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乡村自己说话

中国目前的乡村图景，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有乡村经验的作家，事实上并不存在。多少年来，饥饿成为了乡村的主题，我们关注农民的命运，探求他们的精神内核，建立自己的艺术世界，都是在这个主题之下展开的，可以说，遵循现实主义笔法的乡土文学作家，多少年来就吃着这碗饭。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洞察这种变化。眼下的中国乡村，不再自成一体，它与城市发生着深刻的联系，至少从目前看来，这种联系的表面是进入，本质是对抗。农村根本无法融入城市，农民也不能。农民的收入在增长，但与支出增长的速度相比，收入增长显得多么微不足道，而教育、医疗的过快市场化，使农民不堪重负。由此，农村――特别是西部乡村的现实处境是：饥饿不再，而贫穷依然。在与城市的比照当中，贫穷的程度就显得触目惊心。贫穷是一个比饥饿更大的概念，内涵更丰富，需要我们探讨的东西也更复杂。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关注当前的农民问题，不是他们收入增长的问题，而是收支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当前农民的苦，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农民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文化问题，不仅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还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同时，由于污染等诸多社会流病向农村的转移，农民所遭遇的困境和不公正，不是比以前更少，而是更多。

一个有良知、能担当作家之名的写作者，指引他的永远是现实，而非别的什么，他去关注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命运，只是因为这些方面让他感受到了疼痛。他关注现实，决不停留于表面，而是深入思考，剥离出现实背后的真实。作品的价值就是这样显现出来的。正由于此，那些熟悉乡村的写作者，如果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就不会因为国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窃喜自己赶上了时候。文学的本质，是对现实的不满，文学的产生，是因为现实与理想之间永远存在着距离，对作家而言，这种距离非常重要，既是他创作的动力，也是他灵魂的营养。作家在提示这种距离的时候，决不是为了颠覆某种秩序，而是希望人们明白，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有这样一群人，还有这样一种生活以及情感和思想。作家的爱与恨，都建立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往深处和大处说，作家心里事实上只有爱，哪怕他在作品中怒斥，他的目光也探测到了对象背后的无奈、无知以及常人难以察觉的不幸――灵魂的堕落是最大的不幸。让乡村自己说话，让作家说自己的话，这比啥都好。

我反对以题材划分文学，但我认同文学的地域性区分。尤其是当下，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使文化的地域性更加显明地凸现了出来。“西部”这个词，在许多国家的文学史上都是一个重要标杆，都是可以产生大作品的地方。这是因为西部开发晚，更多地保存了文学的元素；更重要的是，东部还没来得及挣扎，就被陌生的事物置换乃至摧毁了，西部却有一个挣扎和呐喊的时间与过程。

具体到我们四川的小说创作，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现象：说好也好，说差也差。差的原因，主要是小气和土气，那是写作者精神境界和艺术修养的问题，不去说它，我在想那个土气是怎么造成的。我们没有理由说自己写的是偏远乡村的故事，作品的气质就可以灰头土脑。我觉得，这一是因为我们过分强调方言的运用。造成土气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缺乏未来精神。一个好的现实主义作家，必然也是一个未来主义者，他有先进的世界观，并在未来眼光的引领下建立自己的高度。造成土气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的小说很难得有一部表现出对这片大地的痴迷。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或爱家乡主义。我们既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它养育了我们，也养育了万物，它的山与河都必然地带着某种神性，同时也与我们的历史和生命有着连骨带血的联系，而我们的文学只有少数作品，很难得的表现出这种神性和联系。

终归起来，任何一次自我解剖都是精神的新起点，我们四川已经出了那么几位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的优秀作家，像我这种写作者，当虚心向他们学习，力争写出一些像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