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苏联犹太文学中的犹太性

摘要：犹太性在犹太文学中的演绎揭示了犹太民族的根本特质。以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早期苏联犹太裔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以不同的方式对犹太性进行了演绎。他们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犹太性不仅体现了犹太民族贯有的思考，同时也显示出其超越种族、超越国界的普遍意义。

关键词：苏联文学 犹太文化 帕斯捷尔纳克 巴别尔

世界性的流散导致了犹太人文化身份的多重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文化特征的多样性。虽然早期苏联犹太裔作家被打上了“苏联文学”的烙印，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均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犹太传统文化的特质，当我们重新回眸早期苏联文学的发展道路的时候，这些犹太作家以其对人性精湛剖析和多元的内涵赢得了当代读者与文学界的好评。在这其中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有：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萨克・巴别尔、佩列茨・马尔基什、达・贝格尔森等人。

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些犹太裔作家无不是在认同苏联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各种方式对独特的犹太文化资源进行提炼融合，从而赋予个人创作或鲜明或隐晦的犹太文化色彩；在将犹太命题标本化的同时，特定的文化机制和社会处境又促使犹太裔作家将犹太性消解和升华为对道德、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注，并与社会主义现实命题相结合，从而获得超越犹太文化自身而放之世界皆宜的效果，成为苏联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犹太性在文学中的构成

对于当时的犹太文学而言，精神流浪意识、身份困惑与犹太宗教情结是构筑苏联犹太作家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这些作品中的精神流浪意识是千百年来犹太民族流浪在其作品中的映射，身份困惑是不同社会文化元素碰撞的产物，而救赎心理则是对犹太民族特有的宗教理论进行深刻探究的结果。

犹太民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犹太民族辗转于世界各地，“流浪”作为一种固有概念贯穿犹太民族的精神世界。在这期间，犹太人为了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对社会与文化的躁动总是持一种冷眼观察的态度，尽量避免卷入其中，谨慎地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维持着被马克・谢克纳称之为“精神孤儿”的身份。

基于这种流浪意识的映射，苏联早期犹太裔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这种“精神孤儿”的处境。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倾向就是，他们笔下的人物多半属于各种各样异化了的“精神孤儿”――流浪汉，孤儿，被抛弃的人，精神上的孤独者，极度压抑而不被理解的作家、教授或其他知识分子。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主人公属于那种带有古典痛苦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怜悯心不允许他瞄准他所欣赏并同情的年轻人，胡乱朝天射击又觉得太愚蠢，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他选择在视线中没有任何进攻者的时刻，对准枯树开枪。但最终他仍旧没有逃脱战争的规则，为自己不得不枪杀一名少年而陷入痛苦的忏悔之中，在自我封闭中对人生价值的思索最终导致精神上的流浪。日瓦戈医生作为一个对生命意义锲而不舍探索的知识分子，显得与当时巨变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和拉拉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以遮掩的，现在它的末日同样，无家可归”。［１］只有瓦雷金诺宁静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才是他们心中的一线阳光，这当中包含了犹太教反本归源的思想，也反映出作者身为犹太人厌倦民族漂泊，对安静祥和生活向往的潜意识反映。日瓦戈的经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也是以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一大批犹太作家的精神写照。

对于犹太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犹太人在传统与变革互相冲击下产生的种种困惑，体现出的强烈身份局外感和边缘感，犹太文学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描写。实际上，犹太身份的困惑可以引申为人类自我本质困惑，苏联犹太人渴望与异质文化进一步融合，但又为犹太文化本源及自我身份的逐渐丧失而产生失落感。而早期苏联主体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接纳又并非一贯制，时常受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左右，呈现出冷热交替的发展轨迹，文化之外的力量常给它意外的欢乐和意外的悲伤。这种起伏不定的情况造成了许多早期苏联犹太作家对犹太身份的双重逆反心理。一方面，因回避原本身份感到丧失了精神支点，另一方面，试图与逝去的传统进行割裂，却又无法毫无顾忌地融入当前社会，彷徨之中又产生了回归犹太世界的愿望。在马尔基什的诗作《战争》中，女游击队员诺伊米忧伤地感叹：“森林(指她前往投奔的游击队)不希望犹太人心中有故国的深情……为什么甚至森林每前行一步都看见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不同，为什么河川的条条水流都知道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不同，这有谁能对我说清……”［２］在这里，马尔基什就是以这样的咏叹表达其基本的主调，寄寓了他对犹太民族自身境遇的困惑。

苦难、救赎是犹太人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的精神因素，在“上帝特选子民”与“精神流浪”双重束缚下的犹太民族眼中，“濒临绝望”是对弥赛亚信仰的考验，也恰恰需要犹太人对于人性、爱与信仰的坚守。突出强调人们经历磨难可以获得人生真谛从而实现道德的升华，强调苦难中蕴藏着生命力，这也是苏联犹太作家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在《日瓦戈医生》中，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主人公的心理活动阐述了对人类苦难与宗教拯救的深刻理解：“真正伟大的作品是圣经”。社会的变革使得日瓦戈欢呼雀跃，但随之而来的流血、动乱又使得他像个流浪的使徒寻找人性的回归之路，寻求精神上的复活。帕斯捷尔纳克下意识地赋予主人公这样的品格：日瓦戈从不视岳父家在瓦雷金诺的林中别墅为什么财产，只把它当作一个临时栖身的地方；他视生命为牺牲，认为拯救世界的应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传教士，而不是制造了死亡的各种暴力。牺牲的概念在作品中已完全不同于其他价值评估体系中的意义，而是一种救赎人类的艰难之途。日瓦戈医生的父亲抛弃了他，把家族财产挥霍一空，但日瓦戈医生还是愿意为自己那杳无音信的父亲祈祷，而不管他是不是自己眼中的“没有良心的人”、“没有道德的人”。正如作者所提示：这些爱的圣徒“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最后奇迹，是亚当与夏娃，他们用拥抱来彼此取暖，来维持着这个世界的终极关怀。”同时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宗教意象暗示。譬如，人在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复活了，当你死去的时候，你又在他人身上复活了，因为“一个人生存在别人之中，才是一个人的本性。您就是这样，您的意识永远是这样。您的灵魂，您的永生，您的生命，就是在别人之中，今后还永远在别人之中”［３］。 表达的恰恰是犹太作家对人性的解放、对生与死的理解，整个作品充满了对苦难的理解及悲苍的气息。

二、犹太性在文学中的表现方式

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处在脱胎换骨的阶段，犹太文化、宗教传统也受到新的挑战。犹太裔作家普遍感受到，甚至深刻认识到文化裂变带来的冲击，他们一方面试图拥抱新的文化思潮，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投身于社会变革中；但另一方面，犹太生活殊的精神世界，使得他们在潜意识中存有一种内在的犹太情感积淀，继而产生游离于传统文化，而又不属于任何居住地文化的现象。这使得他们在文学表现手法上与同时代的其他苏联作家有着很大区别。

这当中，他们特有的犹太性体现为两种具体的运用方式：“一显一隐”，或者说是“一明一暗”。暗的轨迹从不着意渲染犹太素材，以隐寓的形式对犹太文化符号化、意象化，进而消融为文学中暗含的“犹太灵魂”。萨克・巴别尔的作品《我的第一只鹅》（骑兵军）体现的正是这种写作心理反映。架着眼镜的“我”为了融入骑兵军的生活，不被哥萨克战士歧视，猛地踩死了一只鹅以示自己与他们属于同类，但这种认同的仪式让“我”背离了自己，以至于“心里十分痛苦，我做了好多梦，……我的心……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在滴血”。作品中这种渴望得到认同的意识，深深地根植在犹太历史命运和现实境遇中，与犹太人在非常环境下的艰难，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同与平等对待有着惊人的相似。

而明的轨迹则是以直接以犹太生活为描述中心，从犹太人命运这个议题来进行的反思，体现对于人性的哲学关怀。譬如，萨克・巴别尔的《基大利》（骑兵军），达・贝格尔森的《列乌拜尼王子》就是这类的作品。在达・贝格尔森的《列乌拜尼王子》中，列乌拜尼为了帮助自己饱受苦难的民族，宣布在阿拉伯建立虚构的犹太人国家。他代表这个国家先到罗马教皇克那里寻求帮助，然后又向葡萄牙国王提议与东方犹太人联盟，它直接反映了几千年来犹太民族对试图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探索与渴望。

而巴别尔在《基大利》中描写的则是普通犹太人对社会变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旧制度给犹太人造成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在忧虑战火对犹太文化和宗教造成的极度毁伤。在《基大利》中，作者借犹太老者的责问直接指向了内心中的痛处：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这在读者听来就如同作家灵魂的，礼拜六同许多犹太传统一样，与犹太人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是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变革被一起埋葬，然而摧枯拉朽的哥萨克骑兵们不由分说地改变了整个世界。像很多其他人一样，巴别尔理解的革命是类似于“群众原始力量造成的断裂”，意图找到能代表当下革命和长期革命的形式，试图弄清楚个体、社会以及整个存在的关系。

除了这种惯用的明、暗写作笔法，这些作家的犹太性表现形式还体现在对文学形象的塑造方面。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４］实际上，也正是犹太性造就了早期苏联犹太代表作中的文学形象有别于其他文学形象。如果说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在歌颂英雄主义与表现人性时，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表现，疾风赤旗，钢枪铁马，注重战争改造人的精神力量。那么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等犹太作家则多是从道德、哲学、乃至宗教的层面切入，从人的终极价值入手来描写作品主要人物的形象。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他的同伴们的马刀代表了一种毋庸置疑的正义力量和红色激情，作为他们的对立面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作品弥漫着显而易见的价值观和叙述角度。而犹太裔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在表现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人性之间截取了独特的文化视角，比如，《家书》一章中，分属于红军与白军的哥萨克父子用马刀相互残杀，在平静的互相问答中相互残杀，冰冷中透着震撼。哥萨克骑兵被作家称为“一群有纪律的野兽”，某些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确定无疑的东西，在《骑兵军》中就显得模糊、躁动，是非之辨，变得异常困难。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与那种力挽狂澜、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相距甚远，他属于是软弱、无能甚至不堪一击的。他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保尔・柯察金那类的英雄人物，则是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既不能保护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呵护自己的情人。不同于保尔・柯察金的以抗争而进入历史，日瓦戈医生是以亲历苦难而进入历史。

如果说苏联文学中的《母亲》、《铁流》和《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作品。那么《日瓦戈医生》、《骑兵军》等犹太文学中的文学形象不再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成长的苏联标本化文学形象。巴别尔等人作为苏联作家从苏联文学的角度歌颂了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但作为犹太裔作家，更多地描述了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性的思考，展示了人性中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冲动，也决定了作家的多重价值取向，从而使作品成为了关于人性、人性的魅力和人性阴影的作品。

犹太性扎根于犹太民族精神的深层，是犹太知识分子对于犹太命运的思考。早期苏联犹太作家的文学创作多以实用为原则，在由犹太人作家渐变成为“一个有着犹太文化遗产的苏联作家”的同时，亦清醒地坚守着自我的犹太民族特性。这种身份的演变使得苏联早期犹太裔诗人和作家不断超越种族的局限性，在展现和探索人性的过程中有了更丰富和超前的选择，不仅反映了犹太民族在文化变迁和文化适应中所面临的难题，同时也揭示了犹太作家对社会特有的悟识。

参考文献：

［1］亚历山德罗夫.就犹太人文学作品状况致日丹诺夫的报告（1947年）［2005-9-1］.www.省略.

［2］何云波.回眸苏联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3］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4］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