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问题与出路

土地流转、户籍改革、告别掠夺式增长、挖掘扩大内需的潜力等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成为一个时期以来的热点话题。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未来5-10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面临重大机遇、拥有巨大潜力，并将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扮演重要的历史性角色。

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如何解决城镇化质量不高、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

规模发展已显瓶颈

未来5-10年，新型城镇化应重在适应人的发展需求提升城镇品质。而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问题在于，由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其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例如：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批租为重要手段。这种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突出问题。

首先，城镇化约束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低成本扩张模式难以持续。以土地为例：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1.58亩减少到目前的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再以资源为例：201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此外，环境破坏严重。中国目前大部分城市的地下水不同程度地被污染，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十分突出。

其次，全社会对城镇化的需求和期望发生了深刻变化，低质量的城镇化难以为继。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人们对城镇化的就业、安居、生活品质等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从就业需求的变化看，以往人们能够忍受“候鸟式”、“两地分居”的就业：而今天，人们更加追求在城镇稳定的就业以及享受到完整的家庭生活。从居住需求的变化看，80后、90后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回不了农村，也不想回农村，更希望在城镇安家。

最后，城镇化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规模城镇化难以担当。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的角色和功能逐步发生变化。一是从生产主导转向生活（消费）主导，生活（消费）型的城市兴起是一个客观趋势。二是由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工业项目容纳的就业呈减少趋势，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三是由城乡分割转向城乡融合。城镇空间的拓展成为农业文明走向工商文明的重要条件。新型城镇化承担着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使命。

人品潜力值得关注

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潜力，主要是指其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虽然我们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

第一，人口城镇化有倍增的空间。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就有可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3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实现人口城镇化。

第二，人口城镇化拉动内需的潜力巨大。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内需规模，成为7%～8%中速增长的重要支撑。1.3-1.5亿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能顺利实现市民化，到2020年有望释放至少5万亿元的潜在消费需求。此外，人口城镇化的消费需求还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第三，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落脚点。一是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工业化的转型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由此将形成服务业发展的大环境。二是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三是以人口城镇化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增加。

制度创新在于开放户籍

其一，创造条件，让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要明确提出取消的目标，并且有时间表。例如：1-2年内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3-5年内，除了某些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5-8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

其二，实现农地物权化的制度创新。尽快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地使用权以物权性质，在严格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工对承包土地、宅基地、农房和集体资产股权更大的处置权，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保障。可以收获多方面的改革红利：首先，有利于使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或流转所得的资本进城，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其次，有利于推动农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最后，有利于提高农民在土地出让中的主体地位，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提高农民的土地收益。

其三，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坚定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解决农民工面临的最急迫的子女教育、养老与医疗保险、基本住房保障等问题，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融合。

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伴随着深刻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和政府发展理念的重大变革。对此，需要进一步约束政府自身利益倾向，进一步打破传统城镇化的旧观念、旧框框，进一步改变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以充分、持续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

城镇金融是依托关键

快速的城镇化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党的十明确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之一，也是我国未来最大的发展红利与增长引擎。随着金融深化，我们更应该创新出适合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的城镇金融机制。

据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测算，未来3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25万亿元，城镇化建设资金缺口约为11.7万亿元。但仅靠政府资金和银行信贷的投融资模式已经遇到瓶颈。这就要求我们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寻求新的资金渠道，创造出新的城镇金融机制。其中，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就是顺应这一要求的。

新型城镇化离不开产业的转型升级，国际经验表明，中小企业往往是推动城镇经济增长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但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资本市场对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有着天然的优势。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形成各种形式的创投基金、风险投资、股权基金等风险偏好型资金，可为中小企业提供丰富的融资产品，同时通过场外交易市场、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的发展，又可为其股权流转提供丰富渠道。

农业现代化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生产需要依托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健全显然会制约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假如我们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主体并通过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为农业现代化提供融资支持，既可以促进农业企业做大做强和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有利于满足农民市民化后的保障需求，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保值增值，为城镇居民的生活提供可靠保障。

注重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由于市场资金具有逐利性，在现有的金融环境下，生态建设投入的资金主要还是由政府财政承担。要想生态环境维护得到保障，则必须要有可持续的庞大资金来源。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因地制宜”的投融资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多种功能相适应的金融产品，支持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生态环保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推荐上市，并探索通过发行生态环保债券，以及对债券收益的免税政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多种融资渠道。

（作者单位：上海联基房地产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