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

作者简介：姚震乾（1989～），汉族，籍贯广东汕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陈洁（1989～），汉族，籍贯广东汕头，广州市南沙区质量技术监督局，科员。

摘 要：民事诉讼中，围绕判决是否具有既判力，传统理论持肯定态度。既判力保护的是民事诉讼的制度性效力和程序上的稳定，因此，需要明确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的地位、既判力保护的范围、以及对既判力本身的维护意义。

关键词：民事诉讼、既判力

一、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的主要内容

（一）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的含义

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指的是在诉讼过程中，裁判机关经过一系列的司法程序，最终作出了对某一诉讼标的的确定判决，在此之后，针对同一个标的，其后在内容上，不得作出于前述确定判决内容不相符合或者相抵触的判断。理论上，把这种由前述裁判引起的对后续裁判的约束力，称之为既判力，也被称之为实质上的确定力。 [1]

承认既判力为对民事裁判内容的约束力，这一点应当是不存争议的。日本学界在总结既判力理论时，认为一旦在判决时，以失去“不服声明方法被撤销的可能性”而被确定，同一问题再度引起争执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本国法院当然必须尊重同属一个法律序列中司法机关所做出的判决。 [2]这个观点是中肯的。

但笼统地将既判力的约束对象归结为民事裁判的内容，就留下了一个需要细化的问题：针对民事裁判哪一部分内容需要接受既判力的约束，学界存有争论。对此后文讨论。这里仅简单陈述一点，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虽然没有把既判力理论明确的发展到法典中，但既判力的部分内涵，已经有所体现，典型的如“一事不再理”规则。现行法律中，也为了维护程序上的稳定，而提出在明确裁判生效，当事人因为同一标的又一次的，当进入申诉程序。又如法院在裁判文书中确认的事实，当事人仅负举证责任，而无需对该事实进行质证。

（二）既判力的约束力根源

既判力的约束力根源，探讨的是既判力的产生和既判力的基础。在裁判机关做出对某一诉讼标的的判断之后，不得就同一判决内容再起争执。那么既判力是否就因为是为了法院的权威性而应运而生，还是既判力是为了对个案正义的保护，需要对既判力的根据首先进行明确，从而才能使得既判力更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性。 [3]

就既判力的约束力根源，目前普遍存在有三种学说。

第一种学说认为，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来源于民事诉讼制度本身。4换言之，在设计民事诉讼制度之初，就已经将这样的效力包含在整个制度体系之中。这种理论的的逻辑在于，民事诉讼本身是为了解决争议，争议的解决有赖于有权司法机关做出一个结论，不管这个结论是否如当事人所愿，都是一个针对本案诉讼标的的定论，这样的定论应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若这样的稳定性不存在，对一个诉讼标的所形成的定论就很容易被，会陷入不断恶性循环的讼争之中。

第二种学说认为，民事活动的既判力，程序自我保障后的自我责任。 [5]这种学说是相辅相成的内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事人在争议过程中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会竭尽所能提出相关的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诉求，如果不能提出相关的辅助材料，本身自己就应当承担相关责任，而在当事人提出了相关的证据，法院也予以认可并做出裁判，在这种情况下，把整个完整的诉讼过程看作是一个程序，做出裁判是一个程序的结点，程序本身保障了当事人利益的实现，则反过来经历过该程序的人则必须受到程序本身的约束。

第三种学说是二元论，也就是在前两种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综合，采各自的观点并进行柔和。这种学说首先从制度的设计上分析民事诉讼的既判力，是随着民事诉讼制度本身而产生的，也认为民事诉讼在操作的过程中，由于经过了当事人和裁判机关的有序参与，参与者本身需要为程序所得结果的稳定性来保护，反过来也必须自觉维护程序的完整性。这样的学说固然照顾了两种前述学说的观点，但是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两种并存的学说何为主次，是否存在哪一种居于主体地位的问题。学界有观点倾向于将民事活动的既判力根源，往程序性效力的方面倾斜，有一定的道理。理由在于既判力发生效力的时候，也依附与程序之中，表现在一个裁判的做出，后续审判中对该部分事实不予审查，以及对同一个诉讼标的不再引发争论等，站在这个角度上，将既判力归结于程序性效力，似乎比较有说服力。但笔者认为，将既判力归结为程序性的效力，将这种约束力虚拟化为双方都必须尊重的某种契约，这有悖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民事诉讼制度是国家司法机关为了帮助当事人解决纠纷，而创立了一种具有公证性的公权程序，这种程序背靠着国家的公信力，效力也来自于对国家的信任，故此，本文更加倾向于将民事诉讼既判力归因于民事诉讼制度本身。法律，含民事诉讼制度在内，应当是为了调解社会各阶层因不平等而产生的矛盾以及社会秩序的偶然性紊乱，因而对裁判所产生的既判力的解读，也要回归到民事诉讼制度本身。

二、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的保护范围

（一）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实质上指的是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的受约束主体。原则上讲，既判力既然是在诉讼活动中，由当事人提出请求，并经过有权司法机关的裁判，用以约束与请求有相对应关系的当事人的，则按照此逻辑，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应当限定在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原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及在判决文书中列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当然，还应当包含有上诉审中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也就是说，在上述范围之外，对本案诉讼标的没有关系的案外人不发生效力。传统上把这样的观点，归因于既判力的相对性，即既判力实质上只是及于当事人，而不能是任何人。

涉及到相对性，则不得不提到诉讼当事人是否适格的问题，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应当说正常情况下，实体当事人、诉讼当事人、判决当事人这三个处于不同诉讼程序阶段的当事人，是可以合一的。一般的进程中，诉讼标的争议的实体当事人，由于自身的权利义务受到侵害，请求法院进行保护，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该实体当事人即行转为诉讼当事人。进而，法院在诉讼当事人的参与之下，根据双方列举的相关证据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相应的判决，在判决中所负担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就是所谓的判决当事人。在争议明确，未见当事人权利义务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判决当事人与诉讼当事人也应当是相重合的，环环相扣而终归原始主体。但实践中也往往存在有复杂情况，最简单的反面例证莫过于当一个民事行为人自以为对某个诉讼标的拥有权利义务关系而当该权利义务关系受到侵犯，到法院提讼之时，实际上这位当事人根本没有享有对该诉讼标的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任何义务，这样一旦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就会出现所谓的当事人不适格的情况。这时候民事诉讼判决的既判力及于谁，就要看确定判决文书中所载明的对象是谁，从而判断民事判决既判力的所及对象。

这里还必须提到两种诉讼情形，第一种即是冒名诉讼。所谓冒名诉讼，说的是没有经过他人的同意，却以他人的名誉进行诉讼的行为。尽管外表上看，冒名诉讼的所有行为都是合法的，但由于是故意阻挠合法诉讼诉求的行为，目的并不正当，侵害了合法权益人的权利，也消耗了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所以其做出的裁判，既判力应当如何认定，值得探讨。

现行制度体系下，民事诉讼法并未非常明确的针对这一诉讼现象进行规制，只是强调了滥用诉讼程序会依法予以惩戒。现实中，法院针对冒名诉讼其实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裁定驳回，另一种是按照撤诉处置。之所以有第一种做法，是因为事实上冒名诉讼是符合条件的，经查证对于诉讼标的与人无关的，予以驳回。第二种做法是终结诉讼，对此本文较第一种处理模式相比，更为赞同第二种。所谓终结，就是仅在程序上对一个案件做人为的停止，在这次停止里，并没有对一个诉讼标的进行实质上的权利义务判定，这是告知诉讼当事人，在这个诉讼标的的争议中，与当前的诉讼当事人并无关系，即使有争议，也不应该由当前的当事人来解决，是否有争议，是否处理争议，要等待真正权利人的声音。这样的处理模式，似乎与立法原意更为相符，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存在鼓励当事人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的做法，如此，立法原意应当是让滥用诉权者无功而返，且不论是否惩罚滥用诉权的行为，起码不能让冒名者从本次诉讼中得利，如此，让冒名的诉讼终结，可以使一个诉讼标的的争议状态归零，更为符合，因而本文赞同在冒名诉讼的场合，用终结诉讼的方法，排除既判力的因素。

第二种情形则是以死者名义提讼的场合。这里面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诉讼权利的继承。在现行法律层面上，实际上诉讼权利的基层还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分别是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实体方面值得是在死者趋势后，其遗产、债权债务等民事权利义务问题，第二个方面则是程序上的诉讼权利的继承问题。就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本文认为在主体认定方面应当合归一处，就是诉讼权利归谁继承，则既判力也将约束继承一方。故而，对诉讼权利有合法继承权的死者的法定继承人，理所应当的成为民事诉讼判决的既判力约束对象，即死者的法定继承人属于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就民事活动既判力的主管范围，还应当适当的提到主观范围扩张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以及复杂化，如将既判力仅仅限制于当事人之间，不利于双方纠纷的解决， [6]因此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应当适当扩张。至于扩张范围，现行一般认受扩张对象应当是特定的，另外即如果属于法定的诉讼担当，则担当者应受既判力的约束，最后是被请求诉讼标的的实际占有人，也应当受到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的约束。

（二）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指的是判决中哪些事项是既判力发生作用的内容，在传统的理论中，既判力仅仅限制在诉讼标的中，其他双方各自的法律主张都会发生法律效力。那么对诉讼标的的范围探讨，即成为既判力客体界限的确定因素。

传统的理论上，诉讼标的的确定宜实体法为范畴，也就是说所谓的既判力只会于实体权利。这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例外情况，即民事诉讼非常常见的请求权竞合范畴，虽然诉讼当事人基于诉讼原理在请求给付时目的只能是一个，但是多个诉讼标的存在却是客观的，一旦原告在原诉中失败，则原告可以选择以不同诉讼标的提起另一讼，特别是侵权责任之诉和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诉竞合的场合，前后两次的不同诉讼标的诉讼，就存在着形成矛盾判决的可能性，假设这种情况是可以存在的，则民事诉讼法终局裁判的目的也就比较难实现了。如果终局裁判的效力都没有办法得到贯彻，则所谓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也就不复存在。

因而，近年来发展了新的诉讼标的理论。就是所谓的二分支说。 [7]在诉讼活动进行的过程中，首先由当事人诉的声明，诉的生命是由原因事实产生。诉的声明和原因事实其中任一个是单一的，那么在本次诉讼活动中，诉讼标的是单一的。如果诉的生命或者原因事实同时是多数的，那么本次诉讼活动的诉讼标的就是多数的。诉的声明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请求，是当事人自愿选择并声称的针对一个诉讼标的的结果，声明单一则诉讼标的在本次诉讼中单一，这一点应当不存争议，而原因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支持当事人进行上述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同的原因事实只会指向同一法律地位和法律后果，当然，每一个原因事实在指向一个法律法律地位或者法律后果的时候可能会依附于实体法赋予的权利而产生多个诉讼请求权，但这不代表会形成不同的诉讼标的，因而在判定诉讼标的的过程中，采取以当事人诉的生命为先的做法，显然较为妥当。诉讼标的一旦确定，就可以确定诉讼标的下司法机关裁判的事项范围，而这个事项范围，就是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的客体界限所在。

关于这点，日本学者提出了“基于信义原则的拘束力说” [8]。在日本的民事诉讼法乃至整个民法领域，都强调需要遵循诚实信义原则，与我国所尊崇的诚实信用原则内涵大体相当。主要是要求要求当事人及其律师对代表国家的法院应负诚实及信义的义务。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学者认为判决理由其所存在的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不是制度性的效力，不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结果，而是诉讼当事人给予一种特别的信义，主动地去遵守产生效力的判决中所陈述的判决理由，在接受判决结果的同时，也选择了接受推导出结果的前因，如此看来，判决理由也存在有一定的既判力。

三、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之维护意义

既判力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和判决的终局性效力息息相关。而这种拘束力，通常认为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判决后产生的约束力，对于双方所陈列的各项证据，以及生命的各种主张，法院根据居中裁判，做出一定的判断，这样的判断在程序上一旦获得生效，不管之前诉讼当事人所声称的主张与裁判的结果是相符合还是相反，都应当受到裁判的约束，即便有理由，申请变更和撤销，也要严格按照程序，由有权作出变更的法院进行修正；进而程序上，判决后产生了确定力，这种确定力体现为当事人在超过法律规定的上诉期后，不能就判决决定的事项进行性的上诉，或者重新就同一个问题又提讼，或者在另一个诉讼中，又提出与前诉不相符合的主张，这样的行为都是对既判力的挑战，此时不仅仅是诉讼当事人受到约束，而且即便是居中裁判的法院，也不能就同一个诉讼标的，或者同一个法律关系，提出相反的裁判决定，在司法实践中，这就进一步体现为一事不再理的思想。最后，民事诉讼判决之后，最重要的是将判决的结果付诸执行。因而在判决确定和生效以后，诉讼当事人就可以申请法院利用强制的手段实现自己在诉讼判决中，经过法院确认支持的主张，在诉讼判决对自己不利的场合，强制执行也一样对自己拥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并不来自于国家暴力机关的强迫性要求，而是根源于民事诉讼判决的终局性，并且更深层次的说，是来自于民事诉讼判决终局性产生了对诉讼当事人的既判力，彰显了既判力的意义所在。（作者单位：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2.广州市南沙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参考文献

[1] 李龙.论民事判决的既判力[J].法律科学，1999，（4）：82

[2] [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56

[3] 许少波.论民事裁定的既判力[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6，（6）：122

[4] 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法律出版社，1999：280.

[5] 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法律出版社，2003：481.

[6] 常廷彬.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研究[J].法学家，2010（2）：169

[7] 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83-89

[8] [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M].法律出版社，1995：164-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