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库切研究趋向及展望

一些核心学术期刊上虽也出现了数篇较有深度的研究文章⑤，但多数文章基本上局限于常规主题的评论或个别作品的具体分析。库切研究的中文专著不但数量少，而且或将库切小说置于后殖民文化语境中作粗线条的背景评述（如高文惠和王敬慧的专著分别在文化身份的混杂性、流散写作与边缘书写等理论框架内作了研究评述），或选取个别作品作分析解读（如段枫的专著以《等待野蛮人》《福》等四部作品为例，探讨库切作品的开放性与对话性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至今没有一部论著对库切迄今全部小说创作的叙事艺术特色进行整体研究。这一方面由于库切是当代作家，目前仍以每两、三年一部的频率继续推出新作，另一方面也因为库切小说虽只有十余部，却几乎每部都在叙事策略与文体等方面较以往有很大突破与创新，因此较难从总体上进行把握。

国外库切研究综述

库切的作品不但在国际上屡获重要文学大奖，⑥而且在西方文学评论界一直有着很高的关注度。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Head）在“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丛书《库切》中指出，库切是目前“西方被研究评论最多的当代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英美等国家更常被作为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文学课程的教材。[4]95迄今为止库切已有十四部小说问世。虽然因其作品展现主题与寓意的深刻思辨色彩和隐晦表述方式，无论对于普通读者还是专业文学研究者来说，库切其实都不是很容易理解把握的作家，但同时他小说语言的冷峻简练，结构的精致隽永，总能一下子抓住阅读者，在读者心中引起强烈的心灵冲击与共鸣。正如诺贝尔奖授奖词中所言，库切的作品“非常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库切一直以来在西方广受关注的原因之一，是其各部小说作品所呈现的深邃主题、丰富内涵以及多层次寓意，这些特征使研究者可以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文学或文化批评理论来对之加以解读和阐释；另一原因则是库切作为南非白人作家的特殊身份，⑦用库切自己评论20世纪早期非洲作家的话说：“白人的写作之所以是白色的，是因为它是由不再属于欧洲，又还未属于非洲的这些人写就的。”[5]而南非1994年以前的种族隔离状况，使读者理所当然希望在库切小说中找到如另一位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Gordimer）作品中那种直面历史现实的犀利和勇气。然而，库切却一贯对历史政治问题采取迂回含蓄的表述方式，从而一直以来引起争议。并使国外库切研究从一开始就分为两个相对立的阵营。一些批评者认为，作为在种族隔离背景下写作的南非作家，库切在作品中未能采取鲜明的反种族隔离政治立场，这是与权力共谋的软弱表现。库切生于1940年，他的人生经历与二战以来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包括1948年至1994年的南非种族隔离与白人统治，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反越战运动，1994年以后南非向黑人民主政权的过渡，以及种族隔离制度被废止后南非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宽恕与和解，⑧等等。尽管事实上库切的写作从未脱离历史与现实环境，特别是他在其非虚构文集中对自己身处其中的南非殖民主义的历史与现实、非洲的白人文学乃至南非的文学审查制度等都曾做过深刻的剖析（如批评文集《白色写作》《违禁：论审查制度》《双重视点：文章与访谈》等），但是部分研究者对他的小说创作始终充满质疑。这些人认为，库切的小说创作既未直接介入到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去，也没有对当时南非执政党采取清晰的反对立场。此类批评的声音首先来自他的同胞，如南非作家戈迪默和剧作家弗加德（AtholFugard）等，都曾对他某些作品（尤其针对其早期作品）提出批评。戈迪默在关于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的书评《园丁的思想》（TheIdeaofGardening,1984）中认为，库切所采取的寓言式写作方法并不适用于他所想要完成的任务。[6]戈迪默这篇很有影响力并被广泛引用的书评，其实反映了人们普遍对南非作家以现实主义创作方式介入历史现实的期望，并使“对历史现实介入与否以及如何介入”成为库切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而在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南非民主政治正式开启之后，这部分批评者又进一步质疑库切后期小说（如《耻》）中所表现的对南非后种族隔离状态的悲观和忧虑，并认为此种态度只会削弱南非正在展开的宽恕与和解的民主进程。小说《耻》（Disgrace，1999）中卢里教授与女学生性丑闻曝光之后，受到所在大学调查委员会的公开调查与质询，这一情节被认为是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影射，当时南非总统姆贝基曾公开批评该小说丑化了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新南非形象。此外，1996年由Huggan和Watson编辑的《库切研究》（CriticalPerspectivesonJ.M.Coetzee，1996）中，也有部分文章对库切的文学写作策略提出批评，如Knox-Shaw和Parry等人的文章分别指出库切作品中对现实的悲观宿命之感以及对历史责任的逃避。Parry的“库切小说中的言说与沉默”（SpeechandSilenceintheFictionsofJ.M.Coetzee）一文指出，库切的作品既致力于对帝国力量的解构，又拒绝为被殖民化、边缘化的群体代言。由此，她在认可库切某些叙事策略的同时认为，这样的文学策略存在着明显不足：库切通过创作也许成功地解构了“殖民主义模式”，但是“这些小说修辞所依赖的社会权威及实施基础却恰恰根植于西方的认知体系”。库切认为，既然小说无以摆脱其传统，那么“为被压制者的沉默代言，将其从主体性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结果，同样可被解读为通过叙事方式对权威的重演”，因而他拒绝为他者代言。而他事实上反而又以抗拒的方式再次实施了对他者的压制。[7]Parry上述观点不但具有代表性，且得到了其他部分研究者的认同。虽存在上述争议，总体上说库切作品在西方文学评论界更多受到肯定与赞誉，并以2003年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达到顶峰。根据现有资料，国外重要库切研究专著达十部以上，重要研究论文更超过百篇，几乎涵盖了所有现代与后现代、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

概括而言，这些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特定历史情境式解读。不少研究倾向于将库切作品置于南非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解读，有的学者还将库切与其他非洲裔作家进行比较。如盖勒格（SusanGallagher）的《南非的故事：在南非语境下的库切小说》（AStoryofSouthAfrica:J.M.Coetzee’sFictioninContext,1991）、考索（SueKossew）的《笔与权力：对库切与布林克的后殖民解读》（PenandPower:APost-ColonialReadingofJMCoetzeeandAndréBrink，1996）、杜兰特（SamDurrant）的《后殖民叙事与哀思：库切、哈里斯与莫里森》（PostcolonialNarrativeandtheWorkofMourning:J.M.Coetzee,WilsonHarris，andToniMorrison，2003）、黑格森（StefanHelgesson）的《危机中的写作：戈迪默、恩德贝勒与库切作品中的伦理与历史》（WritinginCrisis：EthicsandHistoryinGordimer,NdebeleandCoetzee，2004）等。其中盖勒格考察了库切小说（到《铁器时代》为止）与南非政治的关联，指出小说与真实历史事件之间的一系列对应关系。例如，她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1976年索维托屠杀的影响，⑨南非一直处于政治压制与迫害的阴霾之中，这一社会背景激发了《等待野蛮人》中关于迫害和压制的创作处理。由此盖勒格认为，库切的创作并非如某些评论所言回避了政治。相反，其作品实际上渗透着历史事件的影响。[8]考索则将库切与另一位南非重要作家布林克作比较，不仅指出库切的后现代主义写作与布林克的社会现实主义写作之间的差异，更进一步指出两者各自作品中后现代和现实主义互相渗透的特点，正如布林克的现实主义写作其实同时对语言和文本性非常关注一样，事实上库切也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介入历史与政治。[9]杜兰特则将库切与哈里斯、莫里森这两位来自美洲大陆的作家比较，指出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对后殖民时代延续的种族压迫的创伤性书写，[10]等等。2.寓言式解读。以多维（TeresaDovey）的《库切的小说：拉康的寓言》（TheNovelsofJ.M.Coetzee:LacanianAllegories,1988）为起点，这类研究将库切的小说解读为一系列具有现实指涉意义的寓言。多维的论著从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运用拉康理论解读库切作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库切研究的最早专著，还在于它最早指出了库切作为学者型小说家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互为补充的特点。[11]随后，潘纳（DickPenner）的《思维的国度：库切的小说》（CountriesoftheMind:TheFictionofJ.M.Coetzee，1989）（美国首部库切研究专著）将库切作品的重要性突破到南非背景之外，涉及到了主宰、殖民等更宽泛意义上的问题。[12]3.历史情境与寓言式解读的结合。不少研究者既注意到库切作品显著的元小说与寓言特点，更坚持认为这些作品其实并未离开南非的历史现实。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肯定库切小说对政治介入的潜在关注，她在《边缘理论：库切小说的〈福〉对笛福的〈罗宾孙•克鲁索〉/〈罗克珊娜〉的解读》（TheoryintheMargin:Coetzee’sFoeReadingDefoe’sCrusoe/Roxana，1991）一文中认为，《福》的元小说写作倾向，是对南非政治直接介入式写作的补充，而非反对。[13]阿特维尔（DavidAttwell）的专著《库切：南非与写作的政治》（J.M.Coetzee：SouthAfricaandthePoliticsofWriting,1993）则被视为库切研究的里程碑之作。该论著以《铁器时代》之前的六部小说为例，指出库切虽然不在小说中直接表达对南非种族隔离现实的抵抗，也拒绝以作品勾画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库切不愿介入政治表述，而是由于他持续的对于作者权威地位的质疑。阿特维尔将库切作品称为“情境式元小说”（SituationalMetafiction）。[14]海德认为，阿特维尔的这一洞见使我们认识到，库切小说“隐晦含蓄的特点恰恰是其政治责任的体现”。[4]974.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德瑞克•赖特（DerekWright）的《黑色的土地，白色的神话：库切的迈克尔•K》（BlackEarth，WhiteMyth：Coetzee’sMichaelK，1992）是较早以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库切作品的文章。[15]2006年劳拉•赖特（LauraWright）的专著《“逃离所有营地”的写作：库切的移置叙事》（Writing“OutofAlltheCamps”:J.M.Coetzee’sNarrativesofDisplacement,2006）注意到动物在库切作品中的重要性，将库切小说叙事解读为对包括动物在内的被边缘化与被压制的他者的想象性认同。[16]这一研究视角正愈来愈受到更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曾有国内学者认为国外库切研究以寓言式解读为主。而笔者以为不然，库切作品本身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样化多角度的特征。尤其是近年来，愈来愈多学者开始从寓言、主题等相对狭隘的解读方式中走出来，对库切作品本身的开放性和多义性予以深入关注。

库切研究趋势展望

21世纪以来，西方以阅读伦理、语言哲学等角度解读库切小说成为一种新趋势。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库切小说叙事的开放性特点，反对对库切作品（进而对所有文学作品）的“功利性阅读方式”（instrumentalapproachtoliterature）。阿特里奇（DerekAttridge）的专著《库切与阅读伦理》（JMCoetzeeandtheEthicsofReading:LiteratureintheEvent，2004）既反对仅仅把库切视作“南非小说家”，也质疑那种将作品人物与现实世界一一对应起来的僵化解读方式。他认为，这类阅读往往以库切对特定历史情境作出反应的充分程度来评价他的作品。而真正负责任的阅读应该脱离历史症候、道德教训、政治介入等功利心理，以面对未来的开放姿态相信阅读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17]克拉克森（CarolClarkson）的《库切：对抗的声音》（J.M.Coetzee:Countervoices，2009）则从语言哲学角度出发，主要关注库切的批评文集以及在各个场合的访谈等，将语言学与文学、美学视角相结合，细致考察库切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中对名称命名、人称转换与词源等问题的探讨，从中看到库切作品的伦理道德力量。[18]库切曾经指出：“（文学批评）要么是对其对象的背叛（通常如此），要么是越权（偶尔如此），除此之外，它还能是什么呢？有多少情形下这两者是平等的联姻呢？”[19]确实，大多数情形下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平等的联姻”是难以实现的。正如海德指出的那样，所有文学批评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误读现象，而我们在解读库切这样一位复杂而深刻的作家时，也许尤其会显得捉襟见肘。然而，明明深知文学批评的尴尬处境，库切本人除小说创作之外，却还是一位多产的文学评论家，已出版五部批评文集，分别包括《白色写作》（WhiteWriting，1988）、《双重视点：文章与访谈》（DoublingthePoint:EssaysandInterviews，1992）、《违禁：关于审查制度》（GivingOffense:OnCensorship，1996）、《异乡人的国度》（StrangerShores:Essays1986-1999，2001）以及《内心活动》（InnerWorking:Essays2000-2005，2007）等。库切上述观点当然并非否定文学批评的价值，而是要提醒我们思考文学批评的职责，思考文学批评与其对象之间到底需要保持什么样的合适距离。他真正的用意是，严肃的批评者应时刻警惕试图去规整简化或过度诠释文学作品的倾向，警惕对文学作品作阿特里奇所谓的“功利性阅读”。同时，库切向来抗拒将文学置于历史的“替补”地位，主张作家与其小说作品的自足性，并以此方式建构起对历史话语的对抗。他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人的心灵，就在于他通过对写作行为本身的思考，对小说语言、叙事与文体自觉而深刻的探索，通过对语言与主体意识的关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作家的道德责任及小说伦理责任等问题的探讨，体现这种对历史的对抗性。因此，本人非常赞同阿特里奇的观点，在解读库切小说时，我们尤其需要保持一种谨慎而开放的态度，找到与他的作品之间的合适距离。

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库切研究存在一个缺憾，即大多数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库切作为学者型小说家的身份。如上文指出的，库切迄今已出版五部批评文集，其中《异乡人的国度》和《内心活动》两部文集所涉及评论的世界各国作家有近五十位之多。而且，在1974年以首部小说《昏暗地带》步入世界文坛之前，库切已经在语言学、文体学、翻译等诸领域颇有建树。因此，我们在关注其南非白人作家的特殊身份以及他创作所处的后殖民语境对他创作影响的同时，不可忽视他本人学术研究（特别是早期的）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熟悉与喜爱库切作品的读者会发现，库切特立独行的小说作品兼具深刻与普适、复杂与简约的特点。其每部小说都只有约两百多页篇幅，语言也以素朴平实见长。然而，这些作品往往形式多变且含意深邃，就像那个小人物迈克尔•K一样，总是在逃离所有确定意义的捕捉。这当然与他小说语言明显的寓言性与含混性以及叙事文体的实验性与开拓性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艺术特性表明，库切小说创作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不仅是南非历史背景及其后殖民主义语境，更是超越了这一切的更深广的话语空间。以往库切研究（特别是国内）多从外部语境（即后殖民后现代语境）视角着手，而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维度，即因其小说创作与学术批评互为补充的特点而投射在小说作品中形成的语言与叙事艺术的独特性。因此，笔者认为，打通库切作为小说家与批评家的双重身份，考察他的文学批评研究如何影响小说创作，使他在大胆突破传统叙事语言模式的同时，坚持作为作家的道德伦理责任，是今后库切研究值得深入的课题。正如克拉克森指出的，“看似无关的语言表述（包括叙事）方式选择如何构成写作者一方的话语立场”，[18]是值得我们思索与研究的问题。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全面了解库切作品，并从中发掘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作者：庄华萍 单位：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