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问题

赵刚，清华大学博士后，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地缘战略与国家安全、能源战略、科技外交、科技与创新政策等。他提出的地缘科技学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主持多项部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发表文章百余篇，著有《地缘科技学》、《地缘科技学与国家安全》和《科技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等多部著作，译著有《石油战争》、《粮食危机》。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确立七大产业后的起步之年，从中央到地方，均已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列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其中，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新能源产业更是成为重中之重。目前，尽管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尚没有正式，但全国各地均抱以极大的热情，可以预料，新能源产业必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新能源产业的前景可谓是一片光明，但是面临的挑战也有很多。综合国内外的发展形势，我国政府和企业还需要妥善处理好若干战略问题，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产业化、资源利用与保护、国际化等几个方面，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到制高点，赢得主动权。

一、技术创新问题

技术创新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新能源产业的产能和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但自主技术却不仅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也落后于市场发展需求，一些关键部件和核心工艺技术均依赖进口，例如风能的电机制造技术、多晶硅和单晶硅的提纯技术等，这显然潜伏着深层次的危机。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通过新能源技术与标准构筑新的产业技术壁垒，我国企业有可能被束缚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必须实现技术突围。

因此，我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当务之急是大力推进技术创新。首先，要通过科学论证，明确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关键技术，从而确定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的主攻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紧跟当前世界新能源技术发展的潮流，对现有技术和设备进行改进，也要前瞻性地加大对下一代技术的研发投入，获取行业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其次，政府要大幅投入，进行研发支撑。由于新能源产业技术方向选择的难度大、投资回收期长、风险相对较高，一般企业都不敢贸然进行投入，在此情况下，政府必须扮演先行者的角色，拿出一定的财政资金进行前期培育，支持企业创新，进而推动社会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进入，形成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

第三，要加强新能源产业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当前，全球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知识产权的竞争。随着新能源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对相关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空前的挑战，因为如果不能对国内技术创新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就会打击他们创新的积极性；而且，如果任由一部分企业非法侵权，在国际竞争中容易遭遇国外跨国公司的国际知识产权诉讼，对国内的创新环境和舆论造成不良影响。

第四，要走在新能源技术的前列，就需要尽快形成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研发队伍，要特别注意培养和引进高端专业人才。即，一方面要在大学教育中，加强新能源相关的本科、硕士、博士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派遣留学生到发达国家进行交流；另一方面要花大力气从国外引进技术人才，为他们提供创业和实现价值的优良平台。

最后，在实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先进，我国有必要通过合作与交流来逐步缩小彼此的差距，但鉴于对方不可能将核心技术进行转让，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技术锁定，抑制技术扩散。因此，我国发展新能源产业需要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大力开展自主创新。

二、产业化问题

产业化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基础。各类技术创新主体通过研发获取的技术绝不能束之高阁，而是必须能迅速的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目前，我国有些技术的起点不低，但产业化上出现困难，造成站在技术的领跑线上，却输在产业化的起点上的窘况。

从这个角度来讲，新能源产业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技术创新，还要在技术推广上大做文章，特别是要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要明确面临怎样的市场，应该采用怎样的交易方式，使用怎样的发展机制。只有在商业化方面取得成功，才意味着一个产业或企业真正取得了成功；否则，技术创新就是无用功。

首先，在推进技术产业化时，必须选择合适的技术，在这里，企业不一定是选择最先进的技术，而是要从客户最终的市场需求来着手，必须不断加强与潜在客户的交流和沟通。只有把最合适的技术放在最合适的地方，一个企业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而且，要关注产业链上的相关技术，例如在太阳能发电领域，发电的技术解决了，还要考虑并网、配电，对电表、电网等进行系统改造，任何一项技术存在缺陷，都不能取得最大的整体效益。

其次，在推进技术产业化时，要寻找技术创新与经济效益的平衡点，需要有符合国情的商业模式作为支撑，推动相关利益方能够进行正常的商业交流和商业竞争，使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获益，包括材料供应商、生产商、电力公司、储能厂等能风险分摊，利益共享。只有商业模式的创新取得成功，才意味着一个产业或企业取得了成功。

第三，要正确处理新能源产业市场与传统能源产业市场以及碳交易市场之间的关系。显然，新能源产业的崛起，将给传统能源产业带来一定的压力和挑战，这个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将会带来沉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国要根据当前的发展阶段，合理引导两类能源市场，并将其与碳交易市场之间形成良好的对接，从而有利于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

第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政府引导、支持的过程，政策扶持与财政补贴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与市场化应用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目前新能源的研发成本、使用成本普遍较高，政府需要对使用新能源企业及用户给予相应的财税补贴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防止权力寻租和套取补贴的行为，二是要防止与WTO规则相冲突而引发贸易冲突。

第五，要建立和完善产学研合作体系。企业在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方面具有优势，应该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体；高校在知识创新方面具有优势，既有利于知识创造，也有利于人才的培养；科研机构在应用研究方面有专长，要快速推动产业化，就要各自发挥优势，把各方具有的独特资源和优势引进有效组合的新的联合体，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分散风险和实现优势最大化。

最后，在实施新能源产业化战略的过程中，要注意给民营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合理地进行新能源产业的布局。从目前来看，我国民营企业的作用被忽略，受到了较多的不平等待遇，面临资金短缺、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由于民营企业具有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灵活的机制，能够在新能源产业中大显身手，在某些细分市场上快速形成竞争力。因此，政府需要为民营企业创造宽松政策环境，提高其战略地位，给予更多的支持。

三、资源利用与保护问题

资源利用和保护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战略资源的竞争日趋白热化，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长期以来，以美国、欧盟、日本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将实施全球资源战略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之下，我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不仅存在海外资源开发困难的僵局，而且面临着国内的战略资源大量流失的尴尬境地。

这种状况在传统能源资源领域比较普遍，在新能源产业领域也是如此。例如，作为世界上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我国对天然铀的需求日益增加，但自身拥有的资源量却并不丰裕，容易受到国外制约，为产业发展敲响了警钟。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科学家在核研究上已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实现了核动力堆中燃烧后的核燃料的铀、钚材料回收，使得在现有核电规模下，探明的铀资源从大约只能使用50到70年，变成了足够用上3000年。

再如，新能源要得到大规模应用，就要突破并网瓶颈，大规模储能技术被认为是支撑新能源普及的战略性技术。长期以来，钒钛一直被看作钢铁的附庸品，其作为稀缺战略资源的价值远未得到体现，如果从作为储能产品原料的角度来考虑，其重要性将得到大幅度地提升。同样，锂是新能源汽车中锂离子电池的关键原料，如果不能将控制锂资源，也将影响这一产业的长远发展。

特别指出的是，稀土是新能源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源。长久以来，由于缺乏完整的产业政策体系并且实施力度不够，导致我国稀土资源大量流失。近年来，政府对稀土资源价值的重新审视，先后出台了禁止加工贸易、出口配额、提高出口关税、出口认证等一系列政策，稀土资源的保护力度正在加强，但却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反对，指责我国限制出口的措施对世界其他国家有“极大破坏性”，要求放宽对稀土产业的管制。

因此，要保证新能源产业的长远发展，我国就要加紧相关战略资源的利用与保护。首先，要推动新能源资源的资源化，而这归根到底取决于矿物新性质的认识和评价，取决于新资源勘查、采掘、加工技术的突破。基于此，我国需要逐步加强新能源资源的勘查、评价和开发利用技术准备工作。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稀土开发一直存在过度开采的现象，必须得到遏制。

其次，要快速建立战略资源储备体系。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对战略资源的消耗快速增长，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大，受国际资源市场的影响不断加深，使得这一约束成为制约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和健全高效的战略资源储备体系。

第三，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但是在稀土等方面还有一线希望，目前我国的稀土储量达3600万吨，占世界储量的36%，供应量占全世界95%以上，因此不能将定价权拱手相让，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打击非法开采，设法提振稀土价格。

最后，在实施资源利用和保护的过程中，我国要积极开发海外资源，打破发达国家对世界资源市场的可能垄断，在世界矿产资源的再分配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容易引起国际竞争，大量进口极易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为此，我国需要大胆出击，但要谨慎行事，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国际矛盾和争端。

四、国际化问题

国际化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的新能源产业除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参与国际竞争。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纷纷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力图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市场迅速扩大。

首先，要推动研发领域的国际合作。尽管前面强调了新能源技术的自主创新，但这并意味着闭门造车，自力更生，而是要以开放的思维，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此，我国要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研发产业的转移，要通过各类创新计划，特别是提高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地位，推动国内企业与国外知名的新能源研发机构共同研发，以快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其次，要推动新能源企业“走出去”。目前，我国的新能源企业在海外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如无锡尚德、华锐风电、中广核、比亚迪等企业不仅在国内赫赫有名，在国际上也颇具竞争力，不仅进行了跨国并购，产品也已经大量出口海外。以此为突破口，我国要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积极打造国际品牌，在部分领域消化相对过剩的产能。

第三，要积极建设海外中介服务机构。鉴于我国的企业在海外经营会遭遇各种困难，特别是新能源项目有各种风险，如项目施工、运行中的风险，技术方面的风险（即要达到当地相关技术标准）；除此之外，还面临各种各样的政治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文化风险等。企业自身无法面面俱到来规避风险，需要从国家的层面提供有效的帮助。

最后，在实施国际化战略的过程中，我国要特别注意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即推进能源品种、合作领域、合作地区、合作方式的多元化，因地制宜。这是因为，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在核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领域的技术水平不同，技术特点也不同，合作的开放程度也不同，我国需要根据对方的，特点，采取适当的合作方式，既不能全面撒网，也不能独守一家，要形成高效的新能源全球合作网络。

需要注意的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新能源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进行海外扩张，容易牵动其他国家的注意力，难免被扣上倾销的帽子。为避免这种情况，我国的新能源企业要练好内功，做好人才储备，提高产品与服务品质，在做大做强以后，再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本土化的策略，使用东道国当地的劳动力，促进就业和税收，从而化解其抵触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