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民社会流动的理性思考

摘 要：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社会流动关系到当前国家战略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农村职业教育概念与农民社会流动概念的解析是研究二者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农民理性的研究和农村职业教育回应农民理性的可能性分析证明了农村职业教育能够促进农民的社会流动。农村职业教育通过力促务农人员向新型农民转变，鼓励进城务工人员实现非农就业，指导返乡农民工向农民企业家转型等途径促进农民社会流动。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农民社会流动；农民理性

作者简介：张宇（1987-），女，河南渑池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和农村职业教育；肖凤翔（1955-），男，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4-0004-04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和社会转型期的深水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与农民社会流动日益成为“三农”问题和职业教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其根本在于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社会流动直接关系到民生发展、城乡发展及农业发展的状况，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农村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以技能和知识为载体服务于农村劳动力，能够提高其技术技能水平和知识储量，更好服务于民生改善、农业增产、新农村建设，亦能有力推进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一、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社会流动关系探究

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社会流动的概念辨析是探究二者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当前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概念尚无定论，总体而言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将农村职业教育概念泛化，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就是发生在农村的教育，如此将直接影响到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教育对象的研究。二是将农村职业教育概念窄化，这主要体现在将农村职业教育概念定位为其真实涵义的一个点或一个侧面，缩小农村职业教育的范畴，这将不利于全面地研究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及制定相关政策。实质上，农村职业教育是根植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教育类型，是以服务“三农”为目标，对农村广大就业及预备就业人员进行的农村人口升学、农业产业、非农产业及创业等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以培养“新型农村劳动者”或向外输出的“务工人员”，从而实现农民阶层社会地位的提升及和谐社会的营造。

对农民社会流动的概念解读源于对“社会流动”的理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Sorokin）在其开山之作《社会流动》中首次对“社会流动”予以深入分析和研究，指出“社会流动是人们在社会结构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1]。基于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国情，一些学者指出，“由于社会关系空间与地理空间的流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一般人们将地理空间的流动也归于社会流动。”[2]，亦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变更自己的居住地点、职业、社会地位等。”[3]这一解读符合我国国情，本文亦采用如此观点。据我国社会学家陆学艺的社会分层标准，农民大多处于社会阶层的最低层，所以“农民一旦发生了职业或社会地位的流动，那么不论流动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绝大多数都是向上的流动。”[4]

农民群体在历史发展与改革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人口政策放宽，农民出现了大范围的流动，农民这一原本同质性较高的阶层或群体，开始出现分化。从农民职业流动率来看，其职业流动频次与其社会流动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5]。这一现象的出现除受户籍身份的制约外，还源于农民自身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水平的有限。更令人担忧的是农民社会流动和代际流动有固化倾向，存在不同程度的世袭制痕迹，这将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当前促进农民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便在于教育的普及与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具有平民性[6]、实践性、灵活性和公益性[7]等特征，能够满足农民的技能需求和知识需求，从而有效促进农民向上社会流动。

二、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民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分析

当前，诸多学者将其兴奋点聚焦于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探究上，而对职业教育，尤其对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社会流动的关系进行探究的则较少。一方面在于，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落后，缺乏活力，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在于，农民所占据的“财富、权力及声望”[8]较少，社会地位较低，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较为困难。经过大量的研究分析，笔者认为，农村职业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社会流动。这是由二者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一）理性：农民的本质属性

理性一直是西方哲学研究的重点命题，学术界对此前提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已旷日持久。关于农民是否具有理性，古今中外的学者们众说纷纭。不少学者认为农民是非理性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的最少”[9]。于此，韦伯便判定传统主义下的农民是非理性的。社会学家波耶克（J.M. Boeke）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指出农民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表现出与“正常的”供应曲线反常的“非理性”行为。这种认为农民只追求代价最小化便是“非理性”的观点曾一度盛行。包括后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Scott）①和堡丁（Boulding）②分别以“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和“爱与怕的经济”论证农民的“非理性”。实际上，无论是现代市场经济还是古代传统以及非市场的经济，人类的理性没有不同，只是人类的行为表现不同。为了效用的最大满足，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同时考虑当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而传统小农经常难以平衡当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这并非由于小农不具有平衡当前和未来消费的能力，这主要在于制度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致使可供农民选择的方式不同。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通过对危地马拉，印度及其他地区农民行为的观察研究发现，传统农民所以没有储蓄的习惯，是因为“传统的小农根据长期的生产经验，已经把他们能支配的生产要素做了最佳配置，已经不能靠改变资源配置来提高生产率，而且增加这些传统要素的边际产值也很低，不值得传统小农省吃俭用来增加投资；但如果能够提供给传统小农具有更高投资效益的生产技术，农民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也就会提高”。[10]“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11]。所以，综合各种因素全面考虑，农民是具有理性的群体。农民理性的主要体现是渴求社会地位提升，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农民社会地位提升是其自身价值实现、财富增长、职业地位提高的重要途径和重要体现。传统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努力耕作，充分发挥理性，实现经济增长和地位上升。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则通过职业教育或培训学习各种知识和技术技能，以增加自身人力资本，并通过种种途径为自己及子女获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自己及子女发展提供便捷途径和有效支撑。

（二）服务农民：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使然

教育具有提升人们社会地位，提高人们职业声望，增加人们经济收入的功能。这一论断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认可和肯定。20世纪60年代，布劳-邓肯研究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初始模型有力证明了教育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起着最重要的支持作用。[12]具体到职业教育对社会流动（或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卡特鲁夫指出，75%的英国劳工子女，仅通过非正式教育的途径便可获得有向上流动的机会。贾维斯则指出，职业教育有助于促进了那些在职期间有干劲的人提高其社会地位。”[13]这足以证明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个体实现社会流动。我国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构也显示“整体而言，职业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应可确定”[14]。农村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的需求较为清晰明确，在国家的支持和指导下，能够对农民的社会需求给予更多的关照和回应。我国农民大多为接受过少数正规教育的非技术工人，很少从事成长的工作，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大多属于与工作有关的工作训练。从社会学一致理论来看，这将使其停留在原有位置，而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但接受一定程度职业教育的技术性工人则可以通过努力，借助于自身的技术资本和社会资本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民社会流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农村职业教育能有效促进农民向城市转移，实现职业转变和身份转换；可为农民提供农业新科技，促进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生产率和收益率，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亦可以“进行一系列态度、价值、感知与行动方式等的教授，使其能够具备积极参与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品质，积极参与到现代化生活中来”[15]，提高农民自身价值、竞争力及现代化水平。

在当前社会阶层结构转变过程中，职业教育能够发挥其“助推器”的作用，使处在社会最低阶层的人向中层甚至是更高阶层流动，加速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和科学化。然而，农民要实现从一个职业转换到另一个职业，从一个身份转化到另一个身份，特别是从边缘职业上升到中心职业，农村职业教育的作用就非常有限。这是由农村职业教育的属性及我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

三、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民社会流动的路径探究

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民社会流动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农民的社会处境，提高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同时能形成一种有力的倒逼机制，促使农村职业教育不断完善发展，更好服务于民生改善、乡村建设和农业增产，促进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丰富和社会和谐有序。这必然要求探索有效的路径达到实现农民社会流动的预期。农村职业教育应注重对农民的人文关怀，根据当前农民群体流动分化的实际情况，满足其不同的发展需求，以实现其社会地位的提升和社会资源的获得。

（一）力促务农人员向新型农民转变

农民的理性判断和农村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与目标决定，要实现务农人员的社会流动，农村职业教育的突破口在于提升农民群体的文化技术资本，实现其财富增长。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应向农民提供农业发展相关技术。农村职业教育应对农民专门开展并推广与发家致富相关的实用技术，引导农民学习农业发展中的实用技能和技术，扭转农民对其固有印象，提高其声誉。同时，农村职业教育也应对国内外农业发展进行系统分析，对农业市场进行调研，使农民了解、学习及使用这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备，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保证农民能够看到学习新技术带来的实际利益，从而对农村职业教育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在向农民传播技术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对其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科技知识、经营管理知识的教授。学习现代化的生产技术，掌握先进的农业科技，是农民对农业进行良好经营的前提。作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务农人员还应学会生产、管理及经营方面的知识和技巧。知识和技术相伴而生，知识是技术的深化和延伸、概括与总结，技术是知识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技术的实际应用可检验知识的对误，知识也可以指导技术的正确实施。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保证技能传授和知识传授并驾齐驱，以促进技术的创新和改进，有效整合人、财、物和土地等资源，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外，农村职业教育也应向务农者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等。科学文化知识、政策法规知识和公民道德规范等的教育与培训，能有效提高务农人员的人文综合素质，适应“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要求。尤其是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程度和科技素质普遍较低，农村职业院校更应对农民进行专门的法律知识解读、国家的政策法规解读、农业市场需求情形分析等，以降低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因相关知识缺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农村职业教育应通过合理的课程安排和设计，“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这一群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达到社会流动初衷。

（二）鼓励进城务工人员实现非农就业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贡献者，然而他们依旧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身份转化和社会流动难以实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尚无拥有社会或行业所需的“文化技术资源”——即“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16]。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农民工（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人力资本越高，其流动意愿越强烈，改善其经济和职业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实现社会流动的几率越高；反之，如果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农民工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和服务，其社会流动幅度受到制约或陷入低水平循环”。[17]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要转变进城务工农民的境遇，便需要向其提供进城所需的文化技术资本及适应城市生活生产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首先，农村职业教育应向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就业准备教育，使其获得职业准入资格，实现非农就业。与第一产业相比，二、三产业的工作属性较为复杂，工作方式亦更加注重分工与合作。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注重对其适应能力培养，价值观教育和基本素质培训。如抗压能力、合作能力、交际能力等基本能力，职业道德、职业精神等职业素养及技术规范、安全知识及法律知识等工作常识，从而减少其对城市的陌生感，具备职业胜任能力，做好就业准备。其次，向进城务工农民提供一定程度的学历教育。当前社会各阶层受教育的水平与程度直接决定他们在新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中的位置。因此，农村职业教育也应注意到社会需求的这一方面，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指导。第三，提供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使进城各工农民获得文化技术资本，稳定非农就业。进城农民要在城市中实现稳定就业，其门槛是能否被劳动力市场接受。农村职业教育通过向进城农民提供某一领域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并通过实践实习的方式使其能够熟练掌握技能和技术的要则，增加其“文化技术资本”拥有量，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最后，应提供适应城市发展所需的各种技能培训和综合素质培训，增强这一群体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今，进城务工人员已成为城市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政治意识、政治能力较低，公共道德较差，引起城市人的排斥和不屑，致使其产生深深的剥离感和疏远感。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及知识、技能、态度、行为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使其能尽快融入城市，获得话语权，真正实现非农就业，实现身份转换。

（三）指导返乡农民工成为农民企业家

随着新农村建设日益深入，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党和国家支持“三农”的力度逐渐加大，相关的专项政策和措施频见报端，那些在外务工的农民纷纷返乡创业，这也即学者们所说的“凤返巢”。返乡农民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又不同于新型农民，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他们视野开阔并具有一定资金积累和技能资本积累。然而，由于农民缺乏创业经验，可能面临诸多技术、知识方面的困难，农村职业教育应该发挥其功能，向返乡农民提供有效的创业指导与培训，主要包括：（1）创业心理品质的培训，如创业意识及创业能力等。农村职业教育可以通过项目教学法，进行教育和培训。（2）创业知识的培训——财务知识及管理知识等。农村职业院校应该针对农民的自身特点进行针对性指导，全面系统地帮助农民获得创业知识和技能。（3）创业过程的指导，针对返乡农民的特殊性，农村职业教育给予详细指导，包括市场信息的提供及新技术的提供与培训等，以保证农民创业的成功率，真正实现农民身份的转换，促进农民向上流动。理性分析“凤返巢”现象，可以发现，返乡创业是农民重新获得发展机会的过程。他们依托本地资源和优惠政策及所积累的社会资本进行创业，由打工到创业发生了职业角色的多重变换，而这种变换是农民改变身份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一种形式，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

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民社会流动不仅有利于农民群体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也能为“三农”问题的良好解决提供契机，促进稳定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合理化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然而，农村职业教育推动农民社会流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处于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更需要相关的改革和支持予以保障，如农村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政府适当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教育公平性的加强等，以消除农民社会流动中藩篱与障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农民实现社会流动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营造过程中的核心工程，任重道远，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关心和关怀。

注释：

①1976年，詹姆斯.C.斯科特（Scott）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问世，他以“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两项基本原则构筑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并对此进行了全面阐释。斯科特认为，当人的生活选择要围绕生存而进行时，是那些有可能对农户基本生存形成直接威胁的风险而非利润最大化的利润风险，决定着个体农民的行为首选目标。以农业社会的技术安排为例，“过去一直使用这一技术的农民，一般不愿意改用那些平均利润可能高得多，但实质蕴含更大风险的技术，农民所寻求的是那些将给他们带来最高和最稳定的劳动报酬的农作物和耕作技术。”由此农民经济被称为“道德经济”，农民被视为是非理性的群体。

②堡丁（Boulding）是与斯科特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他通过大量的研究调查认为农民的行为选择掺杂了大量的“爱与怕”的成分，农民经济是“爱与怕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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