍前赴查勘。黄澍称：摆羊戎周围约三百四、五十里，其间荒地甚多，且骁水草可牧马六、七千匹。又肃州嘉峪关外之花海子湃带湖一带周围约二百余里，水草富裕，至甘州之大草滩、凉州之黄羊川，水草尤属丰裕，皆可设厂牧放。

臣请于摆羊戎、花梅子、大草滩、黄羊川地方各设马厂一处。每厂且先采买骒马一千匹，儿马二百匹，臣查儿骒马西宁口外及陕甘内地尚易购觅。如此经理数年，马匹蕃息于边疆，防守永远有益矣。

况语云“地用莫如马”，即将来大兵凯旋，边防要区，原宜多为畜养，以备应用。考汉时广置厩苑，设立牧师苑监，分别河西六郡。北魏时，以河西为牧地，滋息马二百余万匹。唐时置八坊，为四十八监，自贞观至麟德年间畜马七十余万匹。是河西诸郡，水草丰善，原系前代畜产马匹之所。

高宗乾隆元年，定陕西甘州提标、凉州、西宁、甘肃三镇，各设马场一处，十三年，定甘州提标、凉州、西宁、甘肃三镇，各设驼场一处，十八年十一月，曾甘肃牧马孳生厂地。至道光间，马大藩息，多至二万匹。

甘肃提标辖马厂一，提属永固协辖马厂一，凉州、西宁、肃州三镇标各辖马厂一。肃州镇属安西协沙州、靖逆二营，辖马厂一。甘肃提标，凉州、西宁镇标所辖马厂，各分五群。每厂设统理游群一人，没群设牧马千总、把总各一人，牧副外委一人。永固协所辖马厂为一群，设统理都司一人，牧长千总、把总各一人，牧副外委一人。每二十四匹，设牧丁一人。（西宁）镇属各营兵丁额马四千六百二十四匹，内标营马二千四百匹，协路各营马二千二百二十匹。备战驼五百只。又备炮驼一百只。额设孳生马一千二百匹。”

在甘肃地区，有古书记载：“犏牛蕃种也，乃黄牛与毛（牦）牛交而生者”，而这种新的品种在“兰州以西多有之”。甘肃“俱为产马之区，且地又宜马”，所以马匹的产量很多，而且在民间饲养牲畜非常普遍，其中如甘肃永昌县，“牛、羊、豕肉甚贱，故贫家亦得常食”，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新疆地区，有记载表明：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政府在乌鲁木齐同哈萨克进行绢马贸易后，便责令有关部门将“其儿骡马，皆于屯田处所加意放牧，将来孳生蕃息，使成好牧群”，并且将此作为一种定制而付诸实施。清廷认为，“内地马匹原以储备调拨”，既然新疆统一后便不再需要“接济”，这样退役的马匹“与其收槽充数，又不若立厂孽生”。因为“即水草以善牧养，于公私均有裨益”。新疆布防驻军、台站卡伦都需用大量马匹，清廷不得不考虑，“必须设立牧场，擎生牲只，方为久远之计”。

所以自乾隆二十五（1760）年起，清廷先后在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地设立马厂，调拨马匹，牧放孽生。伊犁马厂始设于乾隆二十五年。马厂牧地分布于波罗塔拉、哈布塔海、赛里木诺尔、特克斯、察林塔玛哈、霍诺海、哈什、峻吉斯一带。这里地域辽阔，水草丰美，适宜畜牧。《钦定新疆识略》载，伊犁马厂每三年擎生一至三岁马驹九千五百二十四匹，是为定制。道光六年，马厂存有擎生本马五万余匹，其数量在西北各马厂中居于首位。乌鲁木齐马厂与伊犁马厂同时设立，但为时不久清廷即令将马群解送伊犁，归并入伊犁马厂。乾隆三十七（1772）年八月，从伊犁移驻乌鲁木齐的一千户额鲁特官兵，随带有部分孽生马匹，以后又陆续解到部分孽生马匹，设立马厂，至四十二（1777）年，乌鲁木齐马厂共有孽生马六千七百六十匹，儿马驹九十九匹。后来，额鲁特官兵移驻斋尔，这些马匹又随同移往塔尔巴哈台设厂牧放孽生。巴里坤马厂设于乾隆二十六（1761）年，称“东厂”。三十四（1769）年，从东厂均出部分孽生马匹与从塔尔巴哈台调取的马匹合群，另于古城设“西厂”牧放。四十年，东、西二厂马匹擎生过多，牧地有限，渐形拥挤，又均出八千余匹，于木垒设厂牧放。嘉庆十二（1807）年，木垒厂改归济木萨营员管理，又称济木萨马厂。道光十二（1832）年，巴里坤、古城、济木隆三厂有马近四万匹，“孽生日多，不能容牧”，陕甘总督杨遇春奏请挑留变价老残废碎小马一万二百三十匹，每厂选大儿骡马六千匹，作为正牧，并带牧骗马驹，三厂共留马二万六千六百二十五匹。塔尔巴哈台马厂设于乾隆三十九（1774）年，牧厂地名斋尔。该马厂较其它地方马厂设立较晚，但发展也很快，乾隆末年，马厂已有大马九千六百七十九匹，马驹三百七十一匹。以上为较大规模的马厂，此外，在天山南路的哈密、喀什噶尔、乌什、英吉沙尔、库车、喀拉沙尔，以及喀尔喀蒙古的科布多等地，还设有一些较小规模的马厂，各牧放马匹数十至数百匹不等，主要供当地驻军使用。

在青海地区，西宁马场在当时管理和经营得比较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西宁镇马场生息繁庶，现有大小儿骒骟马三千七百余匹”。

在宁夏地区，如《固原州志》所言，今宁夏固原“山深草丰，本游牧所”，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天然畜牧业基地。

这些史料从马场的建立，马匹的数量等方面说明了清代西北马政的基本情况。

三、结语

清代西北马政的兴衰与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在前期，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设立了很多牧场来驯养马匹，提供军马。西北马匹的来源有采买、清哈贸易、孽生分牧、租马、伯勒克马等。到了乾隆年间，清朝基本统一全国，茶马互市逐渐消失在历史舞台。从上面清代西北马政的历史演变中，可以发现后来西北地区的马政逐渐废弛是因为马厂制度的弊端和一些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

参考文献：

[1]邓承伟：《西宁府续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

[2]清代官修：《续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注释：

（1）尚季芳：《一部有创见的学术专著―简评牛海桢清代西北边疆政策与民族研究》，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