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忘”的渊源

摘 要：“忘”这一理论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非常重要，一般学者认为，《红楼梦评论》的整篇思想是王国维借鉴了叔本华等的西方文艺理论体系而成的，其“忘”自然也是出自叔本华的思想理论。但是笔者认为，王国维的“忘”与庄子关于的“忘”的论述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本文就此对于“忘”的渊源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关键词：忘；叔本华；庄子

“静安先生乃是中国第一位引用西方理论来批评中国固有文学的人物”而《红楼梦评论》更是第一篇运用西方哲学及文学理论写成的文学批评专著，在中国文学史上或红学发展的历史上都是首创之举。在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静安先生没有对《红楼梦》的文本进行直接论述分析，而是“述人生与美术之概略”，其中，“忘”这一环节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复杂的渊源。

一、王国维艺术论中“忘”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

王国维先生言人类有艺术作为拯救的途径，它承担着解放人类自身精神的重任。艺术不仅“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而且使“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这就是所谓“艺术之美”。

忘”作为王国维艺术论中的关键环节，它的作用一方面是作为艺术之美产生的契机，规定了艺术活动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则是艺术通向所承担的解脱人生苦痛重任的具体途径和实践方法。它既是艺术之所以可能的源泉，又是艺术的存在意义和根本任务所依赖的基点，故而我们可以说，“忘”是艺术活动中目的和方法的统一。由此可以知，在王国维的艺术论中，“忘”不可或缺的关键，具有重要意义。

二、“忘”的渊源分析

（一）叔本华的“自失”和“忘”

叔本华哲学是一种对生命充满悲观主义的哲学。在叔本华看来，人类的“生命意志”的钟摆不停在欲望和痛苦中晃动着，这就是人的本质。对于怎样摆脱痛苦，叔本华认为有两种方法，一是献身于哲学沉思、道德同情和艺术的审美直觉，排除功利目的，进入自我人格的忘我境界，即进入到思维创造的境界，但这也只能达到暂时的解脱；二是人的永久的真正的解脱只有禁欲、涅、绝食以至自觉死亡。叔本华的生命意志的最终结果是走向生命的终结。由于艺术和审美直觉是摆脱生命意志痛苦的一种途径，这与王国维的“非美（艺）术何足以当之”是一致的，而叔本华和王国维的美学理论也由此而发生。在直观中，叔本华特别强调人怎样才能摆脱理性，把生命融入到客体当中去，达到在客体中的“自失”， 如果这样，现实世界的差别就被泯灭了。摆脱痛苦，人在无差别的境界中实现了无差别的自我，也就可以忘掉自己。

王国维的“忘”则倾向于对外界事物与内在心灵之间的区隔。在叔本华看来，在直观的当中，主体所直接面对的对象，因为他不是强调理性判断，而是强调对象对自己所发生的浑然感觉（感性和理性不分） ，以致来不及对对象进行理性判断，也就来不及进行利害判断。而在王国维那里，“忘”是区隔来对于外物无法满足内在欲望的无穷要求所产生的矛盾的一中解决。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关于“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就是在用中国的说法来表达叔本华的“自失”论。叔本华进一步认为主体必须由现实的人达到一种“自失”的程度“，他”不再是“他”。可以看出，叔本华的“自失”则重点在于通过直观来将主体消解于客观之中，可以不恰当地概括，这是一种在直观对象中的“忘我”。而王国维所谓“忘”则是“忘物与我之关系”，其目的在于祛除欲望的“我”，保留知性的“我”（“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而非完全消解我，因为欲望的我是造成人生苦痛的根源。

叔本华的“自失”是排除理性诉诸于直观，而王国维的“忘”只是要排除欲望之我，以区隔外物和内心之间的无可调节的矛盾冲突；叔本华的“自失”是“忘我”，而王国维的艺术论则强调“忘物与我之关系”。二者的方式和内容都不小的差别。

（二）庄子哲学里的“忘”

庄子之“忘”是丰富和多义的，具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忘”在《庄子》中出现的频率很多，且有多种同义的表达，“外”，“遗”，“丧”，“堕”等都是此意，都表示对人世间价值世界的超越。《逍遥游》有“丧天下”，“无己”；《人世间》“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中，庖丁“未尝见全牛”，故解牛时“游刃有余”中的“未尝见”也是忘之意；《大宗师》里出现的更多，“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的著名言论就出于此篇。然而，无论是内篇，外篇还是杂篇，“忘‘的特点都是由外到内，由物及人，由有形到无形渐进的过程。这也符合了“忘”由初级到高级，由生活达哲学感悟的过程。

《庄子・逍遥游》开宗明义提出了道家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所谓“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至人无己”，便是运用“莫若以明”的相对主义思维方法，打破对立面，进入“吾丧我”（《齐物论》）的超然无待的极端自由状态。而逍遥无待，主要的方法是要打破知性的遮蔽，不受“成心”的限制，而“游”于观念世界，不受对立逻辑的限制，打破自我非我，非我与非我，自我与自我的绝对界限，也就是破除是否、然不然、非此即彼的独断论的思维方式，进而得到精神的自由超越。

庄子之“忘”的目的在于对人间苦难做精神上的超越，即自我的超越。而这种超越的一种途径便是“坐忘”。《庄子・天地》中“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於天。”人只要能忘记外物的羁绊，忘记天地，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之后，便会可能实现与天合同的目标。而重要的在于如何使人摆脱肉体的羁绊，进入纯粹的精神世界。这就要求肉体必先摆脱声色犬马等欲望的干扰，保证身心的清静，就如同《大宗师》中颜回的举动。“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从忘仁义到坐忘，通过逐步过程，从外到内，逐步实现忘却后自身的清静，而使自己身不再困，心不再扰，使人实现“同于大通”。以此达到人格上的升华，精神上的超越。在《刻意》篇中还有“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达生》中亦言：“子独不闻夫至人之自行邪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庄子之“忘”也体现出直觉主义的纯艺术精神。首先，“忘”有种直觉主义的思想特征。这种审美直觉的产生是因为“忘”具有非理性的色彩，它是种忘却感知判断后的感性活动，是没有任何娇柔做作，故弄玄虚的自然纯真的接触。《达生》篇有个“醉者坠车”的例子，庄子感叹道：“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与天乎！”这实际上是用酒的形式排解生活苦闷的艺术表现。庄子主张忘怀一切，即没有任何欲念和追求的纯粹主体，同时，世界乃至自然界依旧存在，这就使“忘”成为一种纯直觉的感悟，只不过这种感悟与自然的相同一，人即自然。这是一种审美境界，是无欲无求下的感知与自然的触摸。因为这时的观物，不以概念来分析，不用欲念来对待，而是一种混沌的直觉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主观与客观，物与我相统一。因此，才有“人之乐”与“鱼之乐”对应泯灭，才有“蝴蝶”与“庄周”的物我两忘。只有“忘”才有如此谐和的精神体验或创造。其次，“忘”也能见证纯艺术的精神。庄子主张忘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追求以及为之服务的道德是非标准，归跟揭底是为了忘却一切实用的目的，超然世外以求得纯粹的精神快适。因为有“忘”，才会有纯粹的审美观照。“忘”能体现出作家的人格修养和创作心理，他们的心灵只有超越现实的功利性，才能进入无欲无求，无牵无挂的自由状态，才能全身心的投入艺术创作活动中去。宋元君称赞一画史是“真画者也！”就是因为他泰然自若，真正超然物外，胸无挂碍。总之，“忘”能使艺术创造者达到心手两忘，进入无意识的自由创作过程中，无论是庖丁解牛，还是佝偻丈人承稠，匠石运斤成风大都是此道理。

总之，“忘”是庄子人生―艺术―哲学的重要一环，也是通向“游”的重要途径。它是丰富的，多义的。它是一种生活态度，艺术精神和哲学反思。

由以上庄子之“忘”我们可以看出，“忘”在庄子这里具有打破物我之间分界的含义，且具有直观审美的自由精神和立足于万物皆流观点之上的运动主义美学标准。这与王国维的“忘物与我之关系”以及“观物无方，因人而变”的论述基本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