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供需研究

摘要基于湖南和江西两省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供需情况的调查，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了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林农以及承保公司的发展制约因素。通过构建经验指标的方法，分析了负担率、综合保障度以及简单赔付率3个指标，从而分析森林政策性保险市场的供需状况，即通过测算两个指标“负担率”和“综合保障率”评估需求方林农的成本和收益；对于承保方保险公司，主要通过简单赔付率的测算，对其承保的成本收益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负担率呈现较大的波动性而且部分年份较高，但从整体上来看基本能实现盈亏平衡甚至获得额外收益，仍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中央及地方财政支持对保费的补贴可以降低林农的负担率，政策性森林保险仍具备较大的市场空间；目前的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失灵现象并非保险费率过高所致。据此，应提高林农营林收益水平，激发林农自愿投保的积极性；根据负担率水平的不同，对林农进行有差别的补贴；积极扩大政策性森林保险在全国的覆盖范围，从而为林农、保险公司、政府及社会带来较大的直接或间接收益。

关键词负担率；综合保障度；简单赔付率；成本收益；政策性森林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3-0138-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3.020

林业生产经营周期较长，各种自然灾害如火灾、洪涝、风雹、雨雪冰冻等都会给林农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实施能够帮助林农有效分散经营风险、保障林农的经济收益，进而保证营林生产的可持续性。然而，多年来我国的政策性森林保险几乎是空白。直到2009年，我国开始对江西、湖南、福建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2010年开始在浙江、云南、辽宁省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森林保险的空缺。但是，我国政策性森林保险在试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林农自主投保积极性不高、保险公司收取保费的成本较高和不愿参与等造成的市场失灵，成为制约政策性森林保险深入推进的主要因素。许多学者对于森林保险需求方面的研究认为，导致森林保险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包括，森林保险的价格具有刚性，并对森林保险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于是导致森林保险市场失灵[1-3]；其次，在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下，林农是否选择森林保险，既取决于其预期成本，也取决于其预期收益，即森林保险究竟能否给林农带来真正的保障水平。另外一些学者从森林保险的供给视角出发，认为森林保险实施过程中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广泛存在，具有高风险和高赔付率的特点[4]，以及从林农的角度[5]分析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具体表现。如林农只对最容易发生火灾的小部分森林存在投保意愿；将生长欠佳的林地损毁，骗取保险公司赔款；在林地间伐后纵火据此索赔等。当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充满整个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时，实际赔付率将远高于保险公司预期，因此最终极大制约森林保险市场有效供给。加之我国森林保险开展时间较短，投保人数较少，无法满足保险运行中“大数法则”的要求[6-8]。此外保险公司在费率厘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困难，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运营绩效和林农投保的积极性。国内关于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供需的研究更侧重于理论研究，而利用实地调研数据，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供给需求的文章不多见。本文将通过构建“负担率”、“综合保障度”、“简单赔付率”3个指标，从供需双方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市场供需情况，从而分析导致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失灵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2研究假设

为方便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测算，以及根据我国政策性森林保险实施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根据受灾严重程度的不同，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赔偿率划分为6级，分别为0，20%，40%，60%，80%与100%。

假设2：由于火灾是我国各地森林所面临的共同的具有偶发性和普发性特点的灾害，因此本研究中假定火灾是造成森林直接经济损失以及森林保险赔偿的唯一灾害，忽略其他各种自然灾害；故本文的研究将政策性森林火灾保险等价于政策性森林综合保险。

假设3：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免赔额和巨灾风险准备金条款。

假设4：公益林和商品林暂不作区分，以整个调研区域的总森林面积、受灾森林面积以及直接经济损失为依据进行测算。

假设5：本文测算成本收益的时间跨度为2004-2010年，假定在该时间段内已经存在目前试点中的政策性森林保险。

假设6：考虑到核损理赔的难度，实际受灾森林所造成的损失数据很难获得，因此本文将历年森林火灾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价于湖南和江西两省调研地区内的平均受灾损失数据，测算中所有受灾森林均按两省政策性森林保险实施方案进行赔付。

假设7：假设研究选取时间范围内湖南省和江西省所有林农已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森林保险已经覆盖调研地区全部森林面积。

2实证分析2.1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时间跨度范围为2004-2010年，具体的数据来源于2004-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中湖南省、江西省森林总面积、森林火灾造成的受灾面积及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在2010年11月、2011年11月对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地区的调研访谈资料。根据湖南和江西两省的政策性森林保险实施方案以及调研获得的数据，在测算分析时，湖南省森林保费中央及地方财政承担保费比例为65%，林农自负保费金额35%；江西省为中央及地方财政承担保费比例为60%，林农自负保费金额的40%。2004-2010年湖南、江西森林总面积及森林火灾直接经济损失统计结果2004-2010年湖南省林农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负担率变化范围为-0.48-1.0，不同年份之间负担率的波动较大。除2004年和2008年在保险公司的赔偿率高于80%的情况下，林农投保森林保险的收益高于其成本。其他各年份以及各赔偿率情况下，林农负担率均高于公允定价时的负担率（公允负担率等于零），其中2006年湖南省林农投保森林保险的负担率达到最大值，在森林受灾的情况下，即使保险公司按照赔偿的最高标准进行赔付，林农的负担率依然高达0.59。此外，通过图1可以看出负担率变化跟当年受灾森林面积的关系，当图1中的负担率变化趋势线呈现汇聚紧密状态时，说明当年受灾森林面积相对较低，而当负担率变化趋势线呈现稀疏分散状态时，说明当年受灾森林面积相对较高。2004-2010年江西省林农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负担率呈现一定的波动性，变化范围为0.18-1.0。总体来看，测算年份内林农负担率偏高。另外根据保险公司赔偿率的不同，横向来看各年份负担率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林农投保森林保险的负担率不仅绝对数较高，随着赔偿率的上升，负担率的下降却并非很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江西省近年来森林火灾受灾面积较低，保险公司对受灾森林面积的赔偿金额较低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江西省相对于湖南省和福建省而言，尽管最高赔偿标准要高，但是中央和地方对保费补贴相对较低，从而决定了江西省林农投保森林保险需要承担更多的保费支出。其中，在2006年和2010年江西省林农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负担率相对较高，即在0-1的赔偿率范围内，林农的负担率均高于0.9，也就是在所取得成本与收益抵扣之后，2006年和2010年如果林农每投保1块钱的森林保险，林农实际货币损失均在0.9元以上。另外由图2可发现，2006年负担率的变化趋势线较为集中，主要是由于当年受灾森林面积在测算年份内最低，所以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也相对较低。可发现如下规律：当测算年份森林受灾面积较低时，林农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负担率呈现汇聚状，即此时随着赔偿率的上升，林农负担率不会呈现明显下降趋势。换言之，当投保林地受灾时，只要保险公司对其进行查勘核损时认定损失严重程度达到40%赔偿标准，林农即能得到完全保障。

2004-2010年江西省政策性森林保险的综合保障度基本能够较好覆盖受灾森林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综合保障度的变化范围为0-7.701，最高赔偿金额是对应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金额的7.7倍。其中，在政策性森林保险真实试点的2009年和2010年的综合保障度要高于测算年份期间内的其余年份，在100%赔偿率情况下对应的综合保障度分别为7.701和7.633，说明政策性森林保险在江

2.2.3保险公司的简单赔付率

由表6可知，2004-2010年如果湖南省范围内森林均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即使在受灾后按照森林保险实施方案中的每亩受灾面积的最高赔付标准进行赔偿，保险公司各年的简单赔付率水平依然不高，变化范围为0-51.64%。政策性森林保险的简单赔付率处于低位运行的态势说明保险公司承保森林保险实际上存在较大的运营空间。

司而言在江西省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不仅能够为林农提供有效保障，同时保险公司也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收益。

2.2.4湖南、江西测算结果比较分析与总结

造成湖南、江西两省林农投保负担率以及综合保障度之所以呈现差异性主要包括以下原因：一是由于不同年份各个省份环境、气候不同使得受灾频率和程度存在差异，从而决定受灾森林面积以及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金额不同；二是由于两省森林总面积的差别决定了林农缴纳保费的不同；三是由于在两省之间政策性森林保险实施方案存在差异，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保费补贴的比例有所区别。

从横向对比来看：①从绝对数值来看负担率相对较高的省份是江西省，说明江西省林农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成本负担更重。湖南省的负担率各年之间差异性较大。②调研地区政策性森林保险的综合保障度由高至低依次为：江西和湖南。江西省和湖南省森林火灾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程度较高。③江西、湖南两省政策性森林保险的简单赔付率的整体水平较低。造成简单赔付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本文并未将商品林和公益林进行区分，而在实际试点中公益林基本是由政府统一投保，因此，本文的处理方法可能会造成偏差。

从纵向来看，林农的负担率随时间呈现一定波动性，主要是火灾发生的不确定性的偶然性所致，具体而言2004-2010年调研地区森林火灾发生次数和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金额高低起伏，造成林农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负担率也随之波动。2004-2010年江西省林农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负担率均高于公允负担率，而湖南省林农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负担率绝大多数年份均高于公允负担率（公允负担率loadsf=0），只有在少数年份里负担率水平低于公允负担率；同时在2004-2010年之间，大多数年份保险公司的简单赔付率均远低于100%。这反映出对于林农而言，在大多数年份范围内保险公司的全部赔偿金额支出不足以弥补其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保费支出，尽管中央及地方对森林保险提供了保费补贴支持，但是林农仍无法在当前方案下收回自己的保险成本，说明林农仍需要承担政策性森林保险实施过程中的部分交易成本。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尽管承保政策性森林保险为林农营林提供了较高的保障，同时保险公司的简单赔付率较低，但是由于收益率较低以及森林保险的政策性定位等因素造成保险公司承保积极性依然不高。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分析并结合湖南和江西两省数据呈现出来的特点，我们发现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以来所面临的供需两方积极性均不高。通过对调研地区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现状以及进行综合成本收益测算和分析，根据观察测算的结果和分析，主要得出下面一系列结论和政策建议。

3.1结论

（1）林农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仍具备较高可行性。尽管不同年份湖南、江西两省林农负担率均呈现较大波动性，而且部分年份要高于公允负担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林农投保森林保险的积极性。但是从整个测算年份范围内来看，林农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基本能够实现盈亏平衡，少数年份还能获得额外的收益。

（2）财政对保费的补贴降低林农的负担率作用明显。通过测算分析发现，中央及地方财政对保费的补贴能够明显降低林农的负担率，具体降低的幅度随着政府补贴比例的变化而变化，理论上能够激励林农投保的积极性。

（3）政策性森林保险具备较大的市场空间。湖南、江西两省政策性森林保险综合保障水平较高，同时保险公司简单赔付率很低，政策性森林保险具备较大的市场空间。在森林灾害仅考虑火灾以及不对公益林和商品林进行区分的背景下，湖南、江西两省开展政策性森林保险呈现“一高一低”的特点，即综合保障度较高，而简单赔付率较低，这说明政策性森林保险无论是对林农还是对保险公司而言，均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4）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失灵并非保险费率过高所致。保险价格并非导致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失灵的决定因素。通过成本收益的测算，即使负担率远低于公允负担率，但是在调研过程中仍有较多的林农没有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或者不愿意投保，因此本文认为成本和收益构成中，除保费和保险赔偿外，存在多种其他因素抑制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的发展。其中投承保环节的交易成本的损失可能是导致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

（5）供给不足制约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的发展。供给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规模。通过研究发现，之前对于供给限制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规模的普遍结论可能存在值得探讨的地方，即认为森林保险供给层面的主要问题至少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保费定价比公允保费价格要高；二是高赔付率及高交易成本等因素导致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政策性森林保险。

3.2政策建议

（1）提高林农营林收益水平，激发林农自愿投保积极性。营林收入较低直接抑制了林农自愿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积极性。要让林农自愿选择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第一步是提高林农营林的直接收入水平，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保证政策性森林保险在林农群体中主动普及开来，进而满足保险公司在经营中的“大数法则”要求，这对供需双方而言均为共赢。提高林农营林收入的方式包括发展林下经济、成立林业合作组织进行规模经营、延伸林业生产的产业链等，同时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动整个农村的综合改革，解放林业生产力，随着林农营林收入的提升，对于林业生产的重视度也会随之提升，未来政策性森林保险将可能会由目前的“或有商品”转变为营林过程中的“必需品”。

（2）根据负担率的不同进行差别补贴。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林农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负担率水平均不相同，由于林农普遍收入较低，在面临自然灾害时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故对于林农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而言，既可以进行事前补贴，也可以附加一系列的事后补贴。换言之，在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之前通过保费补贴等形式降低投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负担率，而在投保之后，可以根据投保人的具体情况，设立一系列标准和考察指标，进行附加的额外补贴调整，有效保障投保方的经济利益。

（3）扩大政策性森林保险在全国的覆盖范围。试点地区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有限覆盖对于林农和保险公司而言均无法将风险进行完全转移，虽然在同一地区可能会存在系统性风险但是通过文本的测算结果来看，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并且当政策性森林保险对整个地区实现覆盖后，结果不仅能够降低保险公司的赔付率，同时也能对林农营林实现较高的风险保障水平。通过出台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投保和承保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政策，扩大政策性森林保险在各个地区的覆盖范围将为林农、保险公司、政府以及全社会带来较大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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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constraint factors of main market participants of policy forest insurance for forester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data of Hunan and Jiangxi provinces. By constructing experience index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d three indicators such as load rate， comprehensive support degree， and simple payments rate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forest policy insurance market. It evaluated demanders’（forester） cost and benefit by calculating the two indexes “load rate” and “comprehensive rate”. It calculated the index of “simple compensation rate” for suppliers （insurance company） to calculate the insurance cost inco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current policy forest insurance load rate was volatile and high in some years， but， on the whole， it can basically achieve breakeven or even get the extra income， and it still has the high feasibility. Secondly， the financial support for premium subsidies by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can reduce foresters’ load rate of policy forest insurance， and it still has a large market space. Thirdly，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market failure of policy forest insurance is not caused by the high premium rate. Accordingly， forest income should be increased， differential subsidy burden rate should be developed 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t load rate， and the coverage of policy forest insurance should be expanded in the country to improve the direct or indirect benefits for our foresters， insurance companies， government and society.

Key wordsload rate； comprehensiveness； simple payment rates； costbenefit analysis； policy forest insu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