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改进效用函数评价法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时间:2022-08-26 07:11:05

基于改进效用函数评价法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摘要:目前对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依据某一年的经济指标数据进行静态评价,其结果不仅忽略了指标数据的滞后效应、评价表达式的客观性而且没有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在全面分析效用函数评价法的基础之上,通过引入齐次函数假设,创造性地优化了传统效用函数评价方法的上述缺陷,构造了评价区域经济与环境发展的综合指标ASTU,并运用该指数客观地对中国2014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不仅拓展了区域经济评价的新思路,也为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研究表明,基于ASTU的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行之有效,操作简单,其结果要比现有区域经济评价方法更加科学。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tatic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is mainly based on a year of economic indicators, whose results not only ignore the lagging effect of the index data, the objectivity of the evaluation of expressions, but also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utility function evaluation method, by introducing homogeneous function hypothesis, creatively optimized the the defects of the traditional utility function evaluation methods, constructe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named ASTU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and used the finger number to objectively make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level of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14. It not only expanded the new ideas for th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but also provided a new idea for the problem of multi index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ASTU is effective and simple, and the result is more scientific than that of the existing regional economic evaluation method.

关键词:区域经济;效用函数评价;ASTU;综合评价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y;utility function evaluation;ASTU;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20-0035-04

0 引言

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意义重大。一个国家,如果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将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然而,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我们不能仅片面考虑一个地区某一时段的GDP发展水平,还应该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近年来,由于不重视环境因素的影响,京津冀雾霾、松花江水污染、黄浦江死猪事件等层出不穷的公共环境事件一次次给粗放发展模式敲响警钟――不可唯GDP式发展。

过去,一些专家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归结起来可以分为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但大部分学者使用的仍然是静态方法。静态评价方法主要使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熵权法以及神经网络方法等。这些研究都是对某一年各地区经济发展有关指标数据进行的评价,确实能够较好地反映某一年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但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多数文献都仅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各因素数据进行评价,而较少或者忽视了对环境污染各因素的分析,缺乏综合性;其次,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往往带有很强的时滞性,如产业政策、政府投资、环境治污投入等,一般不会在当年就产生明显效应,而是要时滞到下一期甚至而后许多年后才会产生效果,因此仅对某年各地区数据做静态分析的方法有待通过动态分析进一步完善。

本文在传统效用评价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引入齐次函数假设,创造性地优化了传统效用函数评价方法的上述缺陷,构造了评价区域经济与环境发展的综合指标ASTU,并运用该指数客观地对中国2014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针对评价结果,给出了有启发意义的政策性建议。

3 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3.1 结论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沿海江浙一代的排名都比较靠前而内陆宁夏、新疆等地的ASTU排名却比较靠后,我认为这主要是浙江、江苏等地的经济发展较快,当地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即跨越了“先污染”这一阶段,地区开始进一步重视环境保护投入,很多重大污染企业向内陆搬迁,“后治理”效应显著。而青海新疆等地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加之环境保护没有明显优势,因此排名靠后。特别应注意,从排名中看到上海、北京等地排名在中等偏后水平,原因可能是本次评估中所采取的经济指标主要是综合指标,并没有采取人均指标,比如河南在人口和地理面积远远大于北京上海等地。总体而言,本模型对传统效用综合评价模型改进效果较为理想,结论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很好地克服了传统模型缺乏客观性、有一定滞后性以及没有考虑环境因素的缺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3.2 政策建议

要使经济与环境能和谐发展,就是要尽可能地增加省区指标数值,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ASTU∝f1(x1,x2)+f3(y1,y2,y3)-f2(z1,z2),其中x1、x2、y1、y2、z1、z2分别表示“生产与人口因子”、“消费与外贸因子”、“化学气体排放因子”、“工业废物污染物排放因子”、“城市空气中有害气体或固体含量因子”、“污染治理投资因子”及“植树造林投资因子”。从单纯提高ASTU角度来看,省区应该扩大生产鼓励消费,制定相关环境污染排放标准并加大环境污染投资,以提高地区综合竞争实力。具体建议如下:

3.2.1 组建大的企业集团,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可知,一定数量企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若政府在一定行业内组建大的企业集团,那么直接影响就是:①行业中区域参与人的数量会一定程度减少;②加强了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治污能力,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因子的上升,更有利于环境污染因子的下降,因而区域总效应会得到一定程度提高;③由于企业规模经济带来的集团收益的增加,企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扩大生产,同时政府也利于征税以及划分产权,根据博弈理论中的“智猪博弈”原理,小企业将有机会搭便车,致使社会总污染也会减少。因此组建大的企业集团,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ASTU数值。

3.2.2 健全绿色贸易政策,实现绿色外贸增长

在经济发展指标中,进出口贸易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然而,随着我国逐步的对外开放,我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的提高。许多发达国家将那些能源/资源密集型、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虽然发展中国家外贸高速增长,但是紧随而来的是环境的大幅度下降,这样社会总效用ASTU的数值增长幅度不大。因此,我国必须健全绿色贸易政策,实现绿色贸易增长。具体建议如下:①从产品、企业、行业三个层面,综合制定并运用环境关税、基于环保目的的市场准入与准出等政策措施,采取禁止、限制、允许、鼓励等手段,改变现有贸易体系和状况,减少由于贸易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②充分利用WTO框架下的环境保护条款,积极应对国外我国限制稀缺性矿产资源产品出口的贸易纠纷;③尽快出台《关于加强我国对外投资和援助中环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行为指南》,提高中国海外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能力,强化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和援助机构的社会责任,密切关注对外投资企业的海外环境行为。

3.2.3 提高公众意识,引导社会参与

在经济发展指标中,人口与消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提高总效用指标ASTU数值,就应该做到:①鼓励公众绿色消费;②扩大环境保护意识的全民普及,引导公众参与;③协调人口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多增加污染治理投入。从世界范围看,公众的参与极大地推进了环保事业的发展。公众既需要参与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决策过程,特别是参与那些可能影响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决策,也需要参与对决策执行的监督。并且公众可以凭借其强大的群众基础和舆论声势,充分发挥环境诉讼的作用,通过对企业施加外部压力来实现其监督作用。这将从另一方面促进环境污染指数的减少。

3.2.4 不断研发高新技术,鼓励绿色技术革命

高新技术水平的不断研发,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一些行业的生产成本,形成规模经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经济因子数值,而且还能够加速环境处理与控制的力度,减少环境污染指标的数值,从而增大社会总效用ASTU数值。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投入,对研发绿色技术的企业予以补贴或者奖励同时也应当加强高校对相关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3.2.5 优化环境税收政策

根据经济学中外部性理论,环境污染的造成是由于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矛盾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一矛盾,本文建议:①继续稳步开征环境税;②推行污染排污标准收费改革,扩大征收排污税范围,避免收费重复和遗漏,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的污染排放水平,制定差别的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鼓励企业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排污税的征收会扩大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因子的数值,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社会总效用指数ASTU数值。

3.2.6 明晰排污产权登记,优化排污产权政策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R.H.Coase)提出了有名的“科斯定理”,即明晰产权将会达到污染治理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明晰产权将有效减少环境污染指数,有利于提高社会总效用水平。我国的排污权交易政策经过10多年的探索,目前正处于试点深化阶段。本文建议:①出台《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办法》,着手在全国电力行业开展二氧化硫的排污交易,完善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放交易的政策机制和配套措施建设;②修订《环境保护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明确排污权有偿取得和排污交易的法律地位;③严把排污交易的审批和许可关,加大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及制裁力度,提高污染企业和超总量排放的违法成本,为排污权交易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3.2.7 强化污染物减排和治理,健全节能减排约束机制

对环境污染的类别进行有效规整,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加强重点湖库及河流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加大重点跨界河流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力度,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推进火电、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工业行业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治理,加大机动车尾气治理力度。综合运用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森林碳汇等多种手段,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控制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探索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优化能源结构,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健全节能减排法律法规和标准,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建设各领域各环节,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3.2.8 强化定量进行经济环境评定,健全标准化监督体系

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进行分类评定,综合评价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质量效益、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吸纳人口等。完善覆盖全国、统一协调、更新及时的动态监测管理系统,对经济增长情况和环境污染状况进行跟踪评估。并加强对重大环境风险源的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及控制,提高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能力;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完善环境保护科技和经济政策,加强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能力建设,不断推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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