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市场结构调整：韩国个案

摘要：本文概括了韩国广播电视业的结构特征，以此为基础，分析其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内容和特点，并对其功效进行了初步探讨。结论是：韩国广电业的市场结构调整，是在公共广播体制框架内藉法律规范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进行的；主要内容包括“制播分离”、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其目标是打破垄断、活跃市场和提高效率；就功效而言，结构调整仍有长路要走。 关键词：市场、结构调整、制播分离、节目配额、公共广播体制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和全球化浪潮兴起，媒介工业的资本扩张和市场拓展运动不断加剧。面对新的世界潮流——放松规制、媒介融合、跨国竞争和自律的市场机制，世界各国包括那些历来注重自身广播电视国有和公共属性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增强自身传媒实力、参与全球竞争的目标下，以提高效率为导向，引入或强化市场机制，进行结构调整。 韩国是一个采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1980年，韩国政府在“电波属于公共财产，不能一味用于商业利益”的口号下，对广电业进行了以“统一合并”为特征的结构调整，将所有民营广播电视收归公营的韩国广播公司（KBS——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麾下，韩国公共广播体制至此确立。1990年，韩国广电业又进行了一次“有限开放”式的结构调整，在对公营广播低效率弊端的反思和抨击声中，民营的汉城广播公司（SBS——Seoul Broadcasting System）正式开播，一度被逐出业外的民营广播电视被再次纳入广电业结构中。从那时起，韩国广电业一直在公营与民营并存的二元结构中成长，也在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竞争中寻求平衡；电视市场格局则由两强（KBS和MBC，后者为非民营的文化广播公司）独占，逐渐演变而为三足（KBS、MBC、SBS）鼎立，并一直延续至今。 与世界上不少实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相同的是，韩国一直允许公营台播出广告，不过，韩国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韩国广播广告公社（KOBACO——Korea Broadcasting Advertising Corporation）的机构，全权KBS、MBC和SBS三家机构的广告业务。换言之，广告公社将营利性广告业务从三台的主干业务中剥离出来，实行集中调控，垄断经营，并预留公益基金。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把住了各台的生存命脉，也在一定程度上约制了各台的赢利冲动，并从制度上保障了公共广播特点的显现。这是韩国公共广播体制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公共广播体制的关键之点。 一直以来，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市场垄断，不断遭人诟病。事实上，正如韩国一些学者所言，那种试图以公共领域的垄断经营来确保广播电视公共性的观点，只是电波短缺时代的认识，在多频道竞争的今天，将所有频谱资源视为公共资源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固执于这一观点会妨碍广播电视的多样化发展，也无助于激活竞争、提高效率 [1]。按照媒介经济学者欧文和怀尔德曼（Bruce M.Owen & Steven S. Wildman）的观点，一般来说，竞争性市场趋于高效，专控性市场趋于低效；而市场低效的原因之一，便是“限制——通常是政府鼓励实施的限制，禁止某些产品或业务的交易，或者禁止在这些业务中存在完全的市场” [2]。 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韩国政府开始在广电领域推行放松规制、增加行政透明度、扩大私营活动领域等政策 [3]，并围绕打破垄断和培育市场进行一系列结构调整，包括倡导制播分离、加大力度推行节目配额制；放宽有线电视经营；推动卫星电视广播等等。这些都是韩国广电业面对时代潮流所作出的富于本土色彩的回应，也是韩国广电业在公共广播体制下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一次独特实践。 本文拟概括韩国广播电视业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内容和特点，并对调整的功效进行初步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广电业结构，是指组成广电业的管理、生产、交换流通和播出等机构的总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形式。 一、 “二元并存”、“三分天下”与“制播合一”：韩国电视业结构特征分析 韩国电视业1961年起步，历经80年代初的体制重构和90 年代初的结构改组，形成了“二元并存”、“三分天下”和“制播合一”的结构特征。 韩国广电业兼有公营和民营两种不同的所有制成份，这种“二元并存”并非韩国公共广播体制所独创，但是保留相当多的政府对广电业的政策主导和行政掌控权，以及经营上的垄断性，却颇具有韩国特色。 韩国公共广播体制是在全斗焕军人政权时期推行的，先天便带有某些政府主导的痕迹，执政当局一直视广播电视为传达政策的工具，相关法规也无不渗透着这一意识。与公共广播体制一同诞生的韩国广播委员会（KBC）和广播广告公社（KOBACO），被韩国一些学者认为是“将政策宣传式广播电视模式制度化”[4] 的两大机构。通常所说的公共广播体制，除了以服务公众而非以盈利为目的，以及传播文化教育节目和兼顾多元需求外，还有一个基本要件就是，由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独立机构负责经营和管理 [5]。然而在韩国，广播委员会从一开始便隶属于政府“公报处”，接受其行政领导，负责包括制订政策、审核节目和人事管理在内的一系列事务，具有某种政府机构的性质，而非真正独立的公共机构。 至于广播广告公社，作为韩国广播委员会下属惟一的广告机构，被授权全权负责三大公营和民营台的时段销售、广告计划和广告费的分配等业务，并有权从中预留6％的广告收入用于广电发展基金。理论上说，这一措施有助于遏制过份商业化的竞争倾向，并通过将广告利润的一部分向公益领域回馈，来保证公共广播体制的延续。但是实际上，广播广告公社更象是一家管理机构，一家垄断性经营机构，而不只是维持广电业正常运行的一般广告，权力甚大却缺少制衡。按照广电“公益”的涵义，公共广播应该首先将利润用来服务受众，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可是批评者认为，广告公社常常，在与广电文化事业不相关的地方投入过多的公益资金，对发展公益广电文化事业的帮助却相对欠缺；在调节各台商业竞争中的作用也绩效不彰 [6]。 更主要的是，广告公社将公营和民营两类电视台的广告业务集中管理，使得各电视台的经营被人为地“中介”，实际上褫夺了各台自主进行收支对接的权利，压抑了其运营空间。民营SBS开播的主旨之一，原本是为刺激公营台提高效率，改进节目的多样化水平，可是广告公社将两种不同属性、不同经营目标的电视台的广告经营一手掌控，统一调配，对于避免过度追求视听率的竞争或许有益，但是这样一来，二元结构中民营机制的活力却多少受到抑制，也间接降解了电视台对于提高效率的追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共广播”的原意，是指不存在个人持有大宗股票的情况，就象一家公共公司一样。然而在韩国，公共广播可以说是一个政府持有大多数股票的政府公司，对于民营资本可能的侵蚀，当局一直怀有戒虑。事实上，公营垄断而产生高额利润（无论其目的和用途如何），与民营资本一段时期被排除在广电业大门之外，未尝没有联系。回溯历史，当公营台的低效率和每每扮演政府宣传工具的现象不断遭到抨击，人们对为遏制商业化倾向、确保公共广播体制而实行单一公营台制度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屡屡提出质疑时，1980年代末，迫于形势，韩国广电业开始向民间资本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开放。新修订颁发的《广播法》在强调“为增进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前提下，一面允许非公营机构进入广播业，一面加高门槛，在运营范围、经济条件如资本额等一系列方面设置种种规定 [7]。这些规定已足以令人踌躇，何况广电市场被KBS和MBC两强寡占已经多年，新来者面临的竞争态势可想而知。结果是，那些“不合条件者”被吓阻，SBS作为惟一的民营广播台网受到接纳。然而SBS的加入，它相对来说较低成本和较高效率的运作，虽然使它在开播三年后便占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见表1），亦给以往完全封闭的公营广播带来一定冲击，但是并没有打破韩国广电市场高度集中的格局；相反，在被纳入既有的管理与经营框架后，民营资本虽不免遭遇掣肘和磨合，却也多少受到同化乃至滋养。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市场垄断依旧，只是由“两强分噬”发展而为“三分天下”。 韩国无线电视台收视率与市场占有率比较 表1（单位：％） KBS1的公共机构，开始独立处理广播电视事务。过去政府通过下属的广播委员会插手广电事务的历史告终，韩国公共广播体制开始迈出“独立于政府”的一步。与此同时，新《广播法》允许设立民营广播广告公司，韩国广播广告公社独霸广告业务的局面将成为历史。 在上述背景下，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开始指向打破垄断、激活市场和增强实力；调整内容也大抵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加大力度推行节目制播的专业分工、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 在韩国，“制播分离”是被强力推行的一项措施。由于“制播合一”与“三强垄断”的历史渊源深厚，因而这一措施的推行与打破“三强垄断”的目标密不可分。其方式具体有二，一是倡行节目配额制，规定三大网需要播出的外制节目比例；二是通过基金贷款，扶持独立制片商。 韩国从1991年开始实行节目配额制，并拟订了逐年增加配额比例的计划表，外制节目配额比例从1991年的3％，逐步增加到1999年的20％ [14]。然而，由于三大网对此一制度态度消极，致使实际效果不尽理想。近两年来，韩国广电管理机构开始加大推行力度。1999年，新出台的《广播法》在第72条和《施行细则》第58条中，对电视台增加播出外制节目的份额，特别是播出独立制片商制作的节目的比例，以及黄金时间播出的外制节目的比例，均作出明确规定；与此同时，对违反这些规定的处罚措施，亦加以详细说明。这些内容包括：首先，电视网到2001年外制节目的播出比例将增加到40％——其中，独立制片商制作的节目份额增加到30％；其次，按照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的要求，电视网每月在黄金时间内必须播出超过15％的外制节目；第三，如果违反配额制，或者黄金时间达不到所要求的外制节目播出比例，电视网将受到处罚，罚款金额从3百万韩币到最高3千万韩币不等 [15]。 除了对节目播出机构实施硬性的节目配额要求外，韩国有关部门根据《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1999）第14条“对独立制作社的制作支援”——为激活独立制作社的制作，政府、广电法人、广播电视台……可对独立制作社进行支援——以及相关条例，采取基金贷款、专项财政贷款的形式，对独立制作社等机构的节目制作从资金上给予扶助。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文化观光部下属的“文化产业基金”，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下属的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设立的“广播振兴基金”；资助对象包括独立制片机构、投资公司、动画制作社和有线电视节目供应商；资助额度从3亿到10亿韩币不等。 “放松有线电视管制，允许跨业经营”是目前韩国电视业调整的第二项内容。9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广播电视界逐渐认识到，在数字化多频道时代，那种视所有电视频道为公共资源的观点已经过时，那是广电业以无线电视为中心、以国内电视为中心时代的观点，以此为基础制订的政策和法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广播电视与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可以用来生产利润，应该将其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韩国政府在所有新媒介中最先选择了发展有线电视，并将其推入市场，期望以此激活竞争，打破有线电视一枝独秀的局面。与此同时，为防止新垄断的出现，韩国政府对有线电视实行了严格的经营限制和所有权限制。 韩国有线电视1995年正式开播，按照当时有关法令，节目供应商（PP）、系统运营商（SO）和网络运营商（NO）之间禁止跨业经营，即PP－SO－NO “三分立”，而且不同地域的SO之间，以及制作不同节目的PP之间，不允许相互进入；此外，大企业、报社和外国资本也被限制进入有线电视行业。这样做的结果是，1999年以前，有线电视无论是系统业者（SO）还是节目商（PP），连续四年一直在亏损中挣扎；有线电视在广告市场和收视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与无线电视相比也非常之低。一些研究者认为，韩国政府的严格限制政策失大于得，“三分立”有利于防止垄断，但不利于整个行业的生机 [16]。有线业者只有单一所有权，在单一地域传播，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在无线电视三大网联合垄断的格局下，难以打开局面，亦难以扩大市场规模和实现节目多样化，更谈不上创造经济效益。另外，这项产业壁垒重重，横向纵向的整合都被封死，难以上规模上水平；“三分立”政策与时下放松规制、开放市场以及大资本、大市场、集团化的经营潮流也不符合。 有鉴于此，韩国政府开始实施缓和政策。1999年新《广播法》颁布，打开了先前横亘在有线电视各业之间的壁垒。其特点是，首先，允许有能力的有线电视转播业者成为有线电视系统商（SO）。其次，允许系统商、网络商和节目供应商横向整合，成为多重系统商（MSO）、多重网络商（MNO）和多重节目供应商（MPP），同时允许NO、SO和PP之间打破界限，跨业经营。第三，放宽所有权和新公司进入有线电视业的限制，允许大企业和报社持有有线广播电视台（SO）33％的股份，参与节目供应商业务则未设任何限制。同时，对于外国资本进入上述三个领域，允许其拥有33％的股份 [17]。 “发展卫星电视”是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第三项内容。对于是否引入卫星直播电视，韩国舆论曾经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保留论，认为有线电视业的竞争已无法避免，再引入一种新媒介，是否会引起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的负面效果。因为在一些有线电视渗透率高的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提供多频道服务的卫星广播的市场份额很低，而有线电视用户少的国家，卫星广播的需求就高，这表明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是互相竞争的 [18]。在韩国，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起步的时间差很小，同时发展这两种媒介便需要仔细权衡。另一种是尽早实施论，认为引入卫星电视是一项积极的开放策略，旨在应对开放韩国广电市场的压力，既然开放不可避免，尽早引入卫星电视，以积极的开放强化国内广播电视事业的竞争力是很有意义的，卫星电视的实施也会为影像市场的扩大提供机会 [19]。最终，人们在发展卫星电视、通过多样化的节目市场来增强韩国影视业的竞争力这一点上形成共识。1999年，韩国政府开始实施卫星电视政策，该政策与有线电视新政策类似，比如，允许大企业和报社参与卫星电视业，但持股须在33％以内；允许外国资本参与等等。 2002年3月1日，韩国卫星电视台Skylife正式开播，标志着韩国正式步入卫星电视广播时代。Skylife是第一家经韩国政府批准成立的纯粹商业目的的卫星电视，国营的韩国通讯是第一大股东，KBS是第二大股东。为了扶持卫星电视等新媒体，新政策还允诺包括放宽广告时间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条件。 四、法律与市场的双重作用：调整的特点 韩国电视业这一轮结构调整，是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机制的双重力量进行的。韩国经济的腾飞，是在集权政治体制下取得，经济优先的原则使韩国在短短时间内跨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韩国政局出现政治妥协的渐进变化，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吁求法制代替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大众传播也由争取言论自由逐步向法制化管理方向发展 [20]。在广电领域，韩国政府近年来推行“民主化与市场经济”政策，从以规制为主转向强调市场机制。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辖下独立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机构，相应地，法规管理的重要性也日显突出。事实上，法规的形成过程已经成为体现民主意识和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法规本身既要体现尊重市场规律这一时代潮流，也要发挥相应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刚性的法律规范和柔性的市场机制要求进行广电业结构调整，是韩国广电业的必然选择，其特点主要体现为： 首先，韩国广电业的结构调整是以法规为依据进行的。无论是推行节目配额制、扶持独立制片商，还是发展有线电视、开发卫星电视，包括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实行重组，如前所述，都是在相关法规颁布或者重新修订之后，才开始实施的。这些法律包括《广播法》、《有线电视法》、《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先有法律，然后行动，这种方式使结构调整有法可依；而且由于法规的产生往往需经过多次研讨和商议，以凝聚共识，避免偏差和盲目，法规本身具有一定权威性、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因而有利于降低实施的成本，减少随意性。 其二，遵循市场规律推动结构调整。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一大目标是打破垄断，然而完成这一任务不能靠硬性的行政手段；而要依照市场规则下的专业分工和竞争机制来逐步完成。比如，实施节目配额制，是对制作和播出进行专业分工；贷款扶持三大网之外的独立制片机构，是利用资金杠杆，鼓励节目的市场化生产；发展有线电视，一方面是适应观众的节目多样化要求，另一方面也有与无线电视争夺市场、刺激节目市场生长的考虑；有线电视从“三分立”到允许跨业经营，则是按照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要求，对有线电视这一相对弱势的媒体，打开整合的壁垒，促其整合资源，扩充力量，增强与无线电视的竞争实力；开发卫星电视，则是在原有广电市场上引入新质媒体，一个新的综合性传播平台，这样做从理论上说亦会刺激节目需求，活跃市场竞争。

第三，法律本身比较多地容纳市场规律的要求。以1999年新出台的《广播法》来说，该法将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卫星广播、有线转播、音乐广播以及新兴的互联网广播等，纳入同一个法律体系中，这是顺应当今世界广播与通讯业大融合这一市场潮流的明显反映。韩国广电业相关法规对制播分离、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等事业的积极推动，以韩国研究者的观点，说到底，仍是着眼于电视市场、着眼于与观众需求市场的变化规律相适应 [21]。 美国公共政策学派代表人物哈维克（John J. Havick）在谈到传播政策的制订时，曾经从理论上概括了四种模式：一经济规制，二新多元主义，三多元主义，四政府主导。所谓经济规制，是指以经济效率为标准，强调实施规制中的产业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制订政策；政府主导模式，则是指政府依据自己的偏好制订政策，实施政府行为。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过去在韩国，政府主导模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今天，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向经济规制模式转变 [22]。 五、一役难竟全功：调整功效初探 韩国广电市场原有格局的形成非一日之功，结构调整也很难一蹴而就。那么就目前来看，结构调整的功效如何呢？ 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到乐观的信息。例如，2000年一项研究显示，MBC播出的节目已达到配额节目目标比例的92.5％，SBS和KBS也分别达到了目标比例的77.5％和65.5％ [23]。这多少反映“制播分离”正逐渐开始生效。另外，有线电视情况也有所改观。1999年，有线电视订户增加到140万户，起步之初的1995年的只有18万户，5年增长了将近7倍；同样在1999年，有线电视开始赢利，节目供应商和汉城地区系统业者第一次有了净利润 [24]。这些都显示有线电视已经开始成为韩国电视市场上不可忽视的新军。 然而，韩国广电市场被三大无线网寡头垄断多年，按照媒介经济学理论，寡头垄断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寡头们控制经济力量的程度，远高于完全竞争或垄断性竞争的市场，他们彼此之间的联手合作甚于有限竞争，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极大 [25]。事实上，仅以“制播分离”来说，这项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在实践中便遭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待遇，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例如，从1991年到2000年，在实行节目配额制的10年当中，三大网没有一家曾经达到过规定的目标比例。在三大网所播出的外制节目中，有相当一部分（KBS和MBC大约在44％左右，SBS稍少）是由本公司前雇员所办公司制作的，且交易价格低于独立制片商的节目，这多少染有违反公平竞争之嫌；即使播出独立制片商生产的节目，三大网也大都将它们安排在非收视高峰时段。更有甚者，三大网凭藉雄厚的资金实力，对独立制作节目采取版权买断方式，大约94.0％的独立制作节目版权归三大网所有，4.3％由制片商拥有部分版权，仅有0.7％的节目全部版权归制片商独家拥有。结果，绝大多数独立制作的节目被三大网独家垄断，二次使用的比率仅为2.1％，使用效率极低 [26]。独立制作的节目未能起到繁荣市场的作用，客观上，反倒扩大了三大网在外部节目制作市场上的垄断。此外，三大网还常常藉其垄断地位，对独立制片商予夺予取，忽视其利益。比如，广播网与独立制片商签定的购买合同，经常是一些短片和非系列片，主要是教育、纪录片和时事类节目，每次都需要重新计划，而不是象广播网下属公司那样，生产系列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能够连续性计划，有高收视和稳定收入 [27]。缺少制作这一类节目的机会，使独立制片商的节目制作类型单一，专业水平和多样化程度受限，无助于其经营成长，而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独立制片商的发展。凡此种种，都使得推行节目配额制的预期目标大打折扣。 再以有线电视来说，如果说节目配额制是一种政策性催产素的话，发展有线电视则更象是一个结构性助长剂。因为从理论上说，有线电视所提供的大量频道，将刺激节目需求，客观上会有益于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的生长，观众也将得到更多的节目选择。然而直到1999年，整个电视收视市场80％以上的份额仍然被三家无线电视据有，有线电视广告占整个电视广告市场的份额也只有8.4% [28]。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包括起步不久便遭遇席卷韩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有关政策的失误，比如起步之初实行“三分立”政策，禁止网络业者、系统业者和节目供应商彼此跨业经营，限制了有线业者的行业整合和规模扩张等等，然而，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有线电视缺少好节目和节目来源，好节目仍然掌握在“制播合一”的三家无线广播公司手中 [29]。有线电视要想吸引观众，往往得向三家无线网购买，这无形中又助长了三大网的垄断，也窒息了小制作商的生机；而无法激活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最终亦会限制有线电视的发展。1999年实行新的有线电视法规后，情况似有好转，但是明显的改观还有待时日。 卫星电视的情况与有线电视相似。韩国发展卫星电视也有激活节目市场的初衷，但是由于制作公司未成气候，节目市场尚未成形，卫星电视的大多数节目仍然不得不从三大网购买。这样一来，实际上将三大网的强势进一步延伸到卫星广播领域，节目的多样性大打折扣，卫星电视吸引观众的能力也无从提高；再加上还要面对强势的无线电视和先行的有线电视的竞争，卫星电视面临的考验可想而知。用某些研究者的话来说，卫星电视一般5年可以正常运转，现在看来，5年后也不一定会出现理想的状态，其前景并不乐观 [30]。目前韩国广电业界和研究界正在积极研拟应对之策，包括制订政策弱化无线广播在卫星广播中的作用；在不损害本国影视业发展的前提下，给予外国频道和国内频道同样的地位等等。尽管如此，卫星电视要进入健康成长期，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很显然，在整个结构调整中，“制播分离”是关键的一环，它与打破三大网垄断的目标渊源深厚，与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生存发展也密切相关。然而，由于三大网都是在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垄断结构中成长起来，这个体制既含有公营广播的特点，也吸收了民营广播的一些专长，因而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也积累了应对政策法规的不少经验，这使得任何新法规或新措施的推行，其效果都难免会被三大网消弭一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新来者的进入门槛被抬高，难以争得自己的份额，又缺乏市场应变的能力，生存不易。这些都使得法律规制和市场调控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彻底性。 六、 结语 韩国广电业的这一轮结构调整，是在既有的公共广播体制下进行的一次渐进式调整，旨在打破三大无线网的垄断，提高效率、增强自身实力进而参与国际竞争。因此，结构调整选择从推行“制播分离”着手，通过专业分工来激活节目市场，并努力推动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成长；其特点是坚持法律与市场机制并重，以便保持结构调整的有序性和动态平稳性。然而就目前来看，结构调整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仍有长路要走。 注释： [1] 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 “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Sooyoung Lee.(2000).A Study on Korean Broadcasting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KBI Report 2001,Seoul,Korea:KBI. [2] Owen,Bruce M., & Wildman,Steven S.(1992). Video Economics.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xi. [3] 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4] 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5] 吕书练“公共电视的社会价值”，（香港）《传媒透视》2002年7月。 [6] 参见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7] Hosoon Cang.(1996).Mainstream Only Restrictions against Alternative Media in Korea,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Identity,Plurality and Equality.Edited by Kyung-ja Lee,Seoul Korea:Korean Broadcasting Academic Society. [8] “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2001文化产业统计》第239页，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9] Brown, Allan(1996).Economics,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and Social Values,Th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9(1),3-15. [10] Kyoung-Hee Song.(2000). Report on the Program Quota Regulation:What has changed after nine years in the program supply market? KBI Report 2000.Seoul,Korea: KBI. [11] Man-Seok Kang(2000).A Study on Television News in Korea,KBI Report 2001.Seoul,Korea: KBI. [12] Sang-Chul Lee and Susan K.Joe.(2000). Key Issues in the Korean Television Industry:Programmes and Market Structure,Television in Contemporary Asia.Edited by David French and Michael Richard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13] 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14] Kyoung-Hee Song.(2000). Report on the Program Quota Regulation:What has changed after nine years in the program supply market? KBI Report 2000. Seoul,Korea: KBI. [15] Kyoung-Hee Song.(2000). Report on the Program Quota Regulation:What has changed after nine years in the program supply market? KBI Report 2000. Seoul,Korea: KBI. [16] 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17] 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Sooyoung Lee.(2000).A Study on Korean Broadcasting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KBI Report 2001,Seoul,Korea:KBI. [18] Sooyoung Lee.(2000).A Study on Korean Broadcasting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KBI Report 2001,Seoul,Korea:KBI. [19] 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20] 臧海群“韩国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2002年3月。 [21] 笔者访问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时，姜锡晚博士、尹在植博士和宋种吉博士所言。 [22] 参见Sang-Chul Lee and Susan K.Joe.(2000). Key Issues in the Korean Television Industry:Programmes and Market Structure,Television in Contemporary Asia.Edited by David French and Michael Richard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23] Kyoung-Hee Song.(2000). Report on the Program Quota Regulation:What has changed after nine years in the program supply market? KBI Report 2000.Seoul,Korea: KBI. [24] Ho-young Kwon,Ik-hee Kang, Woo-young Jeon,and Jae-sik Yoon,Korean Broadcasting Statistics,KBI Report 2001,Seoul,Korea:KBI. [25] 参见Robert G.Picard著、冯建三译《媒介经济学》第57页、127～129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4月第一版。 [26] 参见Kyoung-Hee Song.(2000). Report on the Program Quota Regulation:What has changed after nine years in the program supply market? KBI Report 2000. Seoul,Korea: KBI. [27] Kyoung-Hee Song.(2000). Report on the Program Quota Regulation:What has changed after nine years in the program supply market? KBI Report 2000.Seoul,Korea: KBI. [28] Ho-young Kwon.(2001).Ik-hee Kang，Woo-Young Jeon，and Jae-sik Yoon.Korean Broadcasting Statistics, KBI Report 2001. Seoul,Korea: KBI. [29] 笔者访问韩国卫星电视台Skylife时，康贤斗社长和金慈卿经理所言。 [30] 笔者访问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时，姜锡晚博士、尹在植博士和宋种吉博士 参考文献： 1. Owen,Bruce M., & Wildman,Steven S.(1992). Video Economics.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Kyoung-Hee Song.(2000). Report on the Program Quota Regulation:What has changed after nine years in the program supply market? KBI Report 2000.Seoul,Korea: KBI. 3. Sang-Chul Lee and Susan K.Joe.(2000). Key Issues in the Korean Television Industry:Programmes and Market Structure,Television in Contemporary Asia.Edited by David French and Michael Richard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4. Ho-young Kwon,Ik-hee Kang, Woo-young Jeon,and Jae-sik Yoon,Korean Broadcasting Statistics,KBI Report 2001,Seoul,Korea:KBI. 5. 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6. 朴承宽、张庆燮“韩国政治变动与新闻业权力：国家?新闻业关系的模式变化”，（韩国）《韩国放送学报》通卷 14-3期，1998年。 7. Robert G.Picard著、冯建三译《媒介经济学》第57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4月。 8. Hosoon Cang.(1996), Mainstream Only Restrictions against Alternative Media in Korea,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Identity,Plurality and Equality.Edited by Kyung-ja Lee,Seoul Korea:Korean Broadcasting Academic Society. 9. Sooyoung Lee.(2000).A Study on Korean Broadcasting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KBI Report 2001,Seoul,Korea:KBI. 10. “放送产业”表1“无线电视和卫星台的地方附属台现状”， 11. 《文化产业统计2001》，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12. 吕书练“公共电视的社会价值”，（香港）《传媒透视》2002年7月。 13. “放送产业”表13“放送产业营利销售现状”， 14. 《文化产业统计2001》，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15. “放送产业”表16“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文化产业统计2001》，文化观光部出版。 16. “放送影像”表4－3，《2001文化产业白皮书》，文化观光部出版。 17. 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