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转型不应躺在政策上

代工企业的产业布局，不仅仅是转移的问题，还有如何升级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冯飞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专访时说。在自建品牌问题上，代工企业不能押宝在政府政策上，而是需要不断提高企业自身的能力。

代工企业在中国政府二三十年来给予的土地政策、税收优惠以及技术研发的补贴上快速发展。这让很多企业津津乐道的同时，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政策依赖心理。但接下来，政策可能帮不上他们什么忙了。

CEI：近日，阿迪达斯宣布关闭在华最后一家工厂，这家工厂其实是阿迪达斯在中国的代工厂。关闭虽然有些遗憾，但也暴露出中国制造业的短板。

冯飞：代工问题要从两方面的来看，一方面就是它自身也在升级，产生了一些溢出效应，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叫Spillover，包含一些技术溢出和经验溢出。

另外一方面，代工企业总体上是附加值偏低。比如苹果的一个产品，300多美元的售价，中国的代工企业获得的也就是十几美元，这就是微笑曲线的底端水平。而代工企业在产业升级中，空间会越来越小，因为要往上走的话，必然不会走代工这条路，而是走品牌之路，包括研发、设计，往整条价值链高端升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讨论比较多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数字化制造，美国现在数字化制造设备增长很快，靠机器来替代劳动，因为它的劳动成本高。机器替代人力后，一部分人力可以裁掉以降低成本，一部分人力可以用来控制机器。机器是数字化、智能化的设备，如果这些因素叠加进去，美国制造业复苏的势头可能会更猛。

CEI：这是不是意味着国内制造业已失去了原来廉价成本的优势？

冯飞：产业梯度转移也有其内在的转移机制，大致有三种，一是成本驱动型，二是资源环境驱动型，还有市场驱动型。

肯定是既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转移，也向中国周边国家转移。向境外转移是大势所趋，比如向越南、印尼和泰国。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大致是中国的38%左右，跟我们和美国的成本差距相当。而且他们的原材料成本要比中国低很多，比如纺织，棉花原材料价格是中国的70%，这两个因素就使得很多纺织企业转移到中国周边国家去了。

目前这种产业梯度转移，不光是跨国公司从中国转移到周边国家，也包括中国的一些本土企业，像浙江、广东的一些企业转移到周边国家去。因为产业梯度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国内一些企业转移到国外的情况，我去做过一些调研，比如说泰国，他们的产业园区主要是中国企业在那，他们那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产业配套能力不足。他们那的工资确实不高，原材料也便宜，但是，配套能力不行，比如服装的拉链、纽扣和面料都得从中国进口。

因此，我们还是希望把产业梯度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但这并不是说中西部地区就要全盘接收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因此，在中西部地区承接梯度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注意下面这三个问题。

首先，产业梯度转移应该和产业升级结合起来，不能把沿海地区的企业照搬到中西部地区。其次，要承接好东部代工企业，还需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最后，龙头企业的进入和配套企业的发展要结合起来。所以，代工企业在这里还有相当长的一段发展时间，不会迅速地消失。

CEI：从全球角度来看，国内制造业依然有较强的吸引力。

冯飞：对。主要是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强，门类齐全，效率相对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是周边国家无法媲美的。但我们的代工企业也面临升级问题，中国工业领域的增加值率是26.6%，美国是44.9%。中国的附加价值还是偏低，处在国际产业的低端。因此，从OEM升级到ODM，企业的附加价值才会高。

需要注意的是，代工企业往上发展的话，就是创立品牌，搞研发、营销体系建设。而且人工与机器两者的替代关系有一个平衡点，当劳动力工资涨到什么程度时，购置一台机器人可能比雇佣工人成本更低，应当计算清楚。再加上机器人在精细化，良品率方面有一定的提高，在人力成本涨到一定程度时，代工企业也会使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力。这些都是制约国内制造业发展的难题。

CEI：产业政策对从OEM到ODM这个转变有多大影响？

冯飞：产业政策对产业升级的效果是有限的。我们的很多产业政策是在控制投资上有效，在产业升级问题上基本无效。所以，在代工企业升级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政府采取什么政策，而是企业的能力和意识。

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认识：政府给的研发支持和项目是一个旗帜，它可以向社会融资，加大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的信心。但哪个创新企业完全躺在政府的政策上能发展起来？

CEI：从经济学的微笑曲线角度来说，生产加工环节是附加值最低的环节。只有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才能获取更多附加值。

冯飞：我觉得在自主品牌发展问题上，我们现在面对的竞争对手不光是代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自主品牌企业现在比较大的困难，不是在生产环节，而是营销渠道的建立上。比如建直销店，阿迪达斯的专门店，李宁要建，匹克也要建。

然而，百货商场对自主品牌和国际品牌完全是两个态度。百货商场认为国际品牌对它们提升档次的，所以给其的柜台费，租用费要比自主品牌低很多。但自主品牌要进去很难，特别是一个新创办的自主品牌。在最初进入市场的阶段，它们可能认为这就是个烂牌子，对它们来说不是提升商场的档次而是降低。所以，对这些自主品牌进行排斥，或者说比国际品牌的租用费用要高很多。

再加上外资品牌的资金实力非常强，中国企业创办一个品牌、铺一个营销网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甚至比建一个工厂的投入还要高。当然，自主品牌的产品自身也需要提升质量和档次，但这个进步空间相对要小了。现在要做的是怎么帮自主品牌建立营销渠道，帮着它们宣传品牌，降低交易成本。

CEI：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冯飞：政府在宣传自主品牌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比如政府出面主持自主品牌的品牌推介。韩国当年在建立自主品牌，特别是面向国际市场推介韩国的品牌时，政府给予了大量资金补贴，帮助它们在电视、纸媒上做大量广告。

另外，在流通环节的秩序上，政府要有一定的监管。因为在商场进入环节上还存在不少歧视性问题。这就可以借鉴一些地方政府解决买菜贵的办法——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他们采取菜价公开，摊位租金公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