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农户家庭特征的耕地抛荒假说

摘要 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决定了耕地经营单位为农户家庭，耕地抛荒的决策单位是农户家庭而非农民个体，因此农户家庭成员特征对耕地抛荒会产生交互作用。在分析农户家庭成员的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程度和收入来源对耕地抛荒影响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并运用该假说阐述了上述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机制，认为这些特征在耕地抛荒决策中存在的两种效应：“迁跃效应”与“涓流效应”；“迁跃效应”具有突然性与爆发性等特点，而“涓流效应”具有持续性的特点。结合四川丘陵地区9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验证影响耕地抛荒的“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①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教育程度与劳动力数量通过“涓流效应”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此外农业产出也存在抑制作用；②非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与非农收入比重通过“迁跃效应”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耕地面积对耕地抛荒也存在推动作用。最后，根据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性质与影响程度，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注重对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提高耕地对农户家庭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关键词 耕地抛荒；农户家庭特征；分位数回归；四川丘陵地区

中图分类号 F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143-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20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以及耕地保护问题引起了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中西部地区至少有30%的耕地被抛荒且呈蔓延之势”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耕地抛荒涉及问题复杂，解决难度大，短期内还找不到遏制这一现象的有效办法。国内外的学者对耕地抛荒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研究：Mottet[1]、Bakker[2]、Hodgson[3]、Lambin等[4]研究了海拔高度、坡地、土地肥沃程度、气候变化等自然条件因素对耕地抛荒的影响。而Busch[5]、Prishchepov[6]、Cremene[7]、Strijker[8]、Tasser[9]从诸如人口迁移、工业化进程、土地租金结构、市场刺激措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产出价格以及农村通往城市的便捷程度等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国内学者张怀献与范和平[10]、尹坤[11]、邾鼎玖[12]、杨涛[13]、肖冬华[14]、詹琳[15]、卿秋艳[16]分别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效益、耕地自然状况、土地流转制度等方面探析了耕地抛荒的原因。从研究现状看，共同特点之一是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对耕地抛荒的原因进行剖析；由于宏观因素的多样性与多变性，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本文认为，当前偏重宏观因素的研究存在问题：忽视了不同农户家庭在相同宏观背景下会做出不同的耕地抛荒决策。虽然郑兴明、吴锦程[17]采用Logistic模型从风险角度对农户家庭抛荒行为进行了尝试性的微观定量研究，但将农户家庭视为一个决策质点，且仅简单区分了抛荒与耕种两种情况。基于此，本文认为对耕地抛荒问题的研究并不是抛与不抛的简单二分，而是应该把耕地抛荒作为农户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并在这一假设之上定量分析不同的农户家庭对耕地抛荒程度的影响，从而尝试着构建一个以农户家庭为基础的耕地抛荒问题的微观分析框架。

严格意义上说，本文提出的理论并不是解释当前耕地抛荒现象是如何产生，而是解释耕地抛荒的趋势是如何被影响，两者虽然有共同点，但有必要做出区分。

1 假说的提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当前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土地承包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因此耕地抛荒的决策单位也应该是家庭而不是单个农民；即在考虑耕地抛荒的决策时，不能将家庭视为一个决策整体，应该考虑家庭成员特征的交互关系――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程度、收入来源等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决策的影响。

1.1 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分析

职业分布。在当前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情况下，仍有部分家庭成员留守农村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只有当留守的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土地对劳动力的最低需求时，抛荒现象才会发生（在我国当前制度下，农户家庭经营耕地面积是根据家庭人口确定的，并不是根据土地对劳动力的最低需求决定的，这意味着即使减少部分农业劳动力，也能够满足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

年龄分布。年龄直接影响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的主观意愿：劳动力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将时间用于休闲而不是生产活动。基于非农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区别，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年龄的上升将对成员的职业分布产生影响，其趋势是利于农业生产而不利于非农生产（我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成功找到工作的几率会逐渐减小，但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较小）。特别是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下，如果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活动，那么老龄化劳动力将被迫继续耕种土地。

教育程度。一般理论通常认为，教育年限越长越会促使农民选择非农职业，从而加速抛荒过程，但本文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我们认为，我国农村家庭成员接受的一般是基础性教育，其初始的教育程度并不决定职业分布（后面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家庭成员的平均教育年限为5.5年，而且农业劳动力与非农劳动力的教育年限并无显著差别）。相反，职业分布使得家庭成员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的后续教育具有“路径锁定”的效应（后续教育主要指劳动者在职业中的“干中学”产生的知识累积）。职业分布对后续教育的这种锁定使得家庭成员的职业转换并非是没有成本的，这种职业转换成本可能会抵消职业转换收益。

收入来源。通常文献认为只要农户家庭的非农收入超过农业收入，耕地就会被抛荒。但我国农户家庭收入包括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更为关键的是，农户家庭的抛荒决策并不是取决于二者绝对值的比较，而是取决于这两种不同来源收入的效用。具体而言，“恋土情结”的存在以及农业收入对农户家庭的保障功能，使得非农收入只是补充作用。当然，随着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拉大，一旦超过既定的“收入效用临界点”，即非农收入能够完全覆盖家庭成员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耕地抛荒出现的几率就大大增加。

1.2 “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

根据上面提出的耕地抛荒影响因素，在考虑其交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影响耕地抛荒的“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所谓“收入效用临界点”，是指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给农户家庭带来相同效用的点。具体来说，只有非农收入对农户家庭的收益效用超过农业收入的保障效用时，耕地抛荒才会发生（这一效用如果进行量化，可以大致等于农户家庭的部分劳动力通过从事非农职业获取的收入足够支付家庭的生活成本）。这一假说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在既定的农户家庭成员职业分布状况下，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绝对差距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其表现为：在农业收入既定的前提下，非农收入的增长导致二者绝对差距的增加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断续的，只要在效用上非农收入小于农业收入，土地就会得到持续的耕种而不是被抛荒。但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增大会增加耕地抛荒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会在达到前述“收入效用临界点”时转变为现实；在非农收入既定的前提下，农业收入的增加则会使得农业收入在“保障效用”的基础之上产生“收益效用”，并对耕地抛荒的抑制作用是持续的，会不断地吸引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第二，只要农户家庭成员年龄增长导致的效用变化未达到临界点，那么耕地抛荒会被抑制，原因在于：老龄化劳动力已有的知识技能结构更适合农业生产，且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的条件下，农业收入仍是老龄化劳动力最重要的生活保障来源。而一旦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临界点，家庭成员则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彻底放弃农业生产，即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断续的。虽然年龄分布与职业分布互相影响，但就一般性而言，只要没有达到“收入效用临界点”，农户家庭平均年龄的增长会对耕地抛荒起到持续性的抑制作用。

第三，农户家庭成员受到的教育程度对“收入效用临界点”影响是双重的。鉴于家庭成员受到的多为基础教育，在非农职业中的优势并不明显，使其在收入增长的并不具有持续性；而在农业生产中则更具优势，会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非农领域知识累积过程是断续的，而在农业领域知识累积过程是连续

的（之所以是断续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中经常转换职业，使得上一个职业累积的知识在下一个职业中失去作用）。

这样，家庭成员教育与知识的增长，既对耕地抛荒有推动作用，又有抑制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教育对耕地抛荒的抑制作用具有持续性，而其推动作用则未必（这里我们并不简单地认为教育的推动作用是断续的，因为如果劳动力在非农就业中并不进行职业领域转换，那就不是断续的）。

第四，职业收入水平对职业分布的影响依然要基于“收入效用临界点”，且也是双重的。即在未达到临界点

之前，即便基于收入来源、家庭成员年龄与教育程度的职业分布使得农业劳动力减少，但农户家庭仍然会保留最低限度的劳动力，目的在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获取农业收入带来的保障效用，因此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断续的。只有达到临界点后，耕地抛荒现象才会加剧；如果职业分布使得农业劳动力增加，则农户家庭则会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逐步获取土地以满足劳动力对土地的需求，因而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连续性的。

综上所述，由于“收入效用临界点”的存在，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决策的影响是交互且是双重的，即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年限、收入来源等农户家庭特征是交互作用的，这种交互性使得它们对“收入效用临界点”的作用存在差异，对农户家庭的抛荒决策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农户家庭特征对“收入效用临界点”的影响也就意味着对耕地抛荒决策的影响。根据前面的分析，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程度等农户家庭特征存在交互作用，这种交互性使得它们对“收入效用临界点”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具体来说，根据前面的分析，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的推动效果是断续性的，我们称之为具有“迁跃效应”，其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具有突然性与爆发性，其时间点就是前述的“收入效用临界点”（这一时间点的出现通常和家庭之外的外部因素有关，比如显著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这一问题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解答）；而对耕地抛荒的抑制效果是持续性的，我们称之为具有“涓流效应”，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持续有效的延迟“收入效用临界点”的到来，从而在长期内抑制耕地抛荒。

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及说明

表1是根据上述假说构建的指标体系。其中，农业劳动力与非农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是指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非农劳动力是指仅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村劳动力）

的特征分别用年龄、教育程度与数量

衡量；农业成本、农业产出衡量农户家庭农业收入状况；非农收入比重

（由于调研时不便与外出务工人员取得联系，采集外出务工相关数据（工资收入、工作状况、城市生活成本等）存在困难，通过询问在家家庭成员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从而间接获取家庭收入的构成状况）

表示农户家庭非农收入状况。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指标体系加入了农户家庭承包耕地面积这

一指标。其理由在于，假说隐含了一个假定，即家庭承包的耕地全部具有保障效用。但如果家庭

承包耕地面积增大，承担保障效用的耕地就可能是承包耕地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因此在实证过程中考察了这一问题。

2.2 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2.2.1 数据来源

调研情况。调研地点为四川省A县的3个行政村、B市（县级市）的2个行政村、C县的4个行政村

（由于耕地抛荒涉及到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应地方政府要求以及科研数据处理惯例，本文不出现具体地名）。

调研发放问卷400份，有效问卷合计358份，有效率达89.5%。定量数据包括家庭劳动力情况、耕地面积、收入构成、2012年与2002年农业产出、生产成本；定性数据包括耕地抛荒的原因与特点、农户对耕地抛荒的认识与趋势判断。

表2显示，除了A县的SMG村与B市（县级市）的DPX村的旱地、水田的抛荒面积没有超过10%外，样本点所涉其他行政村的水田、旱地抛荒面积均超过总面积的10%。C县YH村的旱地抛荒面积甚至多达46%，这说明样本村的耕地抛荒已经很严重了。

2.2.2 数据描述统计

表3显示，在358份样本数据中，188户样本农户存在耕地抛荒，因此实证分析都是基于这188户农户家庭的数据。

从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于非农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比较严重，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约为56岁，最大值甚至达到82岁，而非农劳动力平均年龄约为26岁；农业劳动力平均接受教育年限约为5年，非农劳动力平均接受教育年限为6年。但是，农业劳动力数量与非农劳动力数量大致相当，两者分别为1.6人与1.5人。②农业产出低下，生产成本较高。产出均值仅为3 862元，而生产成本均值达到1 353.5元，由此得知从事农业生产的利润低下，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从非农收入比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非农收入比重平均为74.59%，一是说明存在耕地抛荒的农户家庭对非农收入的依赖性较强，二是说明农民增收速度较为缓慢。③耕地经营规模偏小。农户家庭平均耕地面积为5.48亩，最大值仅为20亩。耕地规模偏小限制了规模效应，不利于分摊生产成本。

3 计量模型设定用。即如果农户家庭的部分劳动力通过从事非农职业获取较高的收入，那么其他家庭成员有可能放弃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种可能性随非农收入的增加而增大，并在临界点达到时产生“迁跃效应”。

“举家外出”就是例证，这种情况下的耕地抛荒就是农户家庭的承包耕地面积；当然，这种情况排除了“通过土地流转避免耕地抛荒”的可能性。

农业投入产出。①生产成本。农业生产成本的所有分位数回归都没有通过检验，因此对耕地抛荒没有构成显著性的影响。原因在于：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而言，从事农业生产是其生活保障所在，生产成本只是减少了农民收益，但并不能迫使农户放弃耕种土地，否则生活保障就会失去来源；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而言，农业生产成本对其影响更小，因为其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非农收入，生产经营决策较少地受到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②产出。农业产出在0.25，0.5，0.75，0.95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除了0.25分位，其余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其回归估计值为负且较为稳定；说明无论耕地抛荒面积多少，农业产出都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非农收入比重在0.95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在1%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其回归估计值为正，说明非农收入比重仅在耕地抛荒严重的情况下存在推动作用，即存在“迁跃效应”。如前所述，非农收入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断续的。在未达到“收入效用临界点”之前，非农收入比重上升并不会增大耕地抛荒的面积，只是增加耕地抛荒的可能性；而这一比重一旦达到“收入效用临界点”，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性。

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在0.25，0.5，0.75，0.95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检验。其回归估计值分别为0.119 0，0.254 7，0.370 7，0.496 8，说明伴随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对耕地抛荒的影响越大。

5 简短的政策建议

鉴于农户家庭特征通过“迁跃效应”与“涓流效应”对“收入效用临界点”的不同作用，本文认为需要通过相关措施解决愈演愈烈的耕地抛现象。简短的政策建议如下：

注重对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投入。这种人力资本投入，除了要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家庭成员进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一方面有利于“涓流效应”的发挥，持续抑制耕地抛荒；另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对职业分布的锁定效应，增强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性。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注重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会改变生产要素配置的比例，以科技进步部分代替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从而缓解农户家庭职业分布变化对耕地抛荒产生的“迁跃效应”。同时，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将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耕地的产出水平，增加农业生产的收入，从而有效发挥其对抑制耕地抛荒的“涓流效应”。

提高耕地的“保障效用”。一方面可以建立和完善诸如“粮食直补”等土地耕种的利益补偿机制，使得土地不仅具有保障作用，还有收益作用；另一方面对于长期抛荒的农户家庭，实行一定的惩罚机制，在维持其基本的承包权基础上可以收回其对土地的经营权，从而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

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应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通过土地经营权甚至是承包权的流转，将耕地集中于那些急需扩大土地规模的农业大户手中，使其逐步向家庭农场等现代农业经营组织转变，为抑制耕地抛荒的农户家庭特征因素发挥“涓流效应”提供条件，从而有效抑制耕地的抛荒。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Mottet A，Ladet S，Coque N. Agricultural Landuse Change and Its Drivers in Mountain Landscapes： A Case Study in the Pyrenees [J].Agriculture，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2006，（2-4）：296-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