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牧区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研究

摘要 通过对新疆牧区典型区调研，了解典型区畜牧业生产方式、经营模式、生产技术的应用情况等，了解牧户家庭劳动力结构、年龄现状以及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情况，同时进行劳动力意愿调查，了解劳动力从业意愿。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从劳动力从业意愿入手，分析牧民老龄化问题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并指出牧民老龄化问题下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在牧民老龄化的制约下，探讨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方向，如向集约化、高科技投入等方面发展。

关键词 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劳动力；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12-0280-04

1 典型牧区人口数量现状

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可知，福海县土地面积为33 250.74 km2，阿克陶县土地面积为24 539.86 km2，2015年福海县人口户数2.47万户，人口数为7.55万人，平均每户人口3.06人；而阿克陶县人口户数为5.83万户，人口数为22.15万人，平均每户人口为3.80人（表1）。

2015年福海县人口死亡率较高，为6.09‰，阿克陶县人口死亡率为5.88‰，福海县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低于阿克陶县（表2）。

2 牧区劳动力老龄化的特点

通过典型县调研，了解典型县牧区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形成原因，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牧区人口老龄化出现早、发展快、程度较严重、绝对数量大。牧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早于新疆整体甚至我国整体，且老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二是牧区老龄人口高龄化。老龄化通常划分为低龄老年人口（60～69岁）、中龄老年人口（70～79岁）、高龄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人口平均寿命越来越高，高龄老人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三是牧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呈现出人均收入偏低、老龄化程度偏高的特点。牧区在人均收入远远落后的状况下提早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给牧区经济和畜牧业的发展，甚至社会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2]。

3 牧区劳动力老龄化对畜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将被调查牧户分为老龄型牧户（主要由60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常年从事牧业生产的农户）和非老龄型牧户（主要由60岁以下的家庭成员常年从事牧业生产的牧户）2个类型。同时，运用对比分析法比较2种类型牧户对牧业活动的不同影响，以此来反映牧区劳动力老龄化给牧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3.1 对牧区劳动力供给数量及质量的影响

近年来，牧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农区、城镇等经济较发达地区迁移，导致牧区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3]。牧区人口老龄化对牧业生产劳动力的影响是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牧区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直接影响畜牧业生产劳动力数量，留守老人再次参与畜牧业生产，但其在体力、体质、受教育水平、对事物的反映程度、先进技术使用水平等方面与青壮年有较大差距，而且中高龄老年人无法参与畜牧业生产，老年人主导的畜牧业生产远不及青壮年。另一方面，牧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劳动力素质方面。本文中劳动力素质主要指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等方面。牧区留守老年人口在体力、精力、反应速度上远不及青壮年劳动力，致使牧区整体劳动力素质下降。

3.2 对牲畜拥有量的影响

因调研区牧户的牧业生产来源结构不一，本文主要通过对比典型牧户养殖羊、牛等牲畜的数量，并采用转化比例，即“1头2岁以上（包括2岁）的成年牛相当于5头2岁以上（包括2岁）的成年羊”，分析选取的福海县、阿克陶县108户牧户的养殖情况，以60岁的劳动力年龄为区分老龄型与非老龄型牧户的标准，统计不同类型牧户的牲畜拥有量情况（表3）。

由表3可知，在牲畜占有量方面，老龄型牧户均比非老龄型牧户少。由此说明，非老龄型牧户在牲畜产出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身体生理方面原因，老龄劳动力难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牧业生产，导致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投入不足，进而导致其牧业产出普遍低于非老龄型牧户；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思想观念保守、创新意识不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导致了“老年牧业”的低产量[4-5]。

3.3 对牧业生产投入情况的影响

牧区的牧业生产资本投入大致可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本文以机械租赁费用作为衡量牧业不变资本的指标，以饲料、草种、运输支出总额等牧业物资费用作为衡量牧业可变资本的指标，对比2种类型牧户生产资本投入情况（表4）。

老龄型牧户在机械租赁费上投入比非老龄型牧户略高，说明劳动力老龄化需要更多的资本要素替代劳动要素，但对牧业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力度有限，原因在于牧区活动区域主要在山地及部分平原，不利于大规模农牧业机械的使用，2种类型的牧户在此方面投入差别不大。老龄型牧户和非老龄型牧户在牧业物资费用方面的投入基本相同，说明老龄化对牧业可变资本影响不大。原因在于近年来从事牧业生产收益较少，牧户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即便是拥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牧户也不愿意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投资，与老龄型牧户在对待土地上的偏好基本一致，即跟随主流活动方向。

3.4 对畜牧业产值的影响

牧民年龄与生产率关系非常密切。与年轻劳动力相比，高龄劳动力技术熟练、养殖经验丰富，但智力、体力、反应速度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从而导致生产率下降。高龄劳动力一方面受自身条件限制，对新科技接受程度不高、对市场信息捕捉敏捷度不够，使畜牧业生产始终处于依靠经验生产的粗放式经营状态，劳动生产率上升空间不大；另一方面，高龄劳动力身体素质下降，导致医疗需求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畜牧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畜牧业生产总值。

3.5 对牧区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影响

随着牧区老龄化程度的加大，牧区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以散养为主，养殖规模有限，很难形成规模优势效应。目前，牧区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为放牧和放牧+舍饲2种，随着草原保护政策的实施，畜牧业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放牧+舍饲。因此，草业发展是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的物质保障。福海县近年来树立“以农促牧、农牧结合、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发展理念，积极探索草业发展模式。2016年全县拥有人工饲草料地19 126.67 hm2，2016年新增苜蓿2 386.67 hm2、青贮玉米4 633.33 hm2、饲料玉米3 773.33 hm2。同时探索并出台饲草料奖补政策，逐步将草料交易市场发展成应急饲草料储备点，更好地平抑饲草料交易价格，提高饲草料交易配送能力。这都需要先进的思想及观念，否则牧区人口的老龄化将会制约牧区经济的发展。

3.6 对畜牧业先进技术进步的影响

提高牧区生产力必须推广使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畜牧业是畜牧业的发展方向与标志，通过应用信息技术、防疫技术等各种高新技术，促使畜牧业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现代畜牧业发展动力。长期来看，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牧区老龄化问题对提高畜牧业科技应用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牧区劳动力转移增加了牧民的收入来源，提高了其风险承受能力。牧民从而更愿接受新技术并投入更多的资金到畜牧业生产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畜牧业科技的应用。

3.7 对加入组织化程度的影响

牧区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的改变，使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牧区劳动力的非牧转移，减少了牧区有效劳动力供给，间接提高了老年劳动力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比例[6]。但是老年劳动力由于自身各种因素而无法从事繁重的生产活动等，若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只能增加整个家庭的负担。而对于外出务工的牧民家庭，宜将草场承包和牲畜入股给留在牧区的其他青壮年牧民劳动力，以入股分红或定期收取租金的形式获取收益。同时，牧区劳动力的转移相对提高了牧民的人均草场占有面积，为畜牧业规模化生产提供可能。专业合作社、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等很多新的畜牧业经营主体印证了这一点。

4 牧区劳动力老龄化对畜牧业生产影响的计量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综合考虑自然资源、地理区位、政策制度环境等因素，进一步定量分析畜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通过比较老龄型牧户和非老龄型牧户的畜牧业生产行为模式，得出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牧业生产的影响。本部分着重研究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耕种面积和种植结构行为选择模式的影响。

4.1 研究方法的选择和模型设定

畜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对草场的影响可以分为2种情况，一是会减少牧户的草场拥有量；二是不会减少牧户的草场拥有量。此因变量是一个分类变量而非连续变量，可以采用计量经济学中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此模型中因变量只取2个值，即草场面积减少的取值为1，草场面积不会减少的取值为0。模型的回归方程：

4.3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是实地调研所得，根据牧民定居的具体情况，按照地理位置及定居状况的不同，选择调查的县（市）分别是北疆的福海县、南疆的阿克陶县。通过课题组人员的实地调研和调研数据共享，调查的定居牧民户数为108户，总人数467人；其中劳动力207人，劳动力人数占总人数的44.33%。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形式，随机抽样对108户进行了现场调查问卷及访谈，收回有效问卷102份。

4.4 回归结果与分析

建立牧户草场面积模型后，必须对设定的模型进行检验。运用逐步筛选方法进行自变量的筛选，将相关性不强的自变量剔除。最终通过整体性检验，模型预测总体准确率达 92%，表明建立的模型整体性拟合良好，较适合用于分析牧户草场面积的生产行为。在逐步回归分析中，畜牧业劳动力总数、牲畜产仔量和土地等级3个自变量被剔除。最后，5 个自变量通过了回归系数检验，进入了回归方程，包括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家庭年畜牧业总收入、非畜牧业收入比重、劳动力性别结构和牧户类型。基于设定的模型和调查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

（1）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系数为-0.386，说明其与牧户草场面积呈负相关关系，牧户家庭中外出务工人员越多，草场拥有量越少，与本文假设吻合，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效应明显。

（2）畜牧业总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003，说明牧户年畜牧业总收入和草场面积呈正相关关系，牧户年畜牧业总收入越多，其草场拥有面积越多，与本文假设一致，但是影响不显著。分析认为，虽然牧户年畜牧业收入越多，其从事牧业活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草场面积也会扩大越多。但是相比而言，通过外出务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的比较收益要高于单纯的牧业收入，牧户认为开展牧业的机会成本很高，畜牧业总收入对牧户草场面积扩大的影响不明显。

（3）非畜牧业收入比重的系数为-0.123，说明其与牧户草场面积呈负相关关系，牧户非畜牧业收入越多，草场拥有面积越少，与本文假设相符。畜牧业收入在牧户家庭总收入中作用不凸显，非畜牧性收入（或工资性收入）重要性较大。牧户非畜牧业收入比重越大，则畜牧业在家庭中的地位就越不重要，牧户所拥有的草场面积就会越少。

（4）劳动力性别结构的系数为0.060，说明劳动力男女性别比和牧户的草场面积呈正相关关系，与本文假设一致，即牧户家庭中的男性劳动力比重越大，所拥有的草场面积越多。并且，劳动力性别结构对牧户草场面积的影响是显著的。这是因为家庭中男性劳动力越多，牧户的畜牧生产积极性越高，草场拥有量也可能越多。

（5）牧户类型的回归系数为0.412，说明老龄型农户与牧户草场面积的减少成呈正相关关系，牧户草场面积由于劳动力老龄化而减少，影响^显著。这是因为畜牧业劳动力老龄化导致劳动生产力资源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再加上该地区年轻人员倾向于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因而畜牧业的比较收益很低，最终导致牧户扩大草场面积积极性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