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失衡的原因及影响探究

内容提要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中的中方顺差一直呈现出大幅增长的态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由跨国公司主导的新型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及由中欧生产要素的结构差异导致的国际产业转移等。日趋严重的中欧贸易失衡不仅使表面上拥有贸易逆差的一方在贸易谈判中获得了有利的谈判地位，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全球经济失衡，并强化了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着的严重缺陷。

关键词 中国 欧盟 贸易不平衡

一、日趋严重的中欧贸易失衡

据中方统计，在中欧贸易关系几十年的历史上，直到1996年欧盟还保持着对中国的顺差（0.42 亿美元），自1997年起才由先前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转为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主要原因是该年欧盟吸收了10个新成员引起的中国对其出口的大量增加而带来了统计数字变化）。如果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界，则在这之前（1997―2001年）的五年时间里，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总体来看数额还不算太大，最多时每年有70多亿美元；而从2002年起，中方对欧盟的逆差规模开始呈加速上升的态势（见表1）。

毋庸讳言，自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欧贸易中的中方顺差一直呈大幅增长态势, 每年几乎增加一倍。2006 年更是达到了创记录的917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中欧双方因对原产地规则的不同理解及统计方法上的显著差异（欧盟通常将经第三方主要是香港转口的中国大陆出口产品也视为来自中国的出口），导致了双方在贸易失衡的统计结果上差别较大（见表2）。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在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或欧盟对中国贸易逆差）出现的时间上说法不一致――欧盟认为其对华逆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2年），而根据中方统计则在90年代中后期（1997年），两者相差5年之久。二是双方对贸易逆差的统计结果相差甚远。例如，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2006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约为917亿美元；而根据欧盟方面的统计，同年其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1700亿美元。而且，随着双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两者的统计差距也越来越大，从而也成为了中欧双方经常相互反驳的话题。中国认为欧盟方面夸大了对华贸易赤字的规模，中国所拥有的实际顺差并没有那么大。

二、中欧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由跨国公司主导的新型产品内国际分工深入发展的结果。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和新的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开发，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巧妙地将其制造业产品的“价值链”分割成一个又一个的生产环节，再按照东道国生产要素的不同禀赋将它们分别地配置到世界各地或是将其以转包的形式交给他国生产，最终以最小化的成本获取了最大化的利润。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因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拥有“世界一级的基础设施和世界三级的劳动力成本的独特组合”，而成为这种被称之为“产品内新型国际分工”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竞争者。这一点从近些年造成中欧贸易中方巨额贸易顺差的商品构成就可看出, 因为它主要是集中在办公及通讯设备及纺织服装这两大类中国出口商品上。以中国对欧出口增长最快的机电设备产品为例。众所周知，中国在这一领域从事的主要是产品加工或组装等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 而包括欧盟在华投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则成为了该行业生产和出口的真正主力军（其在中国总出口中的比重目前已经占到近2/3，而且多是以外国品牌加工生产的。最近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在一个售价为299美元的iPod中，苹果公司拿走了80美元的利润，而中国仅获得了4美元的组装成本，占全部售价的1.3%；每个售价为20美元的芭比娃娃也只有约35美分作为组装收入留在中国。因此，尽管众多的来自中国的办公及通讯设备的产品标签上打的是“中国制造”的字样，然而其真正含义应为“在中国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因为它们实际上都是由分散在许多国家的流水作业线制造出来的，而只不过是在中国完成最后一道组装工序罢了。而在这一过程中，包括来自欧盟的在华跨国公司承担了出色的组织工作。因此，“中国制造”的更准确含义应该是“世界制造”。

（二）由中欧生产要素的结构差异导致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近十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国际产业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中国等低收入国家因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强竞争优势，使其成功地承接了来自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这也成为了中国享有中欧巨额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这部分贸易不平衡完全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全球产业分工在中欧这两个经济发展仍处于不同阶段的经济体之间重新整合的结果，是中欧双方自身比较优势的自然体现，也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和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由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和国际生产力的重新布局而带来的国际产业结构转移与调整的结果。

再以在中欧贸易不平衡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纺织服装产品为例。这类产品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欧盟国家实属夕阳行业。中国能够向欧盟大量地出口显然主要得益于中国产品基于低廉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欧盟作为高收入的福利国家集团，消费在其GDP中的比重普遍较高，从而需要进口大量的工业制成品；而由中国加工制造的这类产品因其较强的成本比较优势，所以明显地改善了欧盟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根据欧洲央行的统计数据，仅2001年初至2004年初三年时间里，欧洲工业界支付的中国进口品价格就降低了约16％），增强了欧洲消费者的购买力，满足了欧盟市场的真实需要，受到了欧盟国家消费者的普遍欢迎。但是作为低收入国家，中国一方面对于欧盟国家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高附加值产品的购买能力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中国急需从欧盟方面进口的高技术领域产品却因其对华军售禁令而遭到了限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欧贸易顺差将具有长期性。因为只要中欧双方的生产要素结构维持现状不变，则贸易不平衡就一直会存在，因为它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自发配置生产要素的必然结果，由中欧双方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而决定，更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织部分。

与此同时，国际产业结构的转移与调整也带来了中国与其东亚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东盟成员国的贸易失衡――中国拥有大量的贸易逆差。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是由于这些东亚经济体借助于对华直接投资，把大量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移至中国，以中国为加工生产基地，利用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为其代加工产品，成品则被大量地输往欧盟及美国等市场，这种新的全球供给链直接导致了原本已存在多年的欧美国家对上述东亚主要经济体的部分贸易赤字转变成为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而这些东亚经济体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由于其生产中需要的大部分中间产品（此类投资又被称之为垂直投资）又主要来自母国，故又造成了中国对这些东亚经济体双边贸易中的大量赤字。这些逆差始自于2000年（约400亿美元），并一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至2006年，中国对上述贸易伙伴的逆差总额已达1539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欧盟与美国的顺差总额约为2359亿美元。据此可以认为，中国从后者获得的庞大贸易顺差总额的相当一部分（约三分之二）又被 “转送” 给了自己在东亚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因此而枉为欧美“最大的贸易顺差伙伴”。

（三）欧盟表面上的对华贸易逆差掩盖了其在华企业的巨额隐性投资收益。

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披露，2005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3.11%。这些直接投资在获得巨大海外投资利益的同时，其以投资代替部分贸易的后果也给母国带来了大量的贸易逆差。事实上，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中的相当一部分是 “市场导向型”，产品主销中国市场，于是欧盟在华投资企业的生产就部分地替代了其对华出口（此类投资又被称之为水平投资），即以对华直接投资部分地替代了对华贸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减少了欧盟对华的出口规模，却加剧了中欧贸易的失衡。

而过去近三十年来中国以大量地吸收国际直接投资（FDI）为特征的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也使其出口贸易额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利润被包括来自欧盟国家在内的在华投资企业获取。对一些欧盟企业而言，中国早已成为其第二故乡。仅以钢铁行业的机械制造商SMS Demag为例。该公司目前已有超过40%的收入来自于中国。不仅如此，外国投资者甚至还部分地分享了中国屈指可数的加工组装费收入。然而，目前在中欧双边贸易的统计数据中尚未考虑到欧盟国家在华投资企业所获得的巨额收益。因此，相对于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所获得的微薄组装与加工费收益，跨国垄断资本才是真正的最大赢家。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掩盖了其在华企业获得的巨额投资收益，也大大低估了欧盟方面在中欧贸易中所获得的真实利益。

三、中欧贸易不平衡带来的不良经济后果

（一）使拥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在贸易谈判中获得有利地位。

其实，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一国特别是拥有大量跨国公司的发达国家的外贸赤字早已不足以说明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然而，一些国家或是处于习惯思维、或是处于政治利益的考量，还是有意无意地保持着夸大贸易伙伴对其贸易顺差或本国对贸易伙伴逆差的倾向，其真实目的在于增加自己在市场开放、行业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些实质性问题上讨价还价的砝码。在欧盟方面看来，充分地利用贸易失衡这只可以信手拈来的替罪羊，更便于为自己多争取到一份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

（二）进一步助长了全球经济失衡。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迅猛增加，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也呈现出爆炸式增长。2003―2006年，中国累积经常账户盈余达到5250亿美元，另外还有228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二者相加大致等同于7770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积累。中国目前经常账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10%，是日本历史上最高比率（1986年为4.3%）的两倍还多。如果加上长期资本流结余（净外国直接投资），则目前中国的“基本收支”盈余已达到GDP的12%。到2007年7月，中国外汇储备已高达1.4万亿美元，规模居全球之最，超过了中国GDP的五分之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虽然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是也造成了中国经济严重的“流动性过剩”， 推动了房价、股价、资源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更助长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扭曲。当然，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呈现出的“双顺差”局面，也无疑也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更使中国成为了众矢之的，将国际压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还必须要承担起调整的义务。另外，也会给国际社会造成中国掠夺他国资源等不良印象，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往往被误解为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拼命试图利用其大规模外汇储备来压低国内通货膨胀率，以赢得较世界其他国家更大的竞争优势的错觉。

再次，强化了现有中国经济传统增长方式中存在的严重缺陷。

应该看到，欧盟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反映出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严重缺陷。尽管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中国目前出口贸易中的“井喷” 现象和“世界主要贸易顺差国” 的地位，在反映出以政府保护和本币低估为核心的“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战略获得了空前成功的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过度地依赖投资（尤其是基本建设方面投资）和出口（主要靠成本低廉的劳动力）的弱点也日渐凸显。事实上，中国一直以来的经济进步是建立在一个在长期看来并不可持续的模式基础之上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依赖廉价的贷款、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现代经济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有效的管理而成长的微观经济，而非不停地注入资本；也需要独立的银行，且能以商业利率进行自由放贷；更需要引导民众少存钱多消费，让国民经济摆脱对投资和出口的不健康依赖。而这些，都离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相去甚远。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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