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儿童文学出版邂逅“成人化”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所蕴涵的“儿童成人化”的事实,正在从儿童文学自身、读者、作者、市场等诸多方面得到展现。当整个社会生活都在向“儿童成人化”倾斜之时,它实际上标明了文化思维的一次转移,新技术的大行其道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角度挤兑着儿童,并且彻底改变着传统“童年模式”对于世界的处理方式。

新世纪以来,跟随中国出版业日趋深入的市场化脚步,中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亦在“引进”与“原创”的针锋相对中大步前行,俨然成为中国图书出版业稳定的市场保证;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表现脱俗,愈加巩固了人们对于儿童文学的市场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在儿童文学图书出版整体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中国儿童文学正在经历的悄然变化;与此同时,这种变化也恰好表明了中国社会文化逻辑的一大转型。

解读: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出版现状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群,广义的儿童文学在包含“幼儿文学”(学龄前)、“童年文学”(小学年龄段)的同时,还包括“少年文学”(中学年龄段)。如此一来,儿童文学的出版状况由于受众的不同,而变得愈加复杂起来。从北京开卷信息有限公司近几年对于图书市场的监测情况来看,儿童文学书籍已经毫无疑问地扮演着佼佼者的角色:一方面是图书市场份额的持续走高,另一方面则是高于整体图书市场的年增长率。身为市场的主要助推力,中国儿童文学出版事业俨然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虎虎生机。面对儿童文学出版市场的强劲诱惑,各大出版社更是纷纷活跃起来,“据新闻出版总署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国内573家出版社中,有31家少儿读物专业出版社,有523家出版社出版少儿读物,有130家出版社设有专门的儿童读物编辑室。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少儿读物年出版品种由200多种发展到1万多种,年总印数由3000万册发展到近6亿册”。另外,优秀的国内原创儿童文学图书亦抓住难得的机遇,不断向海外扩张,誓与引进版读物决一雌雄。

在儿童文学图书市场整体火爆的前提之下,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却有着不尽相同的经历:幼儿文学因为成人的高度参与而工具意味浓重,它往往成为“亲子互动”的重要道具;当越来越多的80后为人父母之时,时尚个性的绘本读物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众的青睐;面对大量国外优质的绘本文学,国内的绘本创作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模仿痕迹明显、雷同现象严重。幸运的是,此般不足在童年文学中得到了稍许有益的补充和修改:杨红樱及其系列作品的大热仿佛给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界打了一针强心剂。十年间,杨红樱作品的国内累积图书销量早已超过3000万册,其精心炮制的“马小跳”、“笑猫”等形象更是深入童心,与《窗边的小豆豆》、《冒险小虎队》等国外畅销图书分庭抗礼,真正实践着中国原创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梦想。但是,就目前的市场情形来看,杨红樱所创造的“神话”尚未得到有效地复制,她仍旧只能暂时充当中国原创童年文学界的“独孤求败”。

无论如何,幼儿文学与童年文学始终是成人给予儿童的一种单向馈赠,难以抹去“自以为是”的底色。而少年文学所呈现出来的迥异景观或许可以视作“大”儿童们话语权力意识的觉醒。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路荆棘里,青春少年恰恰置身于青红交错的尴尬岁月中――以往的经典儿童文学已经不耐看也不够看,而指向成人世界的作品又离自己生活太过遥远,于是他们集体性地选择自力更生:当16岁的郁秀写出《花季•雨季》,当11岁的蒋方舟写出《正在发育》,当许许多多的儿童从形形的作文大赛中脱颖而出,少年的文化生产模式已然宣告正式确立。在这里,图书出版的“神话”终于完成了“去神话化”的使命,摇身一变为重复上演的数字奇观。尤其当写作沦为生存手段的时候,80后、90后作家泛滥的现实场景自然不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少年不断低龄化的趋势显示了所谓儿童文学似乎已经再也无法理直气壮地将少年文学纳入麾下了。

有意思的是,总有一些声音在提醒人们要冷静对待眼前的繁荣景象,其间的种种张力与对抗,仿佛预示着源自于断裂地带的文化冲击力。必须承认的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确实创造了不同以往的火热局面:随着中国出版业整体的市场化转向,读者群的口味变化与购买能力显然成为最大的制约因素。在“望子成龙”的集体诉求中,出版社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利用包括网络在内的多种资源尽力在市场中抢占一席之地。此外,大众文化时代对于“形象”的过分追求无疑也深刻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出版品格:娱乐化、媒体化、成人化。回望21世纪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图书市场,《小王子》的历久弥香、《哈利•波特》的经久不衰,其支撑力量也许并不全在于少年儿童。纵然图书包装日渐卡通化,但字里行间所裹藏的成人滋味却使得当今的儿童文学不再单纯地指向儿童。成人读者群的日益壮大与儿童文学的成人化趋势形成了新一轮的捆绑共生。然而,过度商业化的策略亦掩盖了成人写作儿童文学过程中原创力缺乏等诸多困境,许多出版社宁愿选择“引进版畅销书”、“重组名家名作”等方式来降低原创文学所隐含的市场风险。

分析:火热市场背后的“成人化”倾向

1982年,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述了“儿童成人化”的问题:儿童,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正陷入不断消失的危机之中。显然,电子传媒时代的全面到来已然使得“成人化的儿童”(波兹曼语)在世界范围内茁壮成长,而中国亦面临着相似的文化困惑。在这里,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文化的重要阵地,史无前例地遭遇到来自文化本身的动摇和质疑,尤其是在图书出版领域,儿童文学的成人化倾向亦引发了别样的尴尬与思考。

从前文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出版现状的简单描述中,人们不难发现关于“原创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边是从杨红樱的“救市”姿态中努力张望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大好未来;而另一边却是忧心忡忡于整体创作环境的浮躁与茫然。作为一匹文坛黑马,蓄积多年的杨红樱的确对于儿童文学创作颇有心得,其成就亦非偶然,但是一个人的成功是否能够推动整个领域的实力增长,情况也许容不得如此乐观。

曾经的中国儿童文学是为革命斗争服务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人的儿童观开始向五四时期所倡导的“儿童本位”理念回归。就这样,纯真可爱、稚嫩欢乐、无忧无虑等一系列人类最美好情感的代名词成为了“儿童”能指合法且稳固的所指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天然勾联始终徘徊停滞在“前电视与互联网时代”。而儿童文学本身的悖论就在于传统意义上的成人创作者永远无法感同身受于当下儿童,昔日年少时期的经历与体悟暗中制约着他们对于童年的想象方式。因此,波兹曼才大胆地指出儿童只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它是人类发展到印刷时代的必然产物。由于与生俱来的弱势地位,儿童显然无法与成人享受对称的公共信息,进而他们被完全隔绝于成人世界之外,既远离了思想的美妙,也远离了堕落的丑恶,无知而纯净。但是,电视的发明瓦解了儿童与成人之间扎实的二元对立结构,此前两者的泾渭分明被平面化的电视节目销蚀殆尽,儿童再也不必受制于文字的围困,成人的秘密世界向其毫无保留地敞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儿童”,其内核已为电子媒介所改写。

回到中国儿童文学的出版现状,幼儿文学、童年文学的原创乏力以及少年的自我拯救,无一例外地暗合了“儿童成人化”的历史潮流:显然低龄儿童大多不具备创作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思考能力与关注焦点仍然停留在历史的水平线上。换句话说,老旧的“儿童―成人”思维在面对“成人化的儿童”之时,难免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与不得要领。因而,这里的原创力匮乏不仅仅是吵吵嚷嚷的表面功夫,它实际上表征了一个重大文化事实的毅然转向。此外,那些选择拿起笔的少年,由于已经具有了记录自己真实生活的能力和欲望,反而对于成人的童年情结不屑一顾,力求书写出后童年时代“成人化儿童”的独特体验。在谈及性、暴力、爱情、金钱等曾经的禁忌话题时,他们往往表现出镇定自若式的得意洋洋。也许正如蒋方舟所言:“虽然不少人称赞我风格老练但我觉得跟大人写的完全不一样,大人根本不了解我们小孩的生活,把我们想象得太天真太简单啦,我们的生活,是他们绝对想象不到的。”最近几年,少年写作的低龄化趋势日渐明显,儿童参与社会生活的时间越发提早,纵然其表达或许缺乏深度,但是裸的成人意识毋庸置疑地证明了传统意义上的纯真年代正在持续遭受来自“成人化儿童”的“威胁”。

其实从中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角度来重新打量“儿童成人化”现象,细细探究即能发觉某些说法并不尽然出自同一种思路和视野。中国式的儿童文学成人化焦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体现出对波兹曼意义上的成人化儿童理论的忽视与回避:在他们那里,“成人化”变为需要被控制的元素而非文化趋向,哪怕是冰心和张天翼也不能从质疑声中逃离。故事主题的深化、叙事手法的变动、相关话题的成熟等都有被叙述成“染指”儿童文学净土的危险。如果将其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一次抵抗行动,那么它只能愈加证明波兹曼论断的现实有效性。实际上,自以来,中国才逐渐形成了现代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和“儿童”概念。那一时期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的相继问世造就了中国儿童文学昔日的辉煌,并且其中许多作品在当今图书市场依旧闪耀着迷人的光彩。然而,无论是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抑或是秦文君、曹文轩、杨红樱等常胜将军,似乎都没能彻底改变中国儿童文学不断边缘化的命运。在与《哈利•波特》等海外来客的较量当中,此次抵抗行动的诸多弱点被凸显出来,如创作力的普遍缺失等,进而行动本身又再次堕入儿童成人化的怪圈里。由是观之,中国儿童文学的写作实践和图书市场走向已经与官方一直以来所倾心的儿童文化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脱节。也正是在这种断裂背后,人们无可辩驳地感受到“儿童成人化”的势不可挡。

思考:“儿童成人化”现象及其文化阐释

新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转变:儿童读物的数量蔚为大观,但真正能够令人记忆犹新的艺术形象却是凤毛麟角,曾经皮皮鲁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今时今日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在图像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儿童文学的形式通常比较单一,不论文字或者连环画基本都以图书的面貌呈现,偶尔再加上一两部影视作品,像《小兵张嘎》、《舒克和贝塔》等。而随着电子媒介的高度发展,儿童文学的图书出版再难独领,尤其是畅销的儿童文学读物往往成为动漫、影视、游戏的副产品,正如《喜羊羊与灰太狼》所取得的空前成功――儿童也好、成人也罢,无不沉醉于喜羊羊的“万能”与灰太狼的“讨巧”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流行文化领域,已经出现父母与孩子审美趋同的情形:他们可能共同追捧一位明星,共同跟进一部美剧……电视上俗烂的儿童选秀节目,再难聆听到专属于童年的歌,孩子们不得不钻进成人的衣帽里,努力观众的收看欲望。种种迹象表明,传统的儿童被一一打破,当他们开始暴露于公开的信息环境之中,他们也就告别了纯真的“童年时”。

另外,中国儿童文学长期以来的一个显著特征还在于非常重视其教育功用:社会意识强烈的“好孩子”形象似乎与儿童的自然本性相去甚远,中国人对于社会认同感的严重依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儿童的过早“老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仅出现了“电视的一代”,更出现了计划生育的第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80后”。当电视塑造着“成人化儿童”和“儿童化成人”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着实加速了这一进程:一代人身上承载着两代人的梦想,数不清的考试、卸不掉的压力不断侵蚀着儿童的浪漫幻想、挤压着童年的美好时光。因此,中国的“成人化儿童”有着超乎波兹曼想象的残酷境遇。

在《童年的消逝》中,波兹曼更多的是把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这种面目模糊归咎于传播方式的变革:电视作为重要的历史结点,一方面催促着社会性在儿童体内的发酵,另一方面也酿成了成人思想矮化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是人类社会一项极其伟大的发明,因为人们总是情愿把最为美好珍贵的感情与想象赋予其中,无论现实多么冷硬刻薄,泛着真、善、美柔光的“童年”还是能稍稍慰藉受伤的心灵。或许可以这样说,与儿童比起来,成人显然更加在意“童年”这一概念,也就是因为如此,当成年人真正经历“儿童成人化”的事实之后,难免心生唏嘘。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而言,儿童意味着作为人的一项重大权利,可想而知,它曾经被人类多么精心而严密地呵护过。尤为重要的是,“童年”孕育着全人类最初的理想主义,它的消逝几乎宣判了人类理想能力的终极枯萎,这是时代带来的巨大损伤。此外,在批判“儿童成人化”现象时,波兹曼特别强调了成人世界的色情与暴力对于“儿童”的极大杀伤力,将阴暗角落置于日光之下,其直接后果就是未成年人怀孕和犯罪的记录被不断刷新。严格说起来,“成人化”不应该只有坏的影响,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讲,儿童由于生理年龄的限制难以迅速消化成人世界的理性与复杂,反而是经由电视、电脑等媒介所传递出的平面信息更容易得到认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兹曼异常担忧起人类社会的未来。

显而易见的是,波兹曼的批判始终没有走出道德的藩篱,童年的消逝是社会经济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绝不是孤立的媒介变革能够解释与负责的。“波兹曼把‘童年的消逝’和‘成人化的儿童’简单地归结为都是电子信息环境‘惹的祸’,而根本无法触及‘儿童’在电视商业广告中被商品化的资本逻辑。”(张慧瑜语)当消费主义深入人心的时候,昔日纯粹的儿童眼光渐渐地隐匿于公众视野之中。当童年“异化”为大众文化审美符号的时候,儿童作为一种意味深长的历史构想已经无法满足“成人化儿童”和“儿童化成人”的现实需要。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所蕴涵的“儿童成人化”的事实,正在从儿童文学自身、读者、作者、市场等诸多方面得到展现。当整个社会生活都在向“儿童成人化”倾斜之时,它实际上标明了文化思维的一次转移,新技术的大行其道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角度挤兑着儿童,并且彻底改变着传统“童年模式”对于世界的处理方式。作为大众文化时代的必然后果,“儿童成人化”亦成为洞悉社会文化变迁的新思路。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