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

摘 要：在现代企业中，是“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有必要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不管是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不能以历史的存在来决定未来的状态，也不能以早期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效果和雇佣关系而将之永恒化，以此去断定未来社会形态，否定未来社会中劳动雇佣资本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关键词：资本；劳动；雇佣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典型的组织形式，企业内部的不同参与者在收入分配和控制权上的合约安排，是企业的最显著的特征。在企业内部，某些参与者被称为雇主，而另一些则被称为雇员。雇主对雇员拥有权威，并有权索取剩余收入；而雇员在一定的限度内有服从雇威的义务，并挣得固定的薪水，雇佣关系发生在资本与劳动之间。按照委托――理论的术语，雇主即是委托人，雇员则是人。

这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典型的“资本雇佣劳动说”。张维迎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以严格的数学假设前提论证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合理性，其基本理由是：假定个人存在三方面的差异――经营能力、个人资产、风险态度。因为个人在经营能力上存在差异，通过建立一个企业而相互合作对他们也许是件有利可图的事。这是由于在企业中，那些在经营方面具备优势的人可专门从事经营决策，而那些不善经营的人则可专门从事生产活动。那些从事经营活动的成员应该被指定为委托人并有权索取剩余收入，以及监督其他成员，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主要的“风险制造者”，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行动最难监督。因此，他成为了企业家，而那些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则成为工人。而且，在一个消费不可能为负的约束条件下，一个人当企业家的机会成本与其个人的财产正相关，因而资本雇佣劳动保证了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而对一个一无所有、只能靠借入资本当企业家的人而言，成功的收益归己，而失败的损失却推给他人，因而即使没有能力的人也有兴趣碰碰当企业家的运气；此外，易于观察的股本可以作为一种信号手段标示出有关他们经营能力的信息，从而使这种安排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均衡的结果为：有才能又有资产的人成为“企业家”，有才能而无资产的人成为“职业经理人”，有资产而无才能的人成为“单纯资本者”，既无才能又无资产的人成为“雇佣工人”。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为企业家（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是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就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说，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

实际上，自马克思起这种看法就占了支配地位，但是对这种现象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马克思指出，“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在马克思时代，由于资本雇佣劳动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因而马克思在研究中把它当作基本存在来研究；但是，马克思否认这种现象的合理性，认为只是由于自然因素所限，产生了资本强权。马克思说，“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因而当时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早期资本主义以及更早时期，资本和劳动之间往往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占有关系。在劳动力买卖以后，劳动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就发生了分离，即劳动者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但劳动本身已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的产品也必然归资本家所有。于是，商品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家可以任意处置劳动，总要迫使劳动创造的价值远高于劳动力价值。

现代西方的经济学者基本上也持资本雇佣劳动说，但是，跟马克思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从批判角度进行分析的，而是极力运用各种手段来论证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如威廉姆森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从资产专用性角度来为说明资本雇佣劳动，他们认为如果交易中包含一种关系的专用性投资，则事后的竞争将被事后的垄断或买方独家垄断所取代，从而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由于资本比劳动更具有专用性，那么，为了满足专用性资产所有者参与约束，资本――管理型企业就是均衡的组织形式。阿尔钦、德姆塞茨等将专用性与团队生产相结合，进一步提出那些出资者就是企业所有者，也就是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的人。霍姆特姆等则从激励机制着手，认为在团队生产中由于每个成员贡献的不可分性，每个人都不会主动披露自己真实的努力程度；这时，度量每个人的贡献时所遇到的困难将影响到谁作为监督者的问题，所有权应与最难度量的因素相联系；由于资本的贡献是最难度量的而容易被错估，因此资本雇佣劳动就是合理的。哈里斯和雷维夫认为，投票权应该与剩余索取权正相关，无风险的“廉价选票”不应该发行；由于劳动比资本更容易躲避风险，因而劳动雇佣资本不是一种最优的方式。F・凯尔索等人则认为机器越来越先进是生产力提高的根本原因，而人劳动的复杂性似乎没有变化，因此，资本雇佣劳动起因于资本具有更高效率的必然要求。

资本雇佣劳动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支配性现象，也是当前的主流状态，这是无庸置疑的。现实经济中大量存在的就是“资本雇佣劳动”，它是因资本所有者单边拥有企业所有权而得名。长期以来，无论是古典企业还是现代企业，都把“资本雇佣劳动”当作理所当然的公司治理模式。经济学家们似乎也默认了如下事实：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资本所有者作为出资人也是企业的所有者。以“资本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美国企业，也一度被视为公司治理的楷模。美国也将其经济发展的成就归功于公司治理结构高效率。由此可见，在一定的经济环境和企业特定条件下，“资本雇佣劳动”必然有其优越性，这也就决定它一直是处于主流地位的公司治理模式。

然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总可以看到大量的劳动雇佣资本现象，如大量靠人力资本计股入股的公司就是如此。靠剪息票生活者的资本实质也是被雇佣的，目前越来越盛的人力资本公司、基金公司、咨询公司等都是如此。而且，自从20世纪初以来就日益凸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实质上也是对资本雇佣劳动的革命。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资本雇佣劳动的合理性、永恒性进行反思。

按照科斯的观点，市场运行是有交易成本的，而最主要的交易成本是发现价格的成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机会主义带来的交易成本）。在不存在企业的市场里，消费者购买任何一个产品，都得为生产该产品的每一部分的劳动分别支付价格（这个时候是不存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差别），但是发现每一部分劳动的价格并达成交易的成本将会大的惊人。企业的出现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的替代方法（指的是降低发现价格的成本，企业作为组织运行也有交易成本）。有了企业后，消费者只要和一个主要的人（企业家）签订交易合约，而且生产该产品的要素投入者也只需和企业家签订一个合约而无须和其他（在生产中合作的）要素投入者达成一系列的合约。为了较低交易成本，企业的合约替代了市场的合约。张五常把科斯的这层意思表述的特别清楚。他说企业和市场没有区别，都是合约，企业合约替代市场合约事实上是以要素市场的合约替代产品市场的合约。交易成本的存在是区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前提。显然，企业和市场都是合约，而之所以出现不同合约的选择，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合约选择和企业是合约的观点是十分深刻的。既然企业是合约，那么企业里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合约关系。就雇佣这个概念而言，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区分到底是工人雇佣了企业主还是企业主雇佣了工人。正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所认为的那样，团队生产时要计量每一个成员（工人）的贡献往往是很困难的（哪怕每个人都是诚实的），因为交易成本太大，为降低交易成本就出现了一个替代的间接的计量机制：即每一个团队成员都同意找一个人（企业家）来监督他们，并决定每个人的报酬。这就是以监督者（企业家）衡量的方式来确定各人的报酬。这时候与其说是企业家雇佣了工人，不如说是工人共同雇佣了企业家。张五常爱举黄河上拉船的纤夫的例子来说明雇佣概念的不可靠。从企业理论出发，我们发现企业里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很简单，就是合约的关系。

存在企业合约这个事实，就意味着签订合约对于合约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并且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合约双方才会签订合约。假如有另外的机会能比签订合约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收入，可以预料的是这个合约必定破裂，要素所有者会转移他转让或使用要素的地方。这蕴涵着两层意思：第一，任何要素拥有者都是自利（或自私）的，他们都是要在给定约束下最求收入的最大化；第二，要素所有者对于要素拥有完整的产权。完整的产权至少包括三部份：一为排它性的使用权，二为由排它性使用权带来的排它性的收入享受权，三为自由的转让权。企业合约的双方正是在这两层意义上自愿签订合约的，而不论是在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还是在企业家和工人之间。企业合约的双方的权力是对等的，每一方都可以拒绝合约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企业家不是被动的等资本家来挑选，企业家也可以挑选资本家。而且由于企业家才能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企业家在与资本家的合约中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如果企业合约无利可图，企业家还可以选择退出合约，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资本家一丝一毫的优势地位。当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确员工要听从老板的权威（科斯意义上的权威），但老板的这个“权威”只在合约规定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且在这个范围内员工听从老板的“权威”必须是有利可图的。

资本雇佣劳动这个命题，隐含着非人力资本（资本）优于人力资本（劳动）这样的观点。但是从实践中，我们知道，相对于非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要重要的多。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要存活，就必须能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有良好的反应，企业发展的前景都视乎于此。企业拥有的非人力资本只是“消极货币”，它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机会和市场前景，但不起决定性作用。真正对企业的命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能对市场不确定性有洞察力、做出正确决策的企业家才能。这是企业人力资本中最重要的一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定知识及其人力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家所承担的资本风险大大降低，资本供应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谈判优势将不再是绝对的。所以资本家独享企业所有权和组织租金也将有所变化。

国内有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本在企业运行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含量日益提高，企业对人力资本的依赖性加强。于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就不会满足于完全被支配的状态，就会积极争取部分企业所有权。并且，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有不可分离的特性，导致了人力资本监督的困难。这时，物质资本所有者也愿意出让部分企业所有权，让人力资本所有者也占有部分企业剩余，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经过谈判与调整，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得到部分企业所有权，这也是当前不少企业共同治理模式的主要形式。一旦真正的人力资本家（专业化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者）从拥有人力资本的普通劳动者中分离出来，进一步就会引发经理作为非人力资本家人向人力资本家人的转化，人力资本所有者就会成为企业的主导力量，不仅是分享企业所有权，而且独占企业所有权也不是不可能的。根据企业所有权状态依存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超过物质资本，也有可能会出现“劳动（或者知识）雇佣资本”。

兰玉杰博士认为，光所说的劳动雇佣资本模式的出现与人力资本在后现代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后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本对企业产权制度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合伙制企业，到无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再到股份公司，这是一个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的过程。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非人力资本的货币化、证券化和信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使得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逐步弱化与间接化，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更方便地脱离企业，逃避风险；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异质性、协作性与团队化（事实上，也只有当人力资本以团队的形式出现时，才会有名副其实的“劳动雇佣资本”。）也不断地加强，人力资本成为人格化的知识和技术，作为一种私人信息开始弱化，作为一种公共信息开始凸现，人力资本所有者退出企业将受到更多的制约，因此承担了企业风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抵押性，这一切使得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体现出更加复杂的特性。由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产权权重主要是其资源稀缺程度决定的，在后现代企业合约中，人力资本将成为优势产权，企业中的委托――关系将发生变化，企业所有权安排将使得人力资本获得企业的控制权。”

“劳动雇佣资本”有失败的例子，也有成功的典范。在前南斯拉夫的企业中，曾实行过工人自治，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效率一直很低，最终被“资本雇佣劳动”所取代，但却对“股东至上”的传统模式提出了挑战，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英国出现了共同所有制公司，通过职工持股计划使职工拥有美国艾维斯汽车出租公司，因“劳动雇佣资本”而取得了成功。其实，各国存在的大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也都采取了“劳动雇佣资本”的形式。

正如光在《企业理论创新及分析方法改造――兼评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文中指出：“在后现代式企业和企业制度中，由于管理者分享部分剩余，从而也就具有了企业所有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表面来看，这与资本家出任管理者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反向的过程。不是委托人选择人，而是人变成委托人；不是委托权的初次分配，而是委托权的重新分配；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劳动雇佣资本”。

综上所述，不管是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不能以历史的存在来决定未来的状态，因为历史在演进、条件在变化，否则就可能陷入僵化、机械；不能以早期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效果和雇佣关系而将之永恒化，不能以此去断定未来社会形态；如不能因为南斯拉夫劳动管理型企业并不很有效率，就否定未来社会中劳动雇佣资本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企业的出现是以一种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结成的合约替代市场合约。企业合约出现的前提是各种要素所有者都拥有对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独立的产权，并且企业合约对各方都有利可图。对企业的前途而言，最重要的是一种特殊的、稀有的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用让企业家拥有财富或让资本家优先成为企业家的方法既不能让企业家“诚实”的努力的工作，也不能保证有真正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被选。由于合约的选择与交易成本有关，比较好的让企业家“诚实”工作的方法是为企业家安排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激励合约。而为了保证有能力的企业家被选，我们需要让市场来评判企业家，就使得只有有能力的企业家能存活下来；同时使得企业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定不敢谎报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张维迎.所有权、治理结构及委托――关系［J］.经济研究，1996，（9）.

［4］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关系：兼评崔之远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J］. 经济研究，1996，（9）.

［5］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6］何维达,宋胜洲.论分享制公司治理及其治理结构安排［J］.上海经济研究，2000，（7）.

［7］洪远朋,叶正茂,李明海.共享利益制度：一种新的企业制度［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