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摘 要： 近年来，翻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然而，译者的能动是诸多因素制约下的能动：所处的时代背景、双语文化能力及对原文的理解能力等。为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对这些制约因素有清楚的认识和正确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翻译主体的作用。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 制约因素 能动

一、引言

传统的译论往往忽略对译者主体性的考察，而倾向于探讨译文语言层面的问题，致力于使译者在文章中的影响尽可能最小化，“忠实”地传达原著所有的信息。因此，翻译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常常被人们忽略，译者的主体因素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样就把翻译研究置于纯粹的定量分析中，译者的主体因素常常被认为“不可靠”而被排斥在研究之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形成了面向译人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这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翻译的全新视角。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主体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随之而来的就是译者主体性的探讨。查明建等（2003：2）对译者的主体性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翻译理论研究者经常用“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三个词概括译者主体性的本质特征。

笔者分析了翻译过程中制约译者发挥主体性的因素，并简单讨论了译者发挥主体性的限度问题。

二、关于“译者主体性”的讨论

对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的限度问题，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传统译论中的观点，认为主体性是一种负面的“主观介入”而欲使之“最小化”，如奈达（Nida）在他的《翻译科学探索》中论述的：“Intellectual honesty requires the translator to be as free as possible from personal intrusion ... （the） translator ... must exert every effort to reduce to a minimum any intrusion of himself which is not in harmony with the intent of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message.”该观点认为，译者的主体性介入与译作的“忠实性”之间为对立关系。另一种观点则以比较文学研究倡导的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为代表，该术语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中西比较文学手册》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译……”前者对译者主体性的定义是负面的，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而后者的定义则体现了一种宽容、肯定，甚至鼓励的态度。

三、制约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贯穿于翻译活动全程，不仅体现在译者对原著的理解、诠释和文字翻译方面，还体现在对文本的选择、翻译的目的及翻译策略的选用等方面。

翻译过程是两种文化的“协调”过程，而译者是它们的中介。译者在发挥能动作用的同时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1.译者的时代背景

译者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因素的制约。譬如在20世纪初，我国译者在翻译外语小说时，每章多以“却说”、“话说”开头，以“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当时的读者在阅读本土小说时，习惯于此种文化图示，译者这般翻译自然是为了迎合读者的文化习惯，以免译文因引进了读者不熟悉的文化因素而被抵触。在当时那种社会文化不开放的时代，译者尤其重视这种处理方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译者翻译的外文作品中逐渐能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例如朱生豪、张谷若、傅东华等翻译家，他们注重译文的“神韵”，反对因为太过忠实于原文的逐字逐句而翻译出佶屈聱牙的作品，强调译文的流畅性。如在朱生豪翻译的莎翁作品中，大量使用了汉语中的四字格；在傅东华翻译的《飘》中，将原作中的很多人名地名“中国化”，迎合了中国读者的口味。这些译法都体现了译作的时代性特点，译者受到时代背景的制约，译作就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当时社会文化的烙印。

2.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

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包括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两个方面。译者在理解原文及创造译文的过程中，原语和译入语两种语言文化相互作用，在理解时有译语语言文化的形成过程，而在表达时又有原语语言文化的渗透，译者对两种语言文化的协调便体现了其双语文化能力，这种能力直接影响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通常情况下，若译者的本族语能力较强，则在把外语译成本族语时倾向于选择“归化”策略；反之在把本族语译成外语时，由于找不到与本族语对应的外语表达，译者往往会使用“异化”的策略。这种情况多见于文学译作：许多译者在把外语翻译成本族语时，常常采取“归化”的手法；而将本族语译成外语时，“异化”手法的使用则占主导地位。

以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为例。杨宪益与霍克斯是翻译《红楼梦》的两位著名学者，前者在翻译过程中以异化为主，而后者则以归化为主。杨宪益以介绍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为目的，以忠实为原则，因此异化为主要手段，译文更接近原文；霍克斯以愉悦读者为目的，以顺畅为原则，因此归化为主要手段，译文也更容易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

例1：“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曹雪芹，1992：46）

杨译：Pity silly lads and plaintive maids hard put to it to requite debts of breeze and moonlight.（1994：91）

霍译：Groan that love’s debts should be so hard to pay.（1979：130）

这是“太虚幻境”对联“孽海情天”的下联。杨译从原著文化入手，保留了“痴男怨女”和“风月债”的形象，体现了原著特有的文化现象；霍克斯抛弃了“痴男怨女”的形象，用“情债”代替了“风月债”，使译文完全符合译入语的文化氛围，避免译文读者费解，但不能满足读者接触外国文化的需求。

3.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力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只有透彻地领会原作的含义，才能准确地向读者传达出原作的意蕴。在理解过程中，译者应从原文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角度理解原文。德国哲学家迦达默尔认为，理解的本质即是一种“对话”，对话时，文本向读者敞开，似乎“向理解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为了理解和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理解者又必须提出业已回答了的那些问题，通过这种相互问答的过程，理解者才能不断超越自己原有的视野”。由于译者不同，对原著的理解也不同，因此便有了由不同理解所产生的不同译文。

例2：Catherine caught and pursued it eagerly；then she put a few questions to me concerning the inmates，rational and irrational，of her former home.（Ch.17，V.II）

译1：凯瑟琳拿到了，热切地读着；然后，她时而清楚时而糊涂地问我几句关于她以前的家的情况。（杨苡译P278）

译2：凯瑟琳连忙捡起信，急切地看了一遍，接着对于老家那里有理性的人和没有理性的牲畜，向我提了几个问题。（孙致礼译P328）

例2是小说《呼啸山庄》中洛克伍德先生给凯瑟琳捎来的女管家信中的一句话。杨把rational and irrational理解成修饰“问”，孙则理解为修饰inmates，并附加脚注：“有理性的人”指女管家，“没有理性的牲畜”指凯瑟琳的小马，使译文符合逻辑。

四、译者主体性发挥的限度

在新的翻译理论研究框架下，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受到鼓励和支持，但是这种主体性的发挥需要限度，毕竟翻译创作属于二度创作，不同于原作作者，译者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在翻译创作的过程中，译者可以选择自己偏爱的翻译策略及翻译风格，在译文中尽情发扬自己的译风和特色，但这种再创造始终受到原作的制约，不能脱离原作随意发挥。因此，对译者来说，一方面要受到来自原语文化和原著作者的控制，另一方面要迎合译入语文化，考虑读者的接收能力。不少翻译理论家都把译者比作“戴着镣铐的舞者”，形象地传达了译者在进行创造活动时受到严格的译入语文化制约的问题。

五、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主体性的发挥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这些制约因素并非是单纯的对译者的羁绊和约束，更是译者正确发挥主体性的诀窍，是译者的潜力所在，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译者主体性的限度问题。译者在受动和制约中若能恰如其分地发挥其主体性，则必将促进文化的传播和融合，利于双方文化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查明建.试论新时期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的关系[A].外语与文化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6-11.

[5]陈秀.论译者的介入[J].中国翻译，2002（1）：19-22.

[6]孙致礼.翻译与叛逆[J].中国翻译，2001（4）：18-22.

[7]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19-24.

基金项目：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新疆经济发展对翻译人才需求的调查与应对策略”（11BYY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