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怎样搞艺术?

上海艺术家的观念乃至创作，正在“拟北京化”。最看重“形式”的他们开始“介入社会”了。

最鼎盛时，北京的周末，有300个画廊同时在开展。现在大约只有100个了，且都延长了展览时间。北京的艺术家，则为他们的工作室大伤脑筋，很多装修一新的大工作室不得不拆除：北京即将迎来一轮新的房地产发展期，东五环、北五环周围的大片土地要被征用，北京城继续东扩，小产权的房子和临建都将被铲平。

上海呢?9月份开展的“上海当代艺博会”的人流不及去年的一半。人头攒动的景象不复存在了，但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门可罗雀，真正热爱艺术的人士和收藏家并未减少，相对多了些秩序。徐冰的4幅书法被摆在显眼位置，草间弥生的大南瓜依然惹人注目，几个中东艺术家的作品也被画廊推荐到中国藏家面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30公里以外的郊区松江所举行的、由10位艺术家联合筹划的“当代艺术在松江”活动。

上海艺术家关心国事?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在发给来宾的短信上，落款赫然是“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组委会”，令人触目惊心。

“这个展览筹划有一年多了，中间几次流产，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组委会人士说。关心国事在上海艺术家群落中很罕见，也一直不是“海派”艺术家的强项，他们的长处是与三五个收藏家处好关系，以及在城市与派对中狂欢。有些是以“画坏画”而著称――以前是的确画不好，现在是故意往坏里画，以致形成一种风气：画画得越坏，卖得越好。

显然，上海艺术家是想用这样一个主题，涵盖他们所理解的中国现状。这个没有策展人的展览现场，显得有些凌乱：没有对主题的阐述；灯光的应用与展厅的布置不太考究：作品与环境的关系过于粗糙，让人想到是不是大学毕业生的作品，或者是2003年以前在北京苹果社区或左岸公社举办的混乱而有活力的前卫艺术展。总之，上海艺术家的观念乃至创作，正在“拟北京化”。

这个展览主体以上海艺术家为主，但也包括全国各地共40位艺术家的展览。展出只有60万的费用，以致这个展览只能展出5天，原因是有些租借设备需按时归还。每天，有大巴从上海市内接送观众往返。

松江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与各地城郊的感觉一样，是赶路的“飞地”。如果不是有展览，没有人愿意多来这里。这次，松江创意工坊提供5万平方米场地来向公众开放，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加深对这里的了解；几栋造型各异的loft连体楼构成了展览的主场；草坪上搭建着音乐舞台；跨过流水上的小桥就是一座从苏州整体搬迁而来的大院。这符合中国的国情，在高新技术产业区、工业园区、旅游园区之后，最容易被政府批准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是创意产业区、艺术园区。农民写出《资本论》

在展览中，即便是吴山专的作品《色彩进入剥削》也让人失望，这个用色块拼图而成的墙面作品细看是两个汉字“剥削”，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都流于浅表。也许，他仅仅是将参与展览看成一件乐事。

其他一些艺术家的作品，都似曾相识，这意味着艺术家们在重复劳动，当代艺术每天都在以“增速”制造着各种物品。这是“消费”环节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称为“耗费”，符合巴塔耶的观点：“排泄力量的冲击性爆发”。而艺术品的收藏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是要先成名、为大众所承认，才能卖得好价钱，现在则只要艺术家说服收藏家即可。一旦收藏家接手，即便发现艺术品中充斥着“垃圾”，也必须维护这个谎言，甚至放大，找下一个买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艺术家完成了“生产”，而购买者完成了“消费”域“投资性消费”。

有一个作品值得一提，是金锋的《为农民学者刘石增服务》。他花了几万元购买了河南农民刘石增续写的“资本论”手稿，并且按《资本论》版式印刷成书，限量500本。他还将刘石增请到了现场，跟观众交流。

金锋说，不管他写得好不好、对不对，这个作品已经构成了。这位50多岁的农民自高中毕业后就潜心研读《资本论》著作，40年来所撰写的《资本论：直接法体系》不如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读书笔记或书评，因为600多页的书中，引述马克思的原著就占了一小半的篇幅。

刘石增想证明古典经济学原理的三分法是错的，即“生产、交换与分配、消费”不对，而应该是直接法，即“生产就是消费，消费就是生产”。在与旁人的交谈中，他对美国经济危机的看法，则有自己的见解和道理。也曾经有大学教授想与他合著这本书，但要修改他的观点，遭他拒绝。

假如没有当代艺术，他几乎不可能站到公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