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市场效率与和谐共生: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模式选择

[摘 要]政府行为依然是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导因素，政府主导模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金融的稳定性，但却抑制市场效率，长期而言不利于金融深化的进一步推进，转变金融改革与发展模式意义重大。在“发展理论――实践效应――模式选择”的逻辑框架下，本文分析了金融压抑与政府行为、金融自由化与市场效率以及金融生态与和谐共生之间的内在关联和递进，进而得出适合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一般模式选择。金融生态理论所倡导的和谐共生模式能够合理地协调政府与市场、金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有效推动金融市场化的同时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是促进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有效模式。

[关键词]金融改革与发展； 模式选择； 和谐共生； 政府与市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危机在产生机理、特征以及传染机制等方面都呈现复杂化态势。以目前正在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其影响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比之前的金融危机严重的多。金融危机的国际化和复杂化趋势再次表明金融自由化同金融压抑一样存在加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且就范围而言，金融自由化的副作用影响可能更为广泛，但仅就此而否定市场体制的作用无疑是错误的，也有逆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金融自由化本身所蕴含的风险和矛盾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模式选择问题，金融的深化和发展显然不能采取单一的改革思路，而应该根据国内现状和全球形势合理地协调金融管制与自由化的程度，使得金融系统自身结构和功能不断优化完善的同时，还能实现与外部环境系统的协调和适应，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金融的稳定、理性繁荣。基于这一理念，结合世界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思路和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历程，本文将在“发展理论――实践效应――模式选择”的逻辑框架下探讨适用于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一般模式。

一、中国的金融压抑现象与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打破了二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与金融理论相互分离的格局。70年代，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dward Shaw）论证了金融部门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并且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金融压抑现象阻碍了金融发展，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中国一直存在金融压抑现象，这固然与经济水平和体制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转轨时期并未摒弃政府主导色彩浓重的金融发展模式。

金融压抑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突出的影响效应是以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对于实施中央集中计划体制的国家，其本质问题是对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压抑，在这种经济体制模式下，金融压抑不过是对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全面压抑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整个体制来说，不处于关键地位。对此，可以从1978年以前中国的金融状况及其与经济体制模式的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因此也基本上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到几乎不需要金融调节的程度，而是由经济体制模式所决定的，资源的计划配置体制必然排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应地对金融发展也无客观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建设的成功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金融化和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金融压抑的影响开始凸显，已变成制约市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解脱金融压抑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目前中国的金融压抑主要表现在：（1）社会融资结构的突出特点是银行贷款在社会总融资量中占绝对优势，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规模相对偏小，企业外部融资无论期限长短，均过度依赖银行贷款。（2）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中融资方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过多地向效益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集中，而效益良好的非国有企业又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非正规融资，形成了金融市场的分割。（3）投资工具的缺乏，未来收入的不确定预期和未来支出的刚性增长预期，导致居民储蓄高居不下。（4）金融机构“存款短期化、贷款长期化”趋势明显，商业银行“短存长贷”的信贷期限结构不匹配现象更加突出，存贷差过大和存贷款利率存在上下限限制。

如上文所述的金融压抑产生原因，本文认为目前中国极为明显的金融压抑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导致金融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和微观金融主体的不丰富；另一方面，主要的原因在于体制转轨时期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金融发展模式。由于中国金融始于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其发展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政府的干预，它实际上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和放权让利过程。即使在90年代以来以金融市场化和金融深化为目标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中，政府行为仍居于主导地位。在资本市场，国有商业银行的稳定取决于居民储蓄的增长和银行账面的盈利，而居民储蓄的增长依赖于国家信用担保和现有金融制度对金融产品的压抑，银行账面的盈利依赖于存贷差的保持和扩大，但存贷差的保持或扩大又只能依靠金融压抑以降低居民存款利率，由此人为地降低了资金成本造成资金的稀缺。另外，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偏向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难以获得正规市场的低成本资金，这不仅造成非国有企业融资更加苦难困难，也导致地下金融的长期存在，致使金融秩序的混乱和失效。在股票市场，从股市发展的初期，政府便强调为国企改革服务，实行发行额度审批制和后来的发行核准制，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股指的涨跌上，进行托市或干预，使市场价格较为严重地脱离公司内在价值和投资回报。在这种干预下，上市公司发行融资成功与否、发行规模大小过多地受制于监管部门的审核，造成过会发行的不确定性和发行溢价高估的可能，带来极强的融资冲动和盲目投资冲动。一旦上市后造成效益下滑，而投资者保护的法律体系又不健全，过度投机之后的股市便会丧失财富效应，从而抑制基本功能的发挥。政府行为占主导地位的的金融发展模式固然会抑制金融市场的效率，但鉴于金融风险的内在特性和金融机构行为的负外部性，这种金融发展模式也有其短期的正面效应，可以增强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能力，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金融相对稳定，避免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然而从长期而言，金融压抑只是风险的延后和风险的积聚，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爆发更大的金融危机，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并不利于金融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二、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与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

金融自由化本身是以追求市场效率、倡导市场机制为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发展模式，无论是从其理论产生的背景还是从其内容的沿革脉络均可以找到证据。初期倡导的放松利率管制、减少金融机构审批期限等政策是对计划背景体制的制度剔除，随后融入的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强调金融市场主体及机制的作用，就算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条件以及金融自由化次序的理论补充也是利润最大化原则下降低交易成本的策略选择。之所以强调市场主导而非单纯的市场理念，是因为金融自由化并不完全否定政府的干预，而是改变其干预的方式，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原则下的调节补充，金融自由化也绝非作为孤立和排他性政策措施被加以采用，而往往是综合的自由化政策中的某一部分，孤立地对某些问题研究形成了对金融自由化不适当的判断。尽管如此，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所追求的金融有效状态仍然是金融市场均衡，金融安全的调节机制也依然是“价格”机制――利率机制，政府调节部分只不过抵消了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现实中零交易成本的假定是不存在的，所以政府的调节与金融市场本身的自调节并不冲突，也不会影响金融市场均衡的动态稳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自由化会导致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性是伴随着市场化而来的。假如无视整体和全局，把脆弱性和市场化这种相关关系孤立地进行考察，就会得到直接的逻辑推论：停止市场化，清除脆弱性，显然，这样的推论并无价值。国际经验表明，金融脆弱性的社会代价远不会吞噬效率提高带来的好处，虽然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本账户自由化在某些程度上可能对一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金融自由化确实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无论是曾经由于金融自由化而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实行不同程度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另外，在改革中金融脆弱性虽然不可避免地伴随而来，但对于脆弱性生成和积累的过程却不是无能为力，正视金融脆弱性的内生性，并寻求得当的措施和途径，就会使这一过程较为平缓。因而坚持金融市场化，就不应因其必然伴随金融脆弱性而有所动摇。

中国自1992年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及金融业务准入自由化及资本账户自由化。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实行的是渐近的、有序的金融自由化进程，目前阶段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重点是利率自由化，鉴于国际经验对资本账户自由化效果和次序的不确定性（G. Kaminsky and C. Reinhart，1999；Ronald Mckinnon，1984），中国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改革是审慎的。对于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效果，尽管其中有波折、反复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被实践和学者们的研究所证实的。目前中国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金融各项功能进一步发挥，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整个金融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2007）。周立（2004）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年到2000年期间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描述了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地区差距状况。周业安、赵坚毅（2005）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1978年~2003年中国金融的相关数据构造出金融市场化指数，并将其引入现有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金融市场化过程明显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如果同时考虑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化过程，那么金融市场化指数能够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米运生、毛雅娟（2008）使用1992年~2005年的数据，以FDI和外贸的技术外溢效应等为控制变量，实证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对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金融部门在快速实现自由化的同时，也显著促进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成为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积极因素。

表 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1992-2007）

资料来源：李丹红，2003：《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向文华，2005：《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风险相关性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人民银行，2005-2008：《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5-2007：《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与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不匹配，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沈悦，2004）；且改革并非都是一步到位，其中有波折、反复的现象（陈邦强等，2007），还有相当部分改革尚未到位或远未到位，已有的改革也需要接受未来实践的检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也不同程度地遇到过。但是与拉美和东亚许多转型经济国家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引发了经济波动甚至经济危机的情形相反，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并没有引起经济的剧烈波动，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是一场政府主导的改革，资本项目等敏感因素并没有过度开放，虽然就效率看抑制作用较为突出，但对金融冲击的抗拒能力较强。如此看来政府的主导行为似乎是迄今为止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稳定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与金融自由化所追求的市场效率目标是矛盾的。就目前而言循序渐进、与整体经济改革配套推进的改革思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种思路决定了政府的行为超越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要求，然而随着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扩展和完善，政府行为必然会让步于市场效率，如何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协调两者的地位，关系到中国金融业今后能否继续成功地深化及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金融生态与和谐共生

上文分析表明，尽管市场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扩大，但由于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行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从长期而言却不利于金融深化目标的实现，金融压抑现象仍然存在。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政府行为对市场效率的压抑必然会更加明显，中国的金融改革急需转变模式，强调市场的作用。然而单纯的市场主导模式同政府主导型模式一样也具有两面性，存在着加剧金融脆弱性的可能，因此我们试图寻求这样一种金融改革与发展模式：能够合理地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有效推动金融市场化的同时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理论所主张的和谐共生模式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应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模式选择。

金融生态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顾名思义，它是金融理论与生态理论的有机融合，运用生态学理论来考察金融体系的秩序结构和发展规律，这为金融发展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对于金融生态的内涵，国内主要分为环境观和系统观两类。无论哪种观念，都认为金融体系的运行是与外部环境紧密相关的，外部环境会影响金融的运行并为金融运行提供相应的条件，反过来金融主体会运用环境中的有利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因此金融发展意味着金融体系本身结构和功能秩序的优化以及金融与环境的相互协调适应。从这个意义而言，金融生态蕴含着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和谐是从宏观层次而言，指金融运行与外部环境之间、金融主体间稳定协调的局面；共生是从微观层次而言，指一定环境背景下金融主体间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种模式下，金融效率目标由市场化均衡向生态化均衡转变，金融生态平衡不仅是考虑金融主体利益和金融市场均衡问题，而是更加强调环境与金融系统之间协调稳健的关系，即一定环境条件下金融结构秩序的合理性、金融自调节能力的柔韧性、金融与经济的匹配和融洽。

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有效地解决了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冲突。第一，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并不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将其内生为金融主体之一，用环境条件及其他金融主体对其的作用约束其行为。当然，由于性质所决定，政府部门具有相当的主观能动性，使其作用效果有可能超脱于金融生态调节之外，成为打破金融生态平衡的扰动因素，但这恰巧也是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的原因和整个金融生态系统演进的动力之一。第二，金融主体及其与环境间协调共生的基础是市场机制。首先，金融主体间竞争、合作行为的作用机制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准则的市场优胜劣汰。在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各种类型的金融组织之间及其内部形成了合理的分工与合作，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系统，在金融生态体系中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工具品种是金融在适应内外部环境的生存竞争中发展演变而来的，是互为生存条件，相互补充的。其次，金融资源的分配及金融生态的调节依靠价格机制的作用。利率可以调节资金的供求及其结构走势，破产、兼并可以调节金融组织的数量、规模，并优化结构，强化功能，提高金融组织的自律和内控水平，推动新的金融组织、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品种的创新，催生新的金融物种，这也是金融生态调节的直接形式。第三，金融生态理论是金融分析范式与系统范式的统一，是金融结构理论与金融功能理论的有机融合和升华。金融分析范式虽然可以深入地研究部分的性质，但割裂了金融作为复杂性系统的整体涌现，不利于从全局把握金融系统的作用和功能，是还原论的体现；金融系统范式主张从金融系统整体角度观察其功能，有利于全面把握金融系统的特点和规模效应，但对金融结构的研究欠深入。金融生态理论不仅从微观层次注重金融生态主体的丰富、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和金融生态调节的稳健，还从宏观层次强调金融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密切关联及金融体系本身秩序结构的合理化，是分析范式与系统范式的统一。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强调金融结构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对金融结构的调节优化金融功能，但是忽略了环境的作用，环境不仅为金融功能的实现提供条件，而且决定着本征金融功能对象的选择机会。金融自由化理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金融功能理论，是系统整体论的体现，注重金融宏观效率的研究。金融生态理论既承认环境的重要影响，也认为在环境既定条件下，金融结构决定着金融功能，进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因此是金融结构理论与金融功能理论的有机融合和升华。

四、结语

金融压抑现象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历程中，我国也不例外，始于1992年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深化从而带动了经济发展，但由于体制转轨的特殊背景而不可避免的带有政府干预的痕迹，这是导致目前我国金融压抑现象依然明显的原因之一。金融压抑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根据国内金融经济的形式不得已而采取的压抑性政策，虽然导致无效率，但至少可以在长期内保持国内金融的稳定，因此金融压抑体现着政府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强调对金融制度的剔除性改良，用效率换取稳定。和金融压抑一样金融自由化的效果也是双重的。作为金融压抑的对立面，金融自由化理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蕴含着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国际经验表明金融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金融脆弱性，增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从这个意义而言市场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存在着用稳定换效率的风险。显然，简单地将两种理念合并在一起并不会解决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反而会抵消两者所产生的有利效应――稳定性和效率。但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单纯地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若能找到一种标准，使得政府与市场在金融发展中的地位比重得以确定，就能从根本上协调政府行为与市场效率的冲突，从而找到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生态理论的提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它注重生态环境对金融系统的影响，认为金融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金融体系本身高效的运作（即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且还体现在其与环境的相互协调和适应（政府作为金融生态主体之一的主要功能），主张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是金融结构理论与金融功能理论的有机融合和升华。因此本文认为，金融生态平衡标准可以成为确定金融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政府与市场所处地位的标准，和谐共生的金融发展模式可以有效地推进我国的金融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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