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关里来,到机关中去”

在许多地方，报纸（报社）在新闻报道内容、管理方式、经营理念、运作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机关化倾向。无论是新闻报道的内容，还是报纸的征订发行，包括广告经营等，都明显地“从机关里来，到机关里去”。但“机关化”现象的出现，其实并非报纸自身的意愿。

“机关报，报机关”

新闻报道的“机关报，报机关”早已司空见惯了，但主要原因不在记者身上。在一些地方领导看来，报纸既然是“自己”的喉舌，就理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因此别说让舆论监督了，就是少给领导鼓吹些也不行。领导们下基层常不忘“带”上记者，还指手划脚地提具体要求：放第几条版位、占多大篇幅、配多大照片……

现在的各种活动又很多，总是“兵马未动、记者先行”。记者成了搞材料的，先是揣摩上级精神、意图，再根据领导观点、思路去寻找、发现、总结典型经验。有些领导已习惯于过去那套搞运动的工作方式：在大会小会的同时，让报纸大造声势。实际上无非就是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鸣锣鼓吹。有些领导心血来潮，一会儿让农民毁掉麦田种烟叶，一会又让农民毁掉烟叶种甜菜，报纸若未跟着去糊弄群众，就可能被指责为“没有保持一致”、“导向不正确”、“中心不突出”。

因为被看成是机关，党政机关抽调工作人员下乡扶贫、挂职锻炼，报社有份；机关作风建设、政风行风评议、政务公开，报社有份；机关收支统一进入行政结算中心，报社有份。甚至连有些地方领导发展心切，对各机关下达招商引资任务，记者编辑们竟也有了项目洽谈的份。

“卡拉OK，自娱自乐”

报纸的征订、发行和广告经营也是“从机关里来，到机关里去”，人们把此讥讽为地方领导的“卡拉OK，自娱自乐”――自己办报、宣传自己、自己欣赏。

因为报纸成了某些地方领导的“行政工具”，他们自会动用行政手段去推销报纸。如今虽然已不敢再公开搞强行摊派，但变相的手段仍有不少。比如，可以用各种会议作口头要求，可以用公布各单位的订数和入户率来施加压力，还可以把征订与“精神文明”考核结合起来。再加上征订的奖励（回扣），威逼利诱双管齐下，发行当然一路绿灯，报纸质量与发行数当然也就没有了关系。

因为报社与同级各机关成了平起平坐的兄弟，“兄弟们”就相互捧场，我给你宣传，你给我广告，“兄弟机关”就成了报社的广告大户，协办、联办的收费性专栏专版也特别多。虽然这些专栏专版可读性差，效果也不好，但“兄弟们”仍乐此不疲。其中除了自我宣传的需要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机关部分财政经费被转化成广告费后，以奖励（回扣）的名义“合法”地进了某些机关领导的口袋。

“机关化”的“机关”

报社机关化的“机关”――成因在哪里？

历史渊源方面，报纸大多脱胎于党委机关报，在“血缘”上都与党政机关一脉相承。思想观念方面，有人狭隘地把报纸的“喉舌”作用理解成就是党政机关，把“政治家办报”理解成公务员办报。管理习惯方面，事业单位（包括经营性事业单位）都存在着机关化倾向，套用行政级别、公务员兼职比较突出。某些利益方面，报社机关也为地方领导提供不少“方便”。可以随意调派干部，借用人员、车辆、房屋。

当然，机关化对于报社也不是“无利可图”的。除了发行可摊派外，因有机关这个“红帽子”，广告、发行等经营性活动的税费可以减免。特别是报社领导，个人实惠就更多了：虽然报刊治理整顿后，在上级三令五申之下，大多数报社总编辑不再像原先那样同时担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但事实上有些报社老总却依旧享受着副部长级待遇，甚至依旧在宣传部和报社两头各拿一份工资和奖金、福利。这样的美差谁不乐意？谁还愿意改变机关化的现状？

“政媒分开”，“机关”不再

借用当年“政企不分”一词，报纸的机关化也可以用“政媒不分”来比喻。“政企不分”是计划经济最显著的烙印，也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顽症之一。“政媒不分”是否也有同样的道理？“政媒不分”怎能真正实践“三贴近”要求？舆论监督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政媒分开不仅不会影响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且显示了执政者的信心与气度。应该相信，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对媒体的有效控制与管理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所制定的法规、纪律，还是党管干部的原则；无论是传媒主办资格、行业准入，还是宣传通气制度、新闻阅评制度；还有重大新闻的汇报、送审、领导把关措施，都有一整套严密而有效的方法。再加上市场化程度提高后，因质量和自身形象需要，报社的自律能力也会相应加强。

政媒分开后，还需要用更加完善的法律规章来规范媒体行为，从根本上防止出现偏差。若出现偏差，也应依法办事，而不应因噎废食地否定“政媒分开”，重走“机关化”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