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关“活动”

在机关体系里,“活动、活动”、“活动一下”,使用频率极高,仕途不息,“活动”不止。因其在政治利益分配体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乃至其所带有的鲜明的中国文化的气息,“活动”一词当之无愧地荣膺机关关键词第一名。“走动、走动”、“跑一跑”、“找一找”,等等,不一而足,但都同宗同源,意味相当。

机关“活动”之所以频繁,直接的原因是个人或者组织有利益需求,而这种需求却是明文规定所无法保障的。无所求,便无所“活动”;有所求,则必然“活动”。无论“活动”这台电脑装扮得如何温情脉脉,“界面”如何友好,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利益的U盘在读取内存、闪烁光亮。

位置闪出来了,机会有了,资历也差不多,能力也在伯仲之间,自己想要“进步一下”、“上一个台阶”,这时候会想到“活动”;想从一个相对寡淡的位置调到一个“肥缺儿”上去,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想要调动工作岗位、调换工作地点,需要“动一动”,这时候也会想到“活动”;申请一个项目或者一笔资金时,也得“活动”,所谓“跑部(步)钱(前)进”,到部委机关跑几趟,疏通关系,争取支持,达至目的。如此等等,哪宗哪件与利益诉求无关?

无论组织还是个人,活动都有“进攻”与“防卫”之分。所谓“进攻”型的活动,是主动活动,就是要获得额外利益,从众多的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有时候条件明明不如别人,但我就是要通过“活动”办成别人办不了的事,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位置。而所谓防卫型的“活动”,是被动型的“活动”,比如,在面临被曝光、被批评、被处分的紧急时刻,为了避免制裁、减少损失,四处活动,找门子、托关系,摆平事情。还有一种“被动”型的“活动”,我们对它的情感会比较复杂。比如,怕自己应得的利益被别人拿走,别人都活动,我不活动,就可能好事没我的份儿;明明理在我这里,可是怕公平被他人“活动”掉,就被迫也去找人,以便求得一个公道。

为了获得额外利益或者逃避制裁的活动,比较明显地会受到我们的批判。但对于那些出于保护自己利益而被迫的活动,我们似乎应该给予文化上的理解和同情。想想看,一个对自身利益不敏感的人,还指望别人对你的事情敏感吗?两种情况,一是领导知道这次机会可以给你,但如果你不活动,领导也许会想,这个事情对你不重要,或者给了你也会觉得理所当然,“上边”可能就不会给你;二是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或者“给谁都是给”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不认识”、“不了解”、“不熟”等因素而失去机会,也只能算是“活该”。

中国最挠头的国情是“没有好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事”。怎么不好办呢?因为需要活动;怎么能办成昵?还是需要活动。因此,所谓“活动”,“动”的是脑,“活”的是关系;“动”的是腿,“活”的是感情;“动”的是财力,“活”的是利益。通过活动所展现出来的积极主动的姿态,也许真的可以决定事情的结果。

“活动”的本质是对利益的争取,手段是对规则的争夺,最大害处是对“明文”规定的“暗自”侵犯。既然大家都不太把制度当回事,那么,在制度之外的“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可你可我”“可上可下”,就为在一定条件下的“给与不给”“给你给他”“给多给少”提供了可能。“活动”长盛不衰再一次揭示了这样的现实:官员们最大的权力还不是依法办事、按规矩办事,而是因自由裁量而形成的分配权与伤害权。

对于那些已经活动累了的人,或者硬着头皮去活动的人,最大的福音恐怕在于建设简单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政治文明。如果大家都按照法律或者明文规定去做,那要省多少事啊,我们再也不用揣摩领导意图,再也不用担心法律是否公平,再也不用因琢磨歪主意而使自己面临内心的拷问。但这样的美好,也许真的遥远,因为在“活动”的大戏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陷入一个巨大的错误之中,而这个错误却又是你我都参与着的”。当你不去“活动”而内心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当你相信自己不去“活动”而别人可能仍在“活动”的时候,当你无法安静地等待一个公平结果的时候,“活动”将不会退场。

而我们的内心,又究竟愿意仰望怎样的天空?

(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