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建筑和设施的招标应废弃低价中标

摘要：笔者认为建设领域自推行低价中标以来摧垮了一大批大企业，由于承建商不可能做赔本买卖，中标者要通过“高价索赔”来弥补，如弥补不了就只有通过偷工减料来降低成本，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生产非标产品的企业，这些都会催生腐败。推行低价中标的代价是：建设工程的质量问题频出，建设领域的职业道德水准下降，对建设领域的破坏后果是难以用金钱来计算的。而公共建筑和设施事关公众的安全，他们主张废弃低价中标。而消除低价中标造成的恶劣影响则需要很多年。

Abstract: I believe that the construction field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ow bid has destroyed a large number of big companies, the contractor can not do trading losses, the successful bidder through the "high claim" to cover, such as to make up for not only by cutting corners to reduce cost, or even a group of specialized companies producing non-standard products, which are spawned corruption.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w cost: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frequent, construction areas of employment declining moral standard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area of damage is difficult to calculate with money. The public buildings and facilities related to public safety, they claim abandoned low bid. To eliminate the adverse impact of the low bid is required for many years.

关键词：低价中标 竞争 腐败 偷工减料 废弃

Keywords: low bid competition corruption jerry waste

作者简介：王加留（1946年生），男，籍贯江苏淮安，高级工程师，学士学位，深圳建筑业协会专家库成员，深圳和东莞市建设评标专家库成员，从事房屋建筑专业，近年研究方向为绿色建筑。

张武（1982年生），男，籍贯四川内江，现供职中建三局珠海分公司，研究方向为房屋建筑。

上世纪90年代初，珠三角某市在建设工程交易中发明了“最低价中标”，据说这是应对建筑市场激烈竞争最简便的办法。也就是不管投标单位是什么背景（开标时名义上也对投标单位进行审查，但仅凭会场几个小时审查众多单位的标书是不可能看出问题的），只要他敢报出最低价，就能中标。结果各地纷纷效仿，政府相关部门把建设工程“降低”了多少成本当成了展示政绩的一项指标。某市建筑工务署就曾经常在报纸上宣称降低了多少多少建设成本。

但有个令人惊异的故事：某大公司的一位高工应聘进一项政府工程的基建办公室，按理该公司拿到该项目较之其他公司会有较多便利。但当这项工程即将招标时，该高工征求该公司意见，该公司竟回答不参加投标，原因就是不愿被低价中标。因为一般工程“低价”中标实际上是假的，往往是低价中标在前，高价索赔在后，这是建设领域的公开秘密。而该工程由建筑工务署作为甲方，索赔不易，因而不愿参加投标。

该工程最后由一“大企业”中标，后来一进场才知道，原来是一家民营企业挂了这家大公司的牌。该工程业主千方百计要避免工程被挂靠企业拿去，结果还是逃脱不了。其实，他们是不知道建筑市场的行情：在该市，只有那家不愿参与投标的公司才不给别人挂靠。

一、 “低价”中标搞垮了一大批大企业

在降价招标、低价中标的思维指导建设工程招标时，大企业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管理体系严密，人员配备齐全，再加上职工福利等一大摊子费用不能不在工程中摊销。而私（民）企自有种种降低工程成本的办法：私（民）企基本不用养现场管理的人才，拿下工程时再招聘人，这些人不在工程投标书的管理人员名单里，老板也不用替他们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投标时需要检查的社保缴费证明是由他们挂靠的企业提供的。国家规定一定规模的工程要配备相应数量的安全员、质量员等五大员，他们现场也绝对不会配齐。一个“萝卜”顶几个“坑”的现象很普遍，建设主管部门来检查时临时把人拉过来应付就行了。这样私（民）企往往能出得起比较高的工资招聘到管理人员，而由于工资较高，大企业的精英往往流失到私（民）企中。

由于国家《招标投标法》几乎规定了所有工程都要招标，大企业按正常收费没法拿到工程，为了养活员工，便发明了给私企挂靠的“创收”途径。曾创造了建设领域“××速度”的某中字头大企业，在本世纪初的某年，在该市的员工仅有70余人有班上，就是在挂靠私（民）企里“挂名”的，其他人都待岗。

创造了近二十个建筑工程最高奖――“鲁班奖”的长三角某大企业（前述不愿投标建筑工务署管理的政府工程的公司）不能灵活经营，已撤消了几个土建工程处，所剩还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土建工程处实际上也是同属内地某城市的私（民）企加盟该公司的。

二、“低价”中标催生腐败

在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私（民）企之所以敢于报低价得以中标，就是因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用“高价索赔”来弥补。当然，高价索赔要想兑现，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要贿赂甲方、监理的相关人员，“过五关斩六将”才能达到增加造价的目的。而大企业是没法处理这些费用的，因为他们内部有严格的财务制度，不像私（民）企老板可以直接从口袋中掏出一大迭钱塞到甲方或监理相关人员的口袋中（当然现在的处理方式隐蔽多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某企业在和甲方相关人员打交道中花了些在今天看来完全是小钱的费用，但他们傻乎乎地实名记账（不管是以“加班费”还是什么名义）；结果89年的“廉政风暴”一来，检察院查账，那些收了小钱的甲方相关人员被对号入座，登台示众。请问还有哪家甲方的管理人员敢收受这种企业的贿赂？

为什么建设领域是腐败的重灾区？“低价中标”不能不说是催生因素之一。

三、“低价”中标的代价是降低工程质量

有些企业投标时一时冲动报了低价中了标，但仔细测算后要亏本，又不能违约弃标，就转给其他企业，自己拿点提成完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私（民）企老板是不可能从家里带钱来赔本搞工程的。拿到工程后，他们要想尽办法把最后结算价调上去。因而他们希望变更和签证越多越好，才有理由调整工程造价。私（民）企招聘某些岗位的人才时，就要考察其搞签证的能力。

上海某民企挂靠上海建工集团某公司，以万科历史上最低的报价拿到了万科上海公司的某10万多平米的小区工程，然后就想尽办法搞签证。但因为万科是很成熟的房地产企业，在经过图纸会审这一环节后，几乎很难再搞什么签证。于是老板要公司总工亲自出马找图纸中的问题，要求一周内每栋找出80个问题来。当时大多数栋号的主体已经上到了8层，真让人啼笑皆非！如果图纸中真有那么多问题，能搞到8层吗？结果这位总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找到40条问题，并且有些设计虽然不合理，但却无法变更，因为万科对设计方规定了限额。结果这家施工单位找了高手来搞结算，花了几年时间扯皮才勉强达到保本。

然而大多数工程都不可能在低价中标后搞到那么多签证来提高造价，于是就要想办法降低工程成本。谁都知道“偷工减料”这个词。但实际上很多分项工程“工”是没法“偷”的，就只有设法“减料”了。然而“料”的数量往往是没法减的，甚至经常还要超。例如：设计图纸往往规定粉刷层厚度是20米毫米，但主体施工稍有偏差，粉刷层厚度就会超过20毫米。为了满足外墙垂直度的要求，外墙基层粉刷局部七、八厘米厚也是有的。这就势必造成材料数量的超支。那就只有在材料价格上下功夫。

材料供应商也不可能提供“免费的午餐”，那就只有以降低材料质量为代价，这就催生了一些专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业”。事例真是不胜枚举：某工程采购的荧光灯居然只有三个月的保修期（而安装工程的保修期是两年！）；某工程安装的水龙头还未交工就损坏。有一种新型排水管叫“双壁波纹管”，其管壁本来应当像是水管缠绕而成的，而现在有种“双壁波纹管”的管壁却是两层不足1毫米厚的薄塑料皮。以致某工程使用这种排水管，工程还未交工，仅是回填土的沉降就使它破损而无法排水，而不得不返工改成混凝土管。至于装修材料的以次充好更是普遍。而检测单位的个别害群之马，收到红包就能出假报告，给假冒伪劣产品开出通行证。而送检样品与现场所用材料货不对板则是常用方法。

近年来在建建筑工程垮塌事故屡见不鲜，也许与下列事实有关：建筑工程的支撑系统一般用扣件式钢管或门架系统，标准的钢管壁厚3.5mm，却有企业专门生产非标的壁厚3mm的；标准的门架一只重28市斤，却有企业专门生产非标的一只重21市斤的（通过降低杆件壁厚实现）。为什么会有这些生产非标产品的企业出现，因为按国标生产价格就降不下来，就卖不出去。要命的是：国家规范和支撑系统计算软件都是按照标准壁厚的，这就必然使现场施工出现盲目性。

低价中标使一些资金实力不很强的私（民）企运作困难，因为建设工程申报月进度款是在分部项工程完成一个检验批后才能上报的，之后还得经过一系列的审批手续才能把已经垫付下去的工程款拿到手。现在工人的工资款是不能拖欠了，只有拖欠材料款。而有些抢手的材料，材料供应商需要付现金才能供货，甚至还要排队等出货。资金不十分雄厚的总包方就经常发生拖欠材料款，没办法时也会有拖欠工资款的情况。这就不时产生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

有些不是很成熟的私企承建商刚开工时财大气粗、出手大方，工资都是准时发；但由于是低价拿下的工程，上主体时人工、材料都要倒贴钱，到了工程后期，因为要有相当一部分工程款要待竣工结算后才能拿到，承建商就被拖得到处欠款，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来协调债主。这一类老板由于不愿花高薪请高手操作，或者他的管理层忠诚度有问题，他同时搞的工程越多就会越困难。

刚刚发生的“7.23动车追尾事故”中，高架桥两侧的悬梯居然因为“年久失修”而无法使用。动车才开行了几年？居然其悬梯已经无法使用了，可见工程质量之差。

桥梁的设计寿命基准年限是100年，而钱江三桥建成才十几年，引桥居然被车（当然是超载的）压塌了。才5000多米长的大桥，居然分成十个标段招标，请问施工怎么管理？桥板之间的间隙居然有10多厘米，因而无法让桥面整体受力，使单个桥板承受重载车的压力而坍塌。难道承建单位的技术人员不懂规范？说穿了，可能还是因为低价中标后要设法“降低”成本。因为单位长度的桥板填缝材料花费显然比高大的预应力桥板便宜，加大每两块桥板之间的间隙，也许整个桥宽就会省下一块桥板。

近年来电梯事故频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缘于低价中标。业内人士表示，电梯行业存在恶性价格竞争，产能过剩。一些厂商出了所谓“经济型”电梯，这些经济型电梯与正常的电梯相比，有些功能被减掉，隐患也必然增加了。

据法制晚报介绍，我国的电梯问题一般出现在安装、维保、后期使用方面上。现在电梯安装费用特别低，安装人才大量流失。

据媒体报料：现在很多电梯的业主都通过第三方维保商对电梯进行维保，目的就是为了节省成本。例如，如果是厂家维保，一部电梯一年的维保费用为7000元左右，高的达到1万元，而第三方维保商却能将其压缩到3000元左右。

《湖北日报》近日就披露，武汉虽活跃着大大小小有资质的电梯维保单位近200家，但两三个人搭班子四处揽活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小公司或“草台班子”为揽活一两百元就干，大打价格战。以低价承揽到合同的小公司，不是从维保周期、检测项目上打折扣，就是在零部件上偷工减料。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负责电梯维保的第三方公司报价超低，导致成本大幅压缩，维保流于形式，甚至根本都没有维保。而相关工人普遍资质不够，甚至不具备操作技能。

质监部门也发现，部分物业单位贪图便宜，选择维保单位时只看价格不问服务，或当“甩手掌柜”，对电梯安全不闻不问，出了故障才突击排查一下，留下安全隐患。

四、低价中标让监理丧失监管能力

也许有人会提出：不是有监理和甲方的人在现场监管吗？但你知道吗？监理也是低价中标的！有些监理合同是“阴阳合同”，到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合同里监理费是按国家规定收费，而实际实行的是另行签订的协议，规定了低价。有些监理费连监理工程师的工资也付不起。只好一个“萝卜”顶几个“坑”，监理工程师同时管几个工程，开会或检查时到场，平时就让一些年轻而欠缺经验的人在现场监管，因为工资低呀！

监理工程师工资低，很多精英人才就不愿当监理工程师。但也有人愿意干，其中原因不言而喻，就是监理工程师有一些承建商提供的灰色收入可以“堤外损失堤内补”。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还怎么监管？遇到水平高的能把握住“度”，不出事故，而遇到水平低的再加上一线操作离谱的，不出事才怪。

五、结束语

公共设施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设施采购必须满足安全这一标准。通过公开招标降低成本是目前采购环节基本都采取的办法，但前提是最后中标的产品必须满足相关安全质量标准，而不能只看谁的价格低。

而公共建筑事关公众的安全，其价格的组成哪一样是能降的？如要降价招标而让低价者建造，必然会降低工程的质量。上世纪房屋建筑工程预算定额曾出过几代版本，是历经实践千锤百炼总结出来的。而搞低价中标说就了。近年来对于土建工程的利润有这样的评价：“金桥、银路、钻石坝、草房”，这形象地说明了房建工程相比于桥、路和大坝，利润是何等之低。推行低价中标以来十几年，对建筑企业造成的破坏已经很难以金钱来计算：诚实经营的企业被“逼良为娼”，否则就要被“逆向淘汰”。关键问题是建设领域的队伍素质变差了，职业道德变差了，管理人员的忠诚度差了。工人技术水平不高而要价却很高，动辄闹罢工，实际上现在老板难当。笔者从事建筑管理数十年，深感管理难度比之上世纪要困难得多。

即使国家高层领导认识到推行低价中标是走了一段弯路,而下决心扭转,其已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消除还需要很多年的努力.现在首先要从摒弃“低价中标”思维做起。

令人欣慰的是，有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低价中标”的危害：万科深圳公司向外发包工程就找那种质量意识强的单位，质量要求高，造价也比市场行情一般提高两个百分点。这种甲乙方正是值得我们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