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如何借用范式

摘要：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如何借用范式的问题，首先要正确解托马斯·库恩发现和描述的范式之本义、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范式的本义是指自然科学研究的“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本质上反映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属于科学学和科学史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需要认清范式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阈限，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样式与研究范式的学理边界，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逻辑结构及历史发展等诸项研究课题。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的本义与本质； 方法论阈限；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G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2）０１－０００８－０５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坚持30多年方法创新的产物，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界正在拓展和深入，预示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学科建设将会出现新的繁荣和进步。然而，由于范式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是“舶来品”，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很多人目前对它还缺乏切实的了解，在理解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命题、特别是在此命题下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转换”的主张时，容易产生误解和误用，故而考查范式的本义与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是必要的。

笔者通过研读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其它相关著述发现，讨论范式之本义、本质及其方法论阈限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逻辑前提。

第一个逻辑前提：明确范式的对象本是人类（准确地说是西方人）自然科学研究史，亦即自然科学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轨迹，是“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审查”［1］的产物，属于狭义科学学的对象范畴。①而在我国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看来，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来研究的“（钱学森语），其使命在于”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所发生的作用，研究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意义“（于光远语）。［２］

第二个逻辑前提：明确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有别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界限。自然科学研究史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的发展史；自然科学发展史，所指则是具体门类的自然科学亦即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论说的“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的发展史。就是说，范式虽然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发展史，但并不是自然科学本身。因此，若是按照语义学要求，范式的完整语形应为“自然科学研究范式”。

托马斯·库恩之前，自然科学家们关注的主要是其在场的门类科学即“常规科学”的发展史，一般并不关注科学研究发展史，范式被发现填补了这项空白，它是库恩在20世纪对科学史和科学学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末，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随同科学学传进我国，很快广泛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科学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一个使用率很高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然而，不少人对范式的学科属性却不予应有的关注，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可否和当如何“借用”范式、实行“范式转换”这种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因搁置唯物史观方法论原理而处于“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振振有词、各行其道的状况。

由此观之，将范式置于唯物史观方法论视野之内进行原典性的考查和分析，进而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无疑就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之“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历史使命和职业责任。②

一、从范式发现看范式的本义

什么是范式？回答这个“定义”性的问题，需要从范式发现说起。发现范式，缘于托马斯·库恩对自然科学史的精到考察与缜密思考。这可以从库恩以“历史的作用”为题安排《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绪论（第一章）看得很清楚。在该书第二章“通向科学之路”中，托马斯·库恩说他在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发现自然科学的进步得益于一次次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的“共有范式”或“一个基本单位”。他在考察光学研究发展史后指出：“物理光学范式的这些转变，就是科学革命，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３］不难看出，库恩在这里把范式的形成和他的范式发现归结于他对“科学革命”之意义的历史考察。

托马斯·库恩在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作的自“序”（1962年6月）中，具体叙述了他发现范式的机缘和过程。他十五年前做理论物理学研究生的博士论文期间，“有幸参加了一实验性的大学课程，这是为非理科学生开设的物理学，由此而使我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接触了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竟使我从根本上破除了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它所以特别成功之理由的许多基本观念”，包括需要把一些拥有“无人知晓”的作品的年轻人“置于科学共同体”的观念。在阐发这一观念时，库恩特别述及一些年轻人对他成功发现范式所给予的帮助，他称这种帮助是年轻人的“恩惠”。［４］在此笔者顺便指出：从科学史来看，托马斯·库恩对年轻人所持的这种谦恭态度，不仅是一种尊重后学的美德，也是一种崇尚科学的智慧，应当被视为任何（研究）范式结构“共同拥有”的一种“传统”。

范式发现的内在逻辑和学理基础，如库恩所说的，是“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在科学发展史上呈现的两面性。库恩发现，科学史上任何“成熟”的“常规科学”的巨大成就都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因科学的巨大成就而“空前吸引一批坚定的维护者”，维护和巩固科学“成熟”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又因科学的巨大成绩而“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为科学“革命”和创新提供了历史课题。库恩告诉人们：“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由此可见，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对于自身的两面就是科学研究范式形成的内在逻辑和学理基础，所谓范式并不神秘，不过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有关的术语”而已。［５］只要视范式为“对研究科学发展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基本单位”，那么“常规科学与范式这两个相关概念就将会得到澄清。”［６］

通览《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关于“什么是范式”所给出的“定义”不过如此，既似清晰又很模糊。实际上，仅从范式发现的角度来给范式本义一个定义性的界说是很困难的，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并没有给出“什么是范式”的严格定义。这并不是托马斯·库恩的疏漏，而是合乎科学学和科学史研究者惯用的定义研究之“范式”的。科学学奠基者之一的J·D贝尔纳认为，给一概念下“什么是什么”的定义是很“刻板的”事情，可能“有使精神实质被的危险”。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借用中国老子著名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哲学命题，开宗明义地指出：“对于科学或科学学，我们也无需下一个严格的定义”。［７］贝尔纳推崇的这种关于“定义”的方法见解，是适用对范式本义的界说的。

从本义看，托马斯·库恩发现和描述的范式不同于方式、模式和模型。库恩说：为了避免“可能误导读者”，不能以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他有些无奈地说：“在一定意义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的情况下，使用“paradigen”（范式）一词似颇合适。”同时他又明确指出，用“paradigen”（范式）一词也不能“完全表达”他的“范式”通常包含的意义”。［８］

库恩作这样的区分和申明是必要的。他的范式不是人们常说的方式，方式是具体的，多具可操作性，并且多是可以事先设定和安排的。他的范式也不同于模型或模式，模型、模式都是清晰的，确定的，一般是可以用语言描述和表达的，甚至是可以用线形（直线或曲线）图示的，用衡器来度量和测试的。而范式却总是模糊的、宽泛的、不确定的，一般只能“意会”它的真实存在而难以言表它的确切形态，所呈现的是一种经由人工作用促成的不确定的方式，一种经由人工作用却又是“自然形成”的不确定的因而是开放、动态的模型或模式。正因如此，如今的科学学、科学技术哲学将范式作为形上范畴摄入自己的体系。

概言之，范式作为描述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的方法论，推崇的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9］之诸要素“结构”状态的真实存在及其重要性。范式本义关注的不是其“结构”要素的固定模式和一致性，不是强调唯有经由“科学革命”实现“范式转换”才能赢得“常规科学”的常态发展。这是范式的本义及其真谛所在。

二、范式的本质与范式“转换”

如上所述，要给范式本义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也许是必要的，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范式本质上反映和描述的是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真实存在的“自然历史过程”，一种由史而来并由当下而去的永不终结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唯物史观视野里，社会历史发展总体上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中描述社会历史发展总体上的这种“自然历史过程”时指出：“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这个“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就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及“竖立其上”的政治等上层建筑。“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总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１０］

恩格斯在这里基于唯物史观描述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和主轨迹的最高“范式”，无疑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一切科学研究发展史的规律与轨迹。

库恩范式所描述的自然科学研究史，既不是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文本记述史，也不是与文本记述史相关联的科学研究活动史，而是这两种“史”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交汇、整合而呈现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就是范式的本质。

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和把握范式的本质，一要看特定的社会所能给予科学研究的“前提和条件”及社会已经提出的“社会功能”要求。二要看科学研究的范式传统是否存在面临“科学革命”而需要适时地给予调整、重组乃至转型或转向的必要，如果存在这种必要，那也不可轻率地倡导“转换”，而应当因势利导、凭借其“共同体的成员”形成的“合力”，顺乎“自然”地去实现。不然，就可能会违反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违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意志，以及范式传统维护和遵循的共同的“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一句话，背离了库恩发现、描述和贡献范式的旨趣。对社会科学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研究范式的理解和把握，更应当作如是观。

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范式可以为人所认知和把握，因而可以“顺其自然”地促其丰富和发展，但一般不可以“人为”地“转换”。托马斯·库恩在科学学和科学史的意义上探讨过范式转换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学术态度是积极又审慎的。在他看来，“科学共同体取得一个范式就是有了一个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这些选择的问题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对这些问题，科学共同体才承认是科学的问题，才会鼓励它的成员去研究它们。”与此同时，对“其他科学关心的问题”或本学科暂时感到“太成问题而不值得花费时间去研究的问题”，加以“拒斥”。［１１］库恩对范式“转换”问题所持的这种科学态度，是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观点来看，范式所反映的“科学革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如J·D贝尔纳“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所指出的那样：“某些因素的数量变化，导致不同质的产生。当我们开始认识科学发展的某种模式时，科学却又向前迈进了。”［１２］

如前所说，范式的形成得益于“科学革命”，每当这样的“革命”发生时范式就面临“转换”。

但是，库恩并不轻言“转换”，更不刻意鼓动“转换”，范式“转换”不是他著述“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主要目的。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章“常规科学即是解谜”中甚至强调，任何科学研究的结果都是有意义的，科学家在“扩大范式所能应用的范围和精确性”的问题上，应当持“热情和专注”的科学态度，不可随意“转换”范式。窃以为，这种主张本身就应属于范式“结构”的一个要素。［１３］

这是因为，“范式转换”的命题容易产生误解。从范式的本质来看，“转换”不过是范式发展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一种表现，是其“自然历史过程”因由“科学革命”而需要调整方向和改变轨迹，实则是“转向”或“转型”。而从实际情况看，“借用”范式的人们对“范式转换”则多不这样看，他们所言说的“转换”是要“换药”而不仅仅是“换汤”。

从逻辑上来分析，视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为“自然历史过程”的转向或转型，是尊重社会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而“转换”却是主观给定的“思想过程”，不一定合乎社会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转换”在“换”了事物外在的形状和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就可能会“换”了事物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性。③

由此看来，在正确理解和把握范式本质的前提下，如果说范式“转换”是必要的，那么慎言范式“转换”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三、范式的功能与方法论阈限

如果说，发现和描述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具有普遍的功能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意义，那么在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不然。这就是范式的功能和方法论阈限问题。

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基于适应“科学革命”的“转换”，反映的是社会发展进步对科学技术提出的丰富“社会功能”和优化组织方式的要求，其学说主张显然也不应生搬硬套到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学领域。

范式的功能在于揭示和描述隐藏在自然科学研究发展史之中的规律，进而提出科学家共同体成员应遵循的共同理念和规则，实现规则与规律的统一。任何规律都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因而反映规律的规则也都具有普遍的认知和实践意义。范式所揭示的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在一般性的意义上是否适应于我们揭示和描述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但须知，揭示与描述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的和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律的范式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是一样的。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受社会有效因素的影响与力度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情况不一样，不可能一样，也不可以一样。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转换”较多地受社会需求包括体现社会需求的国家意志（政策和策略）的影响和制约，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关涉经济、政治、法律乃至文化基本制度的研究，就更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意志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干预和指导，其范式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共同体”或“学术权威共同体”的“利益集团”，即使这样的“共同体”是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存在的。

由此看来，我们在理解和把握社会科学研究尤其诸如思想政治教育之类学科的研究范式的问题上，不应当在一般意义上抽象地借用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和范式转换的问题。

在库恩那里，范式转换就是科学革命，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是否亟待实行这样的“科学革命”，以至于在遮蔽和搁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情势下实行这样的“科学革命”，是需要持极为慎重的态度的。因为，人可以认识和把握规律，创建和运用反映规律的规则，以发展和造福自身，却不可以创造和“转换”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规律有相通之处，但并不相同，反映两种研究规律的范式也不应相同。这也如同自然有生态，社会有生态，但不可将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的道理一样。

厘清范式的功能与方法论阈限，应是广义科学学（将所有科学作为自己对象）之研究范式的一种基本要求。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广义科学学对此似乎还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

范式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一种方法论的理论和认知原则，是否适应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的研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已经多次涉论这个问题，但多为发现和描述范式之“一带而过”的过渡语。

据托马斯·库恩自己介绍，1958～1959年间他应邀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做研究，“在主要是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中度过的”，使他感到“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这是他“未曾预料过的”。［14］在科学研究范式的问题上，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究竟存在哪些“明显的差异”以及为什么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并没有细说。尽管如此，我们已经从中清楚地看出，库恩已经把两大科学领域存在的这种“明显的差异”问题，明白无误地提了出来。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有助于梳理和总结其有史以来的规律和轨迹之“自然历史过程”，进而把握其方法论规则，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实践丰富，著述纷呈，亟待今天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共同体”进行开发和描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传承和创新。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首先要看到“借用”的范式本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不可照搬照用，必须经过创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神”（功能）与“形”（形体）的统一体。某种科学需要“借用”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在“借”得其他方法之“神”的情况下，才可能“借用”，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发挥被借用的方法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唯有“借”得范式的“传神”之处，才可能实现方法创新，不然，实际上就成了方法套用或方法移植，毁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应有的逻辑结构。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不同门类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可以“移植”，更不是认为方法“移植”与方法创新是对立的，而是强调所“移植”的是方法之“神”还是方法之“形”。④

其次，要区分研究范式与“文明样式”的学理边界。一些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于在样式的意义上言说库恩范式和“范式转换”，如“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等。这其实是一种学理上的误解。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中，文明样式一般是指某种知识理论体系或精神文化的内在特质、价值目标和意义向度及其显露的形态或形式，如“道德样式”、“文学样式”等，而范式所指则是科学研究方法论，当“范式”搭配哲学、人学时，其语义和语形实则是“哲学（研究）范式”、“人学（研究）范式”。如今一些学者倡导的“哲学范式转换”、“人学范式转换”，所指，实则是“哲学样式转换”、“人学样式转换”。

再次，坚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逻辑结构。

历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之结构要素中的“科学共同体”、“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都是具体的，都具有鲜明的国情特质，不仅是历史范畴，也是民族范畴。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论及“第三类科学”时指出，“第三类科学”是“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其间存在杜林所鼓吹的“永恒真理的情况更糟糕”。［1５］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统摄下的一门二级学科，无疑属于这样的“第三类科学”。这种学科属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不可将范式抽象化、一般化，而必须放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尊重中国国情、世情和党情。

如此来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就不会遮蔽其与库恩“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不至于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共同体的成员”尤其是青年成员，在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问题上陷落“未曾预料”的迷途和窘境。

注释

①关于科学学的对象，研究科学学的人目前的意见大体有两种：一是“整体科学”或“科学的整体”，包括自然科学之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有门类乃至所谓中介学科如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等；另一种专指自然科学。范式是库恩在考察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史的过程中发现的，故而笔者称其归为狭义科学学范畴。

②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强调唯物史观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是否也是一种带有“科学革命”性质的亟待梳理和澄明的“研究范式”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③这个道理如同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自然历史过程”，只能顺乎其发展规律和方向推动“社会转型”而不可强行“社会转换”一样。

④笔者曾用俗语对方法借用和创新作如是比方说：“如菜刀（工具方法），可以用来切菜、切瓜，可以用来宰鸡，还可以用来裁纸，其所以如此，皆因其‘貌’在‘刀’而其‘神’却在‘切’。在这里，‘借刀’全在借刀的‘切’之‘神’即刀之功用。世上的刀有很多种，但其功用却都在‘切’，正是‘切’使刀具有广阔运用领域，同时又使刀作为一种工具方法而存在方法的阈限。”（参见拙文：《略论道德悖论研究的方法问题——兼谈逻辑悖论对于道德悖论研究的方法阈限》，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中心《伦理学》，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7］［12］［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1，2.

［2］陈士俊.科学学：对象解析、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科学学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5）：２８－３５.

［3］［4］［5］［6］［8］［11］［13］［1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1，9，10，21，34，33，4.

［9］参见张耀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J］.思想教育研究，2010（7）：３－６.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593.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