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 Me Maybe

“你听过《call me maybe》吗？”

“什么？”

“哈佛经济系教授翻唱的一首歌，最近很火的视频，跟《江南Style》一样火爆！”

“真的？那我去看看。”

“曼昆也在里面！”（注：曼昆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教授，宏观经济学大牛）

“哈哈，那我一定不要错过。”

午饭时间，我接到朋友的电话。像吃货推荐饭馆或发烧友比较相机，我们三言两语，交换了一条哈佛校园里的新鲜事。放下电话，我就去看这个视频。

视频在2012年12月6日上线YouTube，短短两天时间，已经被围观了5万多次。观众对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们的这个举动褒贬不一。在全美各大高校经济系博士生们潜水的匿名网站（http：///topic/call-me-maybe-harvard-economics-department）上，有人称赞这个视频“很有娱乐性”，还有人说，“我可没有他们那么自信地在镜头前面又唱又比划”、“曼昆的自编舞蹈有点萌”、“出镜的亚洲女生（与她的男朋友）看上去很可爱，不像经济系的其他亚洲女生一样没性格”……批评的声音也不少，有人讥讽：“难道这些教授都是非英语国家来的移民吗？口型与歌词对不上”、“哈佛经济系教授的相貌平均得分真低啊”、“芝加哥经济系的教授们打死也不会拍这样的视频”……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们为什么会拍这样一段视频？他们究竟要传递给观众什么信息？这与英美本科精英教育的核心——导师制（Tutorial）有何关联？导师制现在遇到了哪些挑战？

“想跟我‘约会’就赶快来电！”

经济系协调本科教学工作的Emily Neill，是这个视频的制作者。她在接受哈佛校报《深红》（Harvard Crimson）采访时提到：视频是一次性录制完成的，教授们没有事先排练，全是即兴发挥；录制时间选在一次祝贺优秀研究生的晚会前，气氛很放松；剪辑工作由她十岁的儿子主要负责，没有专业人员的协助。所以，大家不妨把这个视频看成哈佛经济系师生自娱自乐，关起门来唱卡拉ok的一次“家庭聚会”。

视频中反复出现的镜头，是教授们站在办公室门口，指着印有自己名字的门牌，唱“call me ”，即“想跟我‘约会’（在办公室一对一面谈），就赶快来电吧！”。正如Emily Neill在采访中说，这个视频想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教授们很“平易近人”（approachable）。他们打开门，给大家看自己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他们能唱能跳，而且唱的是网络上年轻人最爱的流行曲；他们喜欢跟自己的大狗玩，深情地抱着刚出生的小婴儿，跟男／女朋友手拉手，或者像曼昆一样，在镜头前跳上半分钟的自编舞蹈。曼昆在接受《深红》采访时还调侃，据他所知，目前哈佛大学经济系没有教授打算转行混演艺界。

一对一才带出“接班人”

视频的场景是一条窄窄的走廊，教授们的小办公室依次排开，简单得让人在网上讽刺说“好像时光倒流，回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苏联”。镜头再转到室内，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书架，从地上到天花板堆满了书，不多的装饰只有家人照片，或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手工艺品。这一间间小办公室的灵魂所在，就是视频里提到的与教授的“约会”——在办公室里一对一的面谈。这种富有传统的指导方式，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的牛津大学，以牛津大学为代表的导师制，是英美本科精英教育的核心所在。

导师制（tutorial）的缘起，可被视为贵族给子弟聘家庭教师（tutor）的传统，类似于中国的私塾，或现在各种“1＋1”奥数或英语辅导。早期的本科精英教育，可以看成把各学科的优秀家庭教师集中在一起居住，这种优质教育资源在空间上的集中性，让学生去上课时有更多选择，行程安排上也更为方便。牛津大学早年的个人授课，通常是在导师的家里，后来改到办公室里，但偶有例外。比如，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的教师伊塞亚·柏林仍然在家里见学生，他有时身穿睡袍或浴袍，甚至坐在床上授课。一次，学生正在起劲地读论文，不经意抬头，发现老师正在地毯上给电动老鼠闹钟上发条。导师制源于为神职人员、医生、律师等职业挑选与培养学徒的传统。早年的导师带学生，就像全面培养一个“接班人”，不仅关注学业，也在职业规范、言行举止、接人待物各方面，加以引导与训练。

现在师生间交流大多只限于学业，保留下来的是“一对一面授”。具体来看，这种面授的特点是定期，通常是每周一次，但也会根据专业、年级以及交流内容有所调整；高效率，每次会面通常不超过一个半小时；高强度，导师每周布置阅读及写作任务，见面时，学生先朗读写好的读书报告或论文，导师就文章的主题／论点／论据／论证过程提出质疑，学生对每一项质疑进行辩解，如此针锋相对地深入讨论约一个小时，导师布置下周任务。在哈佛大学写博士论文期间，每周五我把改好的论文放到导师的邮箱。周一就收到他细细批注过的文章，还会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是他整理出来的主要问题。周二约好的时间到了，我就站在他的小屋子外，伸手敲门前，再把所有问题快速回想一遍，心里既忐忑又激动。进到屋里，我们师生俩人肩并肩坐着，把问题逐一拿出来讨论。我要么接受他的修改建议，要么就得说服他，坚持我原先的写法才是最合理的。讨论有时轻松，他会把自己的批注读给我听，说“你的内容很多人看不懂”，有时默契上来了，他就点头微笑……

奢侈的促膝

时代变迁，本科教育不再是贵族子弟的特权，也不再以培养学徒为主。随着学生规模扩大，这种强调“一对一面授”的导师制，即使在牛津大学或哈佛大学的校园里，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一位朋友选修了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她说选课人数动辄几百。按照每人每周一小时的传统导师制来授课，即使曼昆24小时不吃不喝不睡也无法实现。于是，学生被分成15～18人的小组（sections），每周在小组里对课程内容进行深入讨论。带领小组讨论的是这门课的助教，即比学生较为资深的博士研究生。也就是说，教授通过讲座进行大规模的“批发”式知识传授，学生再从教授的“学术助手”那里得到反馈。

对于支付了高昂学费，期待与教授进行更多面对面交流的学生而言，这样的授课方式显然难以令人满意。作为弥补措施，教授们每周会留出时间，在办公室里与学生一对一面谈，即所谓的“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s）。也有教授喜欢约学生，一起在办公室外喝杯咖啡，或共进午餐，这种安排取决于教授的个人风格、讨论内容以及与学生的熟悉程度。这种面谈时间短，15分钟到半小时左右，且不定期，教授难以了解学生的研究兴趣及学术水平，也无法提供持续、系统的引导与训练。严格说来，这根本算不上导师制。而且连这种不定期的面谈，也远远没有覆盖到每个学生。学生需要主动预约，就像去医院挂号一样。预约方式包括发邮件给教授、通过秘书安排、直接在门上的“办公室时间”预订表里填写等。要是特别受欢迎的教授，或是“非常时间”，比如每次考试或提交论文前后，就会出现“一号难求”，学生提前2～3周，也不能保证约上教授。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们在视频里，热情地示意学生来预约他们的办公室时间。但是，只要学生规模不减，教授人数不增加，以一对一面谈为特点的导师制就会成为历史。即使保留下来，也仅限于规模较小，以教学为主的文理学院。在研究型大学，导师制成了个别博士独享的“奢侈品”。要是导师制未来真的从本科教育中消失，那么本科教育的核心价值在哪里？不是老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不在大办公室，而在大师。也就是说，在学生与大师的一对一促膝交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