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陋习”的背后是公共意识缺失

时间:2022-09-01 02:17:57

“中国式陋习”的背后是公共意识缺失

中国式过马路”引发舆论热议,有网友发微博称:“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条微博引来广泛共鸣,一天就被近10万网友转发,它与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吸烟吐痰、乱扔垃圾、不排队等“不文明”行为一起,被媒体归纳为“中国式陋习”,照例又引发了大陆媒体对如何提升“国民素质”的讨论热潮。在各种讨论中,文明、礼仪、素质、教养等一类概念被翻来覆去地演绎,但并未争出什么新意。

随着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这类“不拘小节”的行为也影响到中国人形象。美国曼德拉机构的一份在线调查,列出了全球最差游客排行榜,中国游客位居第二。不过,在讨论这些行为细节时,仅仅批评“国民素质”低是不够的,还应具体厘清是哪方面的素质低,有针对性地进行说服和教育才行。大而化之地以“国民素质”来评论这些行为细节,很难得出让民众有参考价值的观点。因为国民素质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大体指一个国家民众所体现的总体修养,既包括诚实、责任、良心、信用、仁慈、勇敢等道德伦理因素,也包含理性、智慧、信仰及对真理和正义的信念等精神因素,它与国民的经济状况、教育方式、生活习俗有关,但也会受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影响。总体上说,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经济文明程度越高,这个国家国民素质也会高些。

国民种种不文明的行为表现,主要是因为公共意识教育和培养的缺失;而公共意识的成长,需有对公共空间的认知。一个地方的生活习俗会与现代生活的公共秩序发生冲突,如日本人吃面条一定要发出响声,这在他们而言并不意味着“不文明”,但在其他国家的面馆这副吃相就会引来侧目而视,影响别人进餐。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就需要有公共意识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不同,与家人在酒店客房,属于私人空间,随便一点家人也会原谅;但进入酒店大堂就属于公共空间了,你需小声说话,因大声说话会干扰别人,更不用说抽烟、乱扔垃圾了。中国人并非没有公共空间,而是缺乏对公共空间的意识,除了在公共空间要守规矩外,还需要对公共空间有维护意识,也就是说一旦有人破坏了公共空间的秩序,其他人应主动发表意见,与破坏秩序者理性地沟通。几年前大陆媒体曾纷纷刊载过一篇题目为《一张令人汗颜的罚单》的文章,震撼了很多国人的心灵。文章讲了几个中国人在德国一家餐馆吃饭时菜点多了,走时还有1/3没吃完,遭到几个德国老太太的批评和投诉,被当地社会保障机构罚款50马克。他们以为我们花钱吃饭买单,剩多少,关别人什么事?但德国人却说:钱是你的,资源是全社会的,你们不能也没有理由浪费。――这就是典型的对公共空间的维护意识。有了对公共空间的这种积极态度,自然就有了公共意识,知道一个人除了要遵守公共秩序外,大家还应当一起来维护公共空间的秩序。

公共意识的核心是公共性,公共性即公有性、共创性和共享性。经常参与公共生活的人都明白,首先要尊重他人利益,这种意识的自觉性,是民众长期在公共生活中培养的。每个个体只有与其他个体配合,才能完成自己的社会角色。有了这种公共生活的整体意识,自然就会有公共道德意识,他会主动遵守一些公共生活中必须有的行为规范。因为只有这样,公共活动和社会交往才能正常进行。长期在这种公共活动中熏陶,公民个人地启然会形成一种公共人格意识,在公共生活中维护共同利益会成为一种人格需要。

香港在公共意识的培养上,可以说有很多可借鉴的经验。香港人口稠密、道路狭窄,却给人们整洁有序、祥和亮丽的印象,人们的行为有条不紊,极少能看到本地人有什么不文明的行为。虽说香港的法规完善,有很强的操作性,但民众的参与和认同却是最重要的因素。民众的行为规范是从学校教育就开始的,包括家庭和社会舆论的约束,对人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公共意识,其实就是公民在公共生活和交往过程中达成的、对公共生活规范的共识,并以此调节自身行为。它是从个人美德向社会美德的一种延伸,所以,公共意识的培养需要教育的强化和渗透,从幼儿园起就要干预和扶植;也需要社会更具开放性,让公民在开放的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中逐渐养成。公共意识是在公民的权利、自由、平等意识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参与、协商与公德意识。没有公共意识的成长与壮大,现代社会文明便无法维系。尤其在全球化与网络时代,随着人们公共交往的频繁,彼此的依存度也在增强,培养公共意识将愈来愈成为中国公民的一种强烈内在需求。相信随着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公共生活越来越多,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以积极、合作的态度对待公共事务,而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也会成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拥有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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