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个性品格与唐诗经典接受

内容摘要：源于中国古代以道德为先品评人物及文学的传统，古人将道德为人与艺术创作视为不可分割且有必然联系的整体。唐代诗人的个性品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自身经典化的历程，诸如李白、王维、杜牧等诗人，都因其自身的个性或操守而使得其自身接受出现过波动和争议，而杜甫、韩愈、白居易等诗人却因道德操守而受到推赞。因此，诗人的个性品格甚至是生活细节在其作品的接受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唐诗 经典化 个性 品格 文学接受

中国古代素有品评人物的传统，且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国度历来又非常注重人的道德品行，往往将道德为人与艺术创作视为不可分割且有必然联系的整体。因此诗人个性及道德品格，甚至是生活细节对其诗歌创作及经典化会产生重大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就以十二位作家为例来论述作家个性气质对创作风格的影响：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1]

很明显，刘勰认为作家内在的修养和气质与其创作的艺术风格是紧密相联的，不同气质与个性的作家作品的风格千差万别。这种观点在中国古代非常流行，因此有了“文如其人”的说法，与此类似，西方也有“风格即人”[2]的论断。其实，诸如“文如其人”、“书如其人”、“画如其人”、“道德文章”等说法，都是将个性气质与艺术创作成就结合起来考察，后来慢慢超出个性气质范围，将道德品行也加入对艺术成就的考量。在诗歌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古人认为诗人品行高低甚至决定着诗歌的艺术层次和境界，尤其是宋以后，对诗人道德人品要求越来越高，甚至会出现以人品论诗的现象。如叶燮在《原诗》中说：

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强造作，而为欺人欺世之语；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究之，阅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气必尔，安能振其辞乎！[3]

刘熙载《艺概·诗概》中也说：“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焉。”[4]他们都是将诗人的人品与诗歌风格及艺术成就高低直接联系起来，这不得不说是体现了古人论诗时的一种共性。

不仅是诗歌如此，在其它艺术领域也同样存在以人论艺的现象。以元代书画家赵孟頫为例，薛雪《一瓢诗话》曰：“诗文与书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欬，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赵松雪云：‘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奴隶小夫，乳臭之子，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有，薄俗可鄙可鄙！’此言不特论书，直与学者当头一棒。”[5]然而赵孟頫本人就因作为南宋遗民而仕元这一政治上的“污点”在后世饱受非议。清人傅山的态度颇具代表性，他就认为赵孟頫“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6]，对其人其书都全盘否定，甚至直接表达他的不满：“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熟媚绰约，自是贱态。”[7]傅山之所以如此厌恶赵孟頫，症结在于他认为赵孟頫丧失了民族气节，因此连书艺也不足道了。以人论诗、以人论艺的做法虽然有失偏颇，但可见艺术家的个性和品德在中国古代评判艺术家成就和地位时所起的重大作用，有时候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

唐代诗人的个性品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自身经典化的历程。如杜甫之所以能在唐以后长久地占据领先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杜甫是儒家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其人生经历当中没有太多政治上的争议点，生活作风也非常平实，在道德人品上给人的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而像李白、王维、杜牧等诗人，都因其自身的个性或操守而使得其自身接受出现过波动和争议。如在宋代，王安石就曾评李白诗云：“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见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8]杜牧此时也被视为放浪风流的代表。正因为李白、杜牧这样潇洒风流的个性不太符合宋士大夫的道德需求，由人及诗，从而也就没有把他们抬到至高无尚的地位。

再如朱熹《楚辞后语》卷四中因王维在安史之乱中的操守对其诗及人提出过严厉的批评：“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变故之起，不一死不能谢君恩。”[9]虽是理学家言，评价未免过于苛刻和不近情理，但可见道德操守对于诗人的重要性。清人洪亮吉也云：

诗人不可无品，至大节所在，更不可亏。杜工部、韩吏部、白少傅、司空工部、韩兵部，上矣。李太白之于永王璘，己难为讳。又次则王摩诘。再次柳子厚、刘梦得。又次则元微之，最下则郑广文。若宋之问、沈佺期，尚不在此数。至王、杨、卢、骆及崔国辅、温飞卿等，不过轻薄之尤，丧检则有之，失节则未也。[10]

对唐代诗人品行操守进行高低分类，对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道德操守大加赞赏，认为是上品，而对李白、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品行则有微词。与生活作风有失检点相比，失去节操是最大的污点，因此洪亮吉对崔国辅、温庭筠等人的评价要高于元稹、郑谷等诗人。再如纪昀评韩偓曰：“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其诗虽局补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补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道，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变风变稚，圣人不废，又何必定以一格绳之乎？”[11]纪昀认为韩偓有忠君报国之心与百折不渝的精神品质，人品奇高，纵使其诗“浑厚不及前人”，但其“忠愤之气”可以弥补艺术上的不足，所以其诗在晚唐仍属上品。很显然，纪昀是将韩偓品行作为品评其诗的第一标准。韩偓在宋元时期位列十大经典诗人第六位，很大程度上与宋人推崇其为人操守有很大关系。

由此可见，诗人的个性品格在其作品的接受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甚至会对其作品的经典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要想使自己的创作能够为读者所重，成为后世读者争相传阅的经典，首先要在思想境界和品行修养上完善自我。“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12]，唐代经典诗人们在个性修为方面的历练或许能为当代作家们起很好的典范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06页。

[2][法]布封《论风格》，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224页。

[3]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外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

[4]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卷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5页。

[5]薛雪《一瓢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1-92页。

[6]傅山《作字示儿孙》，侯文正、张厚余、方涛《傅山诗文选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7]傅山《字训》，侯文正、张厚余、方涛《傅山诗文选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2-493页。

[8]惠洪撰，李保民校点《冷斋夜话》卷五，《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4页。

[9]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6页。

[10]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83页。

[11]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一（别集类四）《韩内翰别集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1页。

[12]钱德苍《新订解人颐广集》卷七，台湾政治大学古典小说研究中心主编《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六辑，台湾天一出版社印行，第3页。

湖北经济学院青年基金项目《传播接受视阈下唐诗经典的生成与嬗变》（编号：XJ201330）.

王世立，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传播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