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文物探明“家底”抢救性发掘与保护拉开序幕

1997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实现大江截流，大坝坝前水位达到90米，屈原故乡――湖北境内的秭归等一些城镇将首先被淹没；

2003年，三峡电厂首批机组蓄水发电，大坝坝前水位涨至135米，淹没区扩展到四川境内的涪陵，有13个市县或全部或部分位于淹没线之下；

2009年，三峡工程竣工，蓄水位高达175米，从四川省江津市到湖北省宜昌市共有632平方公里的陆地被江水吞没。

据最新的考古调查表明，三峡工程淹没水线下的地区，可考历史上溯3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下延新石器时代以及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消各个历史时期：其中有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的古代巴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这里遗存的文物古迹，经初步发掘已有不少惊人发现。在三峡工程分阶段水位上扬之前，能否对淹没区文物进行系统地发掘、保护和研究，事关华夏文明史以及人类文明史是否能添补辉煌的新篇章。

海内外知识界对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的关注程度，不亚于对工程本身。日前，有关三峡工程淹没区现存文物古迹的“摸底”和保护规划大纲终于“亮相”。这一由权威方面开列的长长的“清单”来之不易，所涉及到的大面积抢救性发掘和保护工作更是迫在眉睫。

去年年初，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确定：由长江水利委员会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负责落实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工作，并成立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在此前后、国家文物局和规划组先后组织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近30家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专门队伍进入库区，开展文物遗存的调查、勘探、测量和试掘。去年12月，野外作业已基本结束；今年3月，一个初步的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规划大纲已经形成。

根据规划组的初步统计，在三峡工程淹没区内，已发现文物点1208处，其中地面文物441处，包括各种结构的古代建筑215处，石刻造像123处，桥梁及其他103处：地下文物767处，包括古遗址460处，古墓葬(墓群)307处，地下文物的埋藏总量达2200余万平方米。根据国家主管部门的认定，三峡工程淹没区内，除已公布的1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又有8处文物遗存已列入申报第四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正待国务院批准；还有相当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了50处。

这一系列载负沉重历史的数字，首次展示了三峡工程淹没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文化遗产状况。这是300多位科学工作者在湖北省的宜昌、秭归、兴山、巴东，四川省的巫溪、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开县、忠县、石柱、丰都、武隆、涪陵、长寿、江北、巴县、江津和重庆共20个市县，历经一年多艰难跋涉考察的结晶、堪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文物考古系统工程。

然而，这是在资金严重不到位的困难条件下完成的――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仅得到1000万元预拨经费中的200万元，近一年多不得不靠举债维持运转。据悉，各种借款已达290万元，而规划组欠支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各种款项已累计达230万元。有专家担心，这预示着随之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与保护将面临更大的资金难题。

难以估价的珍贵文物遗存清单

位处长江中游的三峡，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文化长期碰撞与融合的地区。这里地理复杂、交通不便，国家有组织的文物考古调查工作仅在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小范围进行过两次、发现的文物点不过100余处。由于三峡工程久拖未决，库区文物工作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考古发掘、科学研究及核定文物保护单位等项工作落后于全国甚至四川、湖北两省其他地区。三峡库区文物遗存分布的状况及其所包蕴的历史，在这次大规模考古调查之前一直锁在重重迷雾之中。

目前，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组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他称此次三峡考古找到的东西比预想的要好得多，三峡工程淹没区遗留的大最珍贵的文物古迹，充分说明三峡是华夏文化遗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地区，对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研究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据俞伟超介绍，经过这次初步发掘，已可证实，三峡库区至少有3万年的可考历史，许多惊人的发现，不但填补了历史空白，而且还为解开历史之谜提供了契机。他开列了一份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遗存清单。

清单之一：在这里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并多达50余处，还发现了10余处古生物化石地点。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对三峡地区有没有早期人类活动的疑问作出了回答，为探讨中华大地人类的早期分布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令科研人员激动的是，已发现的我国南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工艺截然不同，而在这里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工艺，正好是介于南北之间的过渡形态，这说明早在远古时期我国的南北文明就已在三峡地区交融。这一发现有助于展开我国旧石器文化南北差异及过渡情况的研究。

清单之二：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73处，包括首次在巫峡以西发现的属于另一种文化序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3处。科研人员发现，虽同属长江流域，巫峡以西和巫峡以东，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造工艺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俞伟超风趣地比喻为：“就跟一个穿中装，一个着西服一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文化差异虽经各个历史时期的磨合，却一直延续下来；三峡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分界线又与后来的楚与巴、楚与秦的分界线重叠。这是一个对于探知人类文化起源及历史沿革具有重大价值的发现。

消单之三：共找到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的巴人遗址168处，有几处大得惊人。如巫山县双堰塘巴人遗址占地10万平方米、经初步发掘，可以断定是距今3000年前后巴人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还发现了毫不逊色于中原地区的青铜铸造工艺，风格与前几年在成都平原三星堆发现的蜀人青铜器非常相似：云阳县李家坝巴人遗址占地5万平方米，与双堰塘巴人遗址相距80多公里，年代相同、是巴人的第二个经济文化中心。巴人是生活在三峡地区的古代渔猎民族。在相当于中原夏朝前后，巴人中心区在西陵峡一带，后来楚人在江汉平原强大起来，巴人西迁，战国时至涪陵、重庆一带，开始汉化。以往缺乏实物资料，神秘的巴文化一直是困扰史学界的一大谜团。随着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发掘的深入，被历史长河所湮没的早期巴文明定将重放异彩。

清单之四：据此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已可明确楚文化向西分布的界限在四川省忠县一带，并发现大量楚人墓葬。最为重要的是，在云阳县找到了《水经注》记载的6个楚国大墓中的一座。对这些墓葬的发掘，将为巴、楚文化势力的消长及楚文化发展历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

清单之五：发现大显秦汉至明清时代的地下文化遗存。《汉书》记载的位处三峡库区

的10多个县城，已确认两处，即可见云阳境内的汉代朐忍县和现万县境内的汉代南浦县。在找到的大量墓葬中，以汉至南北朝的崖墓最为突出。通过试掘，发现两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一是在大巴山和小巴山地区，汉代仍有被称为板蛮的巴人活动，虽已开始汉化，却仍有本民族特点。若进一步发掘，可望摸清巴人的汉化过程：二是在奉节发掘的少量三国时期蜀汉墓葬、墓葬体制与东汉大体相同，却与巫山以东的东吴墓葬异。有趣的是，在奉节发掘的西晋时期的墓葬，体制却与东吴相同，而东汉慕葬体制则随朝代的更迭消失。此番墓制兴替的过程，包含着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内涵。

消单之六：淹没区现存的枯水题刻和洪水题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文奇观。据史书记载，三峡地区共有5处枯水题刻、由西向东依次为重庆灵石、长寿莲花石、涪陵白鹤梁、丰都龙床石、云阳龙脊石，绵延数百里，全部位于淹没范围之内。著名的涪陵白鹤梁枯水题刻、有自唐以来黄庭坚、王世贞、李渲等历代名家题字170余段，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最早的枯水题刻是重庆灵石、始刻于东汉初年，清末民初还露出过一次，但此后一直深藏水中。此次科研人员找到了除灵石之外的四处枯水题刻，灵石的具置也已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下查明。另外，忠县汪家院子宋代洪水题刻，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长江洪水题刻。峡还保存着明、清洪水题刻多处，这些洪水纪录是研究历史上长江洪水频率、洪水水位等的重要依据。

清单之七：发现淹没区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是忠县汉代的无铭阙和厂房阙。这两处重檐结构的特点，在国内目前已找到的不足30处汉阙中，绝无仅有。

消单之八：淹没区保存有大量的文物建筑。数量众多的宗教寺庙、祠堂、古衙署、民居、桥梁、城门城墙等，依山傍势，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忠县石宝寨、云阳张飞庙等宗教纪念性建筑，以及巫山大昌古城、秭归新滩民居群、陆安桥、石坊古塔等民俗民风建筑，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发展史、当地建筑文化和建筑技术的重要实物例证。

清单之九：沿江发现大量石窟造像和摩崖石刻。隋、唐、元、明、清各代均有，以宋代以后崖刻居多。重庆弹子石大佛、奉节瞿塘峡壁石刻、忠县临江岩摩崖造像、下岩寺摩崖造像等，是研究三峡地区历史和古代宗教艺术、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迹。

大面积抢救性发掘与保护迫在眉睫

据了解，在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规划大纲形成之后，进一步的详细规划开始展开。这项工作将于今夏完成，年底报国务院审批。

俞伟超焦急地说，由于时间紧迫，三峡工程淹没区大面积的文物抢救性发掘，不能等规划完成之后再进行，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启动。

――5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都必须发掘，因为太珍贵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应如此，特别是首次在巫峡以西发现的属于另一种文化序列的3处遗址，必须做全面的发掘；

――双堰塘、李家坝等3处巴人中心遗址，都必须全面发掘。这3处遗址的海拔均只有140至150米，距淹没时间仅有10年左右，要尽早发掘。对这3处遗址的发掘是解开巴人之谜的关键、否则巴人的历史将永远被江水吞没；

――已找到的古代墓群，每处均有成百上千个墓葬，必须有重点地发掘。《水经注》记的云阳故陵楚墓必须发掘。这极有可能成为已发掘的最大的楚人墓葬；

――有7处地面文物非保不可。无铭阙、丁房阙必须迁移；建于明代的忠县石宝寨，是三峡地区最美丽的人文景观，大坝建成后，水将淹至建筑物的第二层，可筑堤围护，原址保存：云阳张飞庙是清代建筑群、从年代沦，不是最珍贵的，但是当地群众要求保护的呼声极高，应迁移保护；巫山县大昌镇和秭归县新滩有大量明清民居留存，可各选择一条典型的街道迁移保护；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鹤梁枯水题刻，对于长江的水文史有重大价值，一旦迁移则价值全无，因此可建水下博物馆，原址保存；

――大量摩崖石刻，可迁移保护，无法迁移的，可考虑筑堤围护。

面对经过核查的文物遗存“清单”，俞伟超估算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资金约为20亿元人民币，多则可定到30亿元人民币。但具体数额须等到规划方案具体完成之后才能明确。二三十亿元对于现已找到的1208个文物点是什么概念呢?俞伟超坦言，只能保住十分之一，而其余九成还须另寻资金保护，否则将会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葬没江底。

尽管这已是一个令人叹息的资金计划，但是面对前期规划资金极度匮乏及难以到位的现实，人们不禁要担心保护住1/10文物的计划能否落实。

根据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是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的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和移民安置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专业规划一样，规划经费由移民开发局统一拨至长江水利委员会。

去年6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邀请国家文物局与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进行协调，形成了《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协调会议纪要》。根据《纪要》，用于淹没区文物抢救保护规划的1000万元，由长江水利委员会以合同形式全部交由文物保护规划负责单位统筹使用。可是，长江水利委员会除于去年4月预拨200万元外，至今未再支付用于文物保护规划的任何费用。

近一年来，在专款不到位的情况下，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利用有限的预拨款和借款，连同国家文物局先期垫付的经费，安排了一批为完成规划急需进行的项目。目前，预拨款和借款已全部用完。为继续完成规划除还清欠款外，尚需经费280万元。据介绍，距离完成规划的时间只有短短几月，如规划经费再不到位，整个规划恐难完成。

按照工作程序、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的资金总额将在规划编制完成之后确定。可是规划组最近获悉，在年前确定的三峡工程水库移民补偿总投资测算报告中，文物古迹保护被列入“专业项目改建、复建补偿投资”项目的第10项，投资额仅为3亿元。这引起许多专家的不安。专家们认为，不宜在规划工作尚未完成之际就确定具体金额，应按程序办事。另外，3亿元概算也太少了，这和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意义之重大、时间之紧迫、困难之多的实际相去甚远。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老教授闻讯后说：“中央美术学院要搬出王府井，资金尚需10亿元，而三峡库区这么多珍贵的文物要发掘、迁移和保护，3亿元怎么够呢?!”

勿让巴楚遗韵成绝响

翻开共和国的建设史，我们能够看到，在国家基本建设中重视对文物的保护与发掘，是党和政府一贯的方针。50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国家曾投巨资保护淹没区文物。山西省永济县境内的永乐、存有大量珍贵的元代壁画，为免遭淹投，当时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将整个建筑物迁建复原至芮城县新址。

针对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总理生前曾多次指示，必须坚持“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文物保护有利，又对基本

建设有利”的方针。有不少专家指出，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理顺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而这正是做好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这一浩大的历史工程的重要基础。

资金投入，无疑是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的最大难题。文物保护专家们对此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有关决策层要重视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文物保护，真正坚持“两重两利”的方针，切实认识到这同样也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

专家们呼吁，应该及时落实完成保护规划的经费。鉴于三峡工程已经开工，留给文物保护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能否先行支付一笔保护专款，以便于整个规划在年底被批准以前，就对部分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和保护。

我国仍属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专家们说，要求三峡库区所有的文物都由国家出资保护是不现实的，更何况时间如此紧迫。因此能否仿效其他国家的一些成功做法，在文物抢救性保护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争取国际组织资助。因为三峡库区的文物是民族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世界的，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

60年代埃及政府在修筑阿斯旺大坝时，在文物保护方面也遇到资金方面的巨大困难。埃及政府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寻求国际援助，有效地缓解了这一难题。如菲莱岛神庙群被全部迁移到阿基里基亚岛，历时20年完成，所耗3000万美元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帮助筹集。埃及政府同时允许国外的学术机构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渠道，与埃及政府合作，共同发掘库区文物。阿斯旺大坝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这些成功经验，已成为世界各国在处理同类难题时，可资借鉴的例证。

专家们建议，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的国际合作空间应该是十分宽广的。在目前时间和资金都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允许国外的考古科研组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适当的渠道，来华合作参与三峡库区的抢救性文物发掘，并立即着手制订有关政策。按照国际惯例，通过国际合作展开的文物发掘，实物资料归本国所有，而文字记录双方可各拿一份，研究报告双方联名发表。如遇到本国技术上处理不了的实物标本，经政府批准，可拿到境外研究，但必须适时归还。

在三峡工程应否和国际上一些大型水利工程一样，把环境与文物保护经费优先列入预算的问题上，专家们表示，有了充分的环境与文物保护评估，工程建设就能够在寻求世界各大银行的贷款方面争取主动，而文物保护所需的贷款，又可通过工程发电后的收益来偿还。三峡工程的“投入一回报”、“借贷偿还”的机制不容忽视，有了这种机制，文物保护经费作为工程预算的一部分，就可通过拆借、贷款的方式来解决。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的。因此，能否尝试通过经济的手段面向海内外筹集文物保护资金。

三峡库区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能否让海内外华人都共同关心、支持、参与这项跨世纪的文物保护工程?专家们认为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可建立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基金会，接受海内外的各种捐助。另外，欢迎台湾的学术机构积极参加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程。据悉，海协会与海基会最近已就此达成共识，两岸合作发掘三峡库区文物已指日可待。

专家们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如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应由中央机构统一调集全国力量，以便统一协调；制定相应的吸引投资政策，在文物所有权归国家的前提下，把文物的发掘、搬迁等，与今后的旅游、开发项目结合起来，调动社会各方面的投资积极性。

在众多的建议中，专家们认为最关键的是一个“快”字，就是各项措施的落实必须抢在淹没时间的前面，否则，文物一旦沉至水线以下再给多少钱也难以补救。

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文化遗产的保护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对待。这种历史回归的现象，反映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我们在解答“我们到哪里去”这一永恒的命题，必须首先回答“我们从哪里来”。

1993年10月，全国政仂、副主席钱伟长率团考察三峡库区文物，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多年来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民族文化的发祥地，对长江沿岸重视不够。现在据近十几年的考古发掘，已能说明长江和黄河同样是华夏文化的摇篮。三峡工程是一项跨世纪的浩大工程，如因我们文物保护工作不力而给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留下一段空白，那将是无法弥补的永久遗憾!”

三峡会给世界留下遗憾吗?我们期待着否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