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与小民

01

双重标准

中国人对此甘之如饴

在西方，人们认为度量标准一成不变才是生活质量的保证。但让很多外国人觉得苦恼的是，中国的很多度量方式都有双重标准，而且中国人对此甘之如饴。

你问一个卖肉饼的人他每天要做多少张饼，这个人答道，大约“100斤面粉”，至于这100斤面粉能做出多少肉饼，那只能由提问者自己估算了。一个农村人说自己家距离城市有90里，问清楚之后才知道原来他说的90里是往返的路程，单程只有45里。计量铜钱的方法是最能体现中国人忽视精确的一面的。铜钱是中国唯一的货币，计量的标准也都是十进制，按说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每一串铜钱的数目都有可能不同，至于原因，没有人知道。那些原本应该是100个铜钱的一串钱，结果仔细数数，往往可能会是100、99、98、96、83个（在陕西省府）， 甚至直隶省东部的一串钱只有33个铜钱，有些地方甚至更少。银子的称量也有同样的问题。恐怕除了那些专门从事银两交易的人，几乎所有人都会因此受到损失，尤其是那些老实巴交的人。

度量的标准同样混乱不堪。比如量粮食的斗，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大小也不相同。在那些不像中国人这么温驯的民族所在的地区，很可能会因此引发一场动乱。在其他国家，一品脱就是一品脱，一磅就是一磅。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中国，中国的一品脱永远不会等于一品脱，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仅有理有据，而且在生活中十分普遍。就以政府垄断专营的盐业来说，就可以随意修改重量标准。市面公认的是16两为一斤，但中国人买到的一斤盐往往只有12两，这很明显是一种公然的欺诈行为，中国人都心知肚明，但是没有人会提出抗议，因为所有商人都这样做。

那些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在还没有弄清楚“斤”的概念时，就对棉花或者粮食论斤说价，是十分不妥的。在衡量棉花或者粮食价钱的时候，首先要弄清这一种“斤”是哪一种“斤”。类似的例子还有在进行亩产值计算的时候，人们经常会忽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亩”是不确定的。测量路程的情况比上面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我所知，一般来说，只要离开干道，中国人的“里”就变“长”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计算走了多少路程，不是依照实际的距离，而是根据路的难易程度来定的。所以，如果一个中国人说到山顶有90里，那么实际上可能连90里的一半都不到。他这样说的依据是，爬到山顶所费的力气和在平坦的路上走90里是差不多的。

02

永远不会有准确的数字

整体思维模式都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之上

坐落在一座城市四周的几个小村庄，虽然离城市的距离从1里到6里不等，人们却把所有村庄统称“3里村”。此外，人们常常注意到，一段约莫1里的路，如果路的两旁盖满了房子，那么这条路就可能被称作5里长。村民们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这条路确实有5里那么 长。

中国人在说到年龄的时候缺乏精确性也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独特的民族特性。要知道一个人的准确年龄十分容易，但中国人却通过一个人的属相去得到一个人大致的年龄。一个号称“七八十岁”的老人，你通过询问了解到的事实是，他去年刚满70岁。即使你渴望精确，一个人过了70就称80的这种状况，就像共同海损一样是必须承受和被容许的。就算一个中国人打算告诉你他准确的年龄，你也要明白，他所说的年龄往往是过了春节之后的年龄（译者注：即虚岁）。中国人用“十”计数的习惯根深蒂固，从而导致了很多说法含混不清。几个人就算是“一二十个”“几十个”，也许还被说成“好几十个”，精确的计数在中国实在是难得一遇的经历。中国人关于“百”“千”的使用同样含混不清，而“数不胜数”则是实际计数的极限。尽管有着更为精确的计数方式，但是中国人对此却毫不在意。

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最初遇到的障碍是，他们没办法找到一个准确的表达来区分相似事物的特征。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模式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之上，跟我们惯常的不同。他们根本不能理解西方人凡事穷根究底的狂热。很少有中国人能说出自己所在的村子里有多少户人家，他们也根本不想知道。他们简直就不能明白，怎么竟会有人想知道这个！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准确的数字。中国人在数字上缺乏精确的特性，这在书写中甚至是在印刷物中的表现也同样突出。大量廉价的出版物，没有哪一本不是错字连篇。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图省事，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觉得精确根本无关紧要使然。这种粗心大意在日常书信往来中表现也很明显，许多字都会用同音字来代替，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错误，一方面是因为文化水平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马虎。写信时，信封上称谓的写法，也是中国人无处不在的、肆意漠视精确性的最好明证。一封普通的书信，中国人会在收件人姓名和地址栏中，用粗体字写上：“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贤弟大人”等等敬启，收信的这些“大人”姓甚名谁是不会直接被提及的。

03

美其名曰的“统计数据”

必须持保留的态度

中国这样一个务实的民族，人们竟然会对自己的名字全然不在意，这实在令人惊奇。一个人的名字时而用这个字，时而又用另一个字，这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被告知，叫他任何一个名字，他都会答应。但这还不算什么，更让人困惑的是，事实上，同一个人通常会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一个人除了姓、名，还有“字”“号”，更让人称奇的是，他竟然还有一个名字是专门用来参加科举考试的。所以，一个外国人会把一个中国人误认为是两三个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一个村子的名字大多也是不确定的，它总有两三个叫法，这些叫法没有优劣之分。如果一个名称被公认为是一个名称的误用，人们就会交替使用这两个名称，或者在公文中用正确的那个，而平时则用另一个，甚至把误用的那个名字作为形容词，与原来的名字一起组成一个复合地名。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缺少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本质上与要求绝对精确的化学式的教育有相近的地方。其实，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像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把任何一件事情做到精确，甚至做得更好，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耐心。但不得不说，真实的现状是：中国人完全缺乏讲求精确的品质，甚至不知道精确为何物。假如这一说法成立，那么下面这两个推论就顺理成章了。第一，我们在查阅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人的这一特性。如果我们轻易采用中国人的统计数据，稍不留神我们就会上当受骗。第二，对中国人那些各种美其名曰的“统计数据”，一定要持保留的态度。我们习以为常的“总体绝不会大于各部分之和”，在中国的统计结果可能正好相 反。

中国作家林语堂对此有过一番论述：“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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