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 第6期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这场重大灾难从天而降，考验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考验着我们的党和人民。

这无疑是我们的祖国深感沉痛的时刻。汶川大地震，从那个原来不知名的县城传出的震波，现在震动了中国的每一根神经。中共中央总书记已连续几次主持召开中央最高领导集体的会议，研判灾情，布置抗震救灾工作。总理未下征鞍，便转赴抢险第一线，靠前指挥，部署救援工作。中国军队在行动、中国武警在行动；中央各部委在行动；全国人民在行动。当我们看到救灾现场的人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援手他人，当我们看到远在千里之外的莘莘学子为灾区纷纷挽臂献血，当我们看到炎黄儿女为灾区救援和家园重建解囊相助，当这一幕幕感人的画面映入我们的眼帘，记入我们的脑海，植入我们的内心，我们无法不为中国动容！

我们希望见证在灾难面前中国的无名英雄闪烁出的人性光辉。我们希望记录在灾难面前我们民族无畏抗争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祝福灾区的父老乡亲渡过劫难，重建家园！祝福前方的兄弟姐妹书写青史，健康平安！

北川，一瞬倾城

用仅存的意志挣扎出来

“轰！”

杨华武心底一沉。此刻，他正跑到三楼与二楼之间的拐角处。前面的人瞬间消失，后面的人也不见影踪。一片漆黑中，这个年过四旬的男子只能默念：“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轰！”又震了一下……

几秒钟后，他终于感受到自己还活着。他开始嘶声喊着自己4个同伴的名字，没有回应――跑在他前后的人都被埋葬在倒塌的楼房里。

“菩萨显灵了，就在楼道拐角的地方。”接受采访时，杨华武说。他摇摇晃晃地爬出废墟，外面也没有光明――那几分钟，整个城市笼罩在灰黑之中。他吸了一肚子的粉尘，才看清四周已被夷为平地。

从废墟里爬出来的人并不多。杨华武的同伴大周，用仅存的一点意志挣扎出来。这个中年男子的鼻子、眼睛、嘴巴、耳朵，包括任何看得清楚的部位，都血流不止。杨华武冲上前拉扯着废墟中的窗帘和桌布，将大周裹起来，扛着就往平地跑。

在三楼与二楼拐角处活下来的还有北川中学教务处主任李永。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北川中学教师楼办公室里，突然感觉脚底震动了一下，整个房子都跟着晃动。“我的头皮都麻了，冲出办公室就往二楼跑，刚到拐角处，就感觉天崩地裂，楼塌了下来。整个过程不到七八秒。”李永对记者说。这一瞬间，这栋四层的教师楼夷为平地，六七层高的主教学楼垮塌得只有一人多高。

“地震发生时，老师高喊着让我们躲到课桌下。”北川中学一名高一女生说，“随后，楼上的水泥板压了下来，不少没来得及钻进桌椅的同学，当场被砸死了。我当时只觉得眼前一黑，身边到处都是哭喊声和尖叫声。”朱贵平是北川县曲山小学二年级2班班主任，地震时他刚刚打开书本准备讲课，“幸好当时教室的门是开着的，否则谁也跑不出来”。

死亡、慌乱和惊恐充斥着这个原本平静的城市。直到见到其他活着的人，杨华武等人还没有缓过神。在废墟中昏迷了半个小时，李永也爬了出来，“浑身骨头都被晃散了架，我没看到这栋楼里的第二个人”。

留在他们身后的，是已被夷为平地的北川县城。除了震中汶川外，这个拥有约3万人的县城是本次地震中伤亡最重的地区，全城大约80%的房屋倒塌了，目前只有4000余人逃生。

遗体占据了操场

灾难来得毫无征兆――2008年5月12日，小寨子沟五龙寨“寨主”杨华武，因商谈旅游业务来到北川县城。作为四川盆地西北部的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和同纬度世界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北川秀丽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杨华武这次来原本想多谈些业务。

13：00，杨华武约好4个朋友在银泉大酒店三层喝茶。他挑了一个楼梯边上的雅间，五人边喝茶边聊业务。14：28，楼房上下晃动一下后，一个同伴突然停了谈话，“地震了？”刚说完，又晃。

5个人不约而同站起来，疯了似地奔下楼。楼梯就在边上，4个同伴跑在杨华武的前面。但没到二楼，房屋开始倒塌……

侥幸逃生的杨华武目及之处，都是倒塌的楼房、互撞的车辆、大块的山石，以及被砸落的电线光缆、坍塌的道路。“根本不会想到求助，没有任何通讯方式。医院和公安局全部倒塌。”他说。加上大面积山体滑坡，山石几乎埋没了整个北川县城。

废墟内是或奄奄一息，或哭泣，或呼救的人们，活着的人开始互相拉扯着爬出来。幸存的政府官员立即组织了民兵和百姓组织救险，并设立了不同的聚集点。

受灾最为严重的是北川中学。事发时正是上课时间，全校1300名师生幸存者很少。“其中一个班只有16个学生被挖出来。”李永叹息道。

“大约300名学生和家长聚集在北川中学的操场上，操场四周摆放着50多具遇难者遗体，不时有哭着的家长在辨认。”一位名叫杨卫华的男子说，他是最早赶到事发现场的救援者之一。

而城里面受伤的人失魂落魄的往外跑。杨华武跟随着他们，但那条通往绵阳的二级公路早已被拧成麻花状，沿途一片荒凉凄惨。

22：00左右，他们终于跑到了城外可以通车的地方。杨华武幸运地遇见过来接载移动员工的车辆，他跟随着生还的5个移动员工――一行7人，前往绵阳。一路都是沉默的，所有的人都没有从灾难中解脱出来。

地震发生后大约10小时，杨华武在绵阳的朋友王晓梅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此时，杨华武已跑到绵阳边上的高新区。地震局预报称：零点左右有余震。王晓梅顾不上到高新区十几公里路沿途必经隧道、高楼群的恐惧。“当时就只有一个念想，朋友来了，我一定要把他接过来。”

见到王晓梅，杨华武一把抓住她的手：“妹妹，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王晓梅的丈夫杨卫华正进入北川县进行抢险。

“有人吗？有人吗！”

5月12日21：00，杨卫华跟随绵阳市市委书记谭力和公安、武警、卫生、民政等各机关的20名余官员，乘车准备进入北川。

北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县城三面环山，多年来备受泥石流之害，坊间早就流传着县城或将搬迁的消息。地震的突然来临把担忧变成了现实，周围的山体埋葬了县城，县城上游的一个水电站被活生生扭曲成一个人工湖。目前，“湖水”已经开始渗透，随时有把下游县城冲垮的危险。

在距离北川县不到10公里的沿途，有个小山包。原本就不宽敞的公路，山体滑坡更使大量石块阻断了进入北川的公路。这批人又不得不退出北川。打通北川县与外界的道路成了当务之急，也是把北川这个“死城”救活的唯一缺口。

凌晨，绵阳市长虹集团的员工组织了一批100多人的志愿者。临上车时，绵阳市民得知消息，又有100多人自发加入。这两百人是最早进入北川县的志愿抢险队。

车子开到不能再往前开――绵阳至北川的二级公路已经断裂。地震使得路段有一两米的落差，志愿者下车步行了40分钟才进入北川县。余震一直没有停止，被阻断道路修通后，地震又将巨大山石晃动下来，堵住缺口。

此时的北川城内一片死寂，除了武警与群众一遍遍高喊：“有人吗？有人吗！”就剩下山体滑坡，房屋倒塌，巨石滚落的声音。被压在钢筋水泥板下的人们早已无法动弹，偶尔会听见有人低声：“救救我……”

杨卫华跟随军队在一个幼儿园进行搜救工作。这所幼儿园靠近山边，地震之后山岩垮塌，砸下来无数石头，把整个幼儿园给摧垮和淹没。他在一处废墟里听见有孩子微弱的哭声，拿手电筒一照，一个小男孩就压在废墟中。杨卫华赶紧招呼前来救助，这是一个年仅三岁的小男孩。当晚，在这家幼儿园里，军方救出了5个儿童。

令杨卫华终身难忘的是，在北川中学，一个被钢筋压住的女孩子拉他的裤腿恳求：“叔叔，救救我！叔叔，救救我……”13日凌晨，大型吊装机械和车辆根本进不去北川县，武警官兵们的铁锹和镐头又不够灵巧，他们只能用手去挖。没等官兵把她营救出来，她就闭上了眼睛。那一刻，她依然拉着杨卫华的裤脚。

“救救孩子，他还有呼吸！”

与汶川县相距近百公里的都江堰市，在这次地震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距离都江堰市区10公里的聚缘镇中学，近900名初中生被埋在一座倒塌的教学楼瓦砾堆。

5月12日，都江堰市聚源中学，16岁的初三男生崔连宏正在操场上体育课。操场对面是学校4层的教学楼。

14时28分，崔连宏看到：整个教学楼突然倒下。巨大的烟尘之后，教学楼只剩两边的楼梯间，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距离都江堰近百公里的阿坝州汶川县发生了8.0级地震。

在那个瞬间，崔连宏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

“有些被埋压的孩子身体还在动，同时能听到他们的呼救声”

“大家别急！”体育老师大喊，“蹲在操场上别动”。崔连宏和同学立即蹲了下去。

5月12日这一天，在这座教学楼上课的有初二初三的18个班，每班约50人左右，共约1000名学生。有两个班在上体育课，一个班在上实验课。这三个班的孩子成了大地震中的幸存者。

倒塌的教学楼里，大约900名学生正在上课。这座楼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是这所学校年头最久的建筑物。

旁边另一栋较新的楼一部分坍塌了，出现了一些裂缝，但没有完全倒塌。

也许一个或者两个小时过去了，传来警车的声音。崔连宏想，公安局的人来救我们了。此时，乱七八糟的水泥柱、水泥板和钢筋形成了一片巨大的瓦砾堆。和救援人员一起赶到学校的新华社成都分社记者苑坚、刘大江看到，瓦砾之下，“有些被埋压的孩子身体还在动，能听到他们的呼救声。”

废墟旁，一个表情悲痛的中年女人满脸是泪，她是初三5班学生张成伟的母亲，张成伟被压在了废墟之下。

学校操场旁，临时搭建的急救点，白布裹着4具尸体，两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都是初三学生。几个学生站在旁边一句话不说，含着泪。

赶到学校的除了警察、消防人员、医生和一些附近的居民，还有四辆橘黄色的大吊车。救出的伤者，被立刻送到临时急救点，初步处理一下，就被救护车转离了现场。

17时40分，几十名学生被救出来了。

夜色降临，微弱的光中，学校操场上白布裹着的尸体越来越多，大约有50多具了。有的下面垫着门板，有些陈放在泥地里。几块白布下，露出了苍白的光脚。

雨声、哭泣声、救援人员的吆喝声，从瓦砾堆传出的呼救声几乎听不到了。吊车一块一块地将水泥柱吊起，铁索被小心地套在一根横着的水泥柱上，水泥柱慢慢起来了，救援人员紧张地搜寻它下面的地方。

“救不赢啊，再来人也救不赢啊”

13日凌晨3时，带着晕圈的橘黄汽车灯光，穿过雨雾而来。有人喊道：是军队。

来的是武警总医院医务部主任侯世科带队的医疗救援队，他们刚好途经都江堰市聚源中学。

又是5个小时过去了，抬出一具又一具尸体。忽然，一声微弱的求救声从倒塌的教学楼底层传来。为了不让这个求救的孩子受到第二次伤害，救援队员纷纷靠上去，用双手掏、挖、抬，水泥堆下出现了两个女孩。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18个小时了。

这两个女孩神志还清醒，能微弱地说话，医务人员立即走上去，快速清创、包扎伤口，她们的身上都有骨折和压伤。她们是13日被救援出来的极少数幸存者。

孩子的尸体不断地被抬出――救援人员手拉手，面对面站成两排，中间留出了大约一两米宽的通道――几乎每5分钟，就有一具尸体从这个通道送出。

一个死去的孩子的手里还拿着课本，被抬出来时，书啪地掉在地上――很多孩子是在朗诵课本的时候被突如其来的地震带走的。

被抬出来的孩子，基本上脸都被盖着。每抬出一个孩子，一群家长就哭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冲过去，很多人失望了，接着等待，接着疯了般地冲向下一个孩子，无论他是否活着。

每有一个孩子死去，就有家长上去确认是不是自己的。撕心裂肺的哭声不时想起，许多死去的孩子，脚旁插着两根蜡烛，据说这是当地的风俗，是在给孩子守灵。孩子被运走时，响起了鞭炮声，这是当地的另一个风俗。

一对心急如焚的父母使劲拨开重重武警，试图冲进去亲自寻找自己的孩子。一位母亲冲到一排武警面前――他们会把孩子尸体抬到车上――她冲着他们边哭边嚷：昨天晚上娃娃们还在喊救命。我跪着求你们救救娃娃，救救娃娃，结果你们那么慢！――显然，在巨大的焦虑和悲恸面前，她已难以撑持住自己的理性。

神态疲惫的武警们，站在那里一声不吭。一个武警说，一直在救，挖出了500多个孩子，大概200多个是死掉了的。

都江堰人民武装部的一位年轻人，带着哭腔说，“救不赢啊，再来人也救不赢啊，死太多太惨了。”

12日晚，他就在聚源中学抢险。他说，“全聚源镇的人都在聚源中学挖人，还有附近的民兵。学生大多是他们的亲人，但是挖出一个还是死的。”

13日，这个年轻人被要求随徒步部队前往汶川，路过都江堰市区，他花几分钟一路小跑，在离家几百米的地方望了一眼――家全塌了。他打电话，知道妈妈没事，爸爸下落不明，接着就赶紧去追部队，部队已经走了。

学校废墟对面，是体育场，体育场上的篮球架下，搭起了当地救援部队各种各样的帐篷，很多120急救车停在那里，急救车都是从都江堰各县过来的。

地震过后的尘土，在越来越大的雨中逐渐化为泥泞，很多家长的鞋湿了。

“我在等我的女儿，她在初三年级2班，”38岁的张天春说，“我会坚持在这里等。”他和弟弟已经在操场上等了一夜。

把孩子身上厚厚的泥土一点点洗干净，又一个满身鲜血的孩子抬出来了，他在坍塌的建筑物下被挤压了整整一天，他的面部几近扁平，额头上裂了一道很宽的口子，鲜血已经结成了血痂。救援人员径直将孩子抬到操场上那一排由帐篷搭起的简易的停尸房。一对父母非常激动，这正是他们的孩子，“救救孩子，他还有呼吸！”他们几近疯狂地叫武警将孩子抬到救护车上，然后，眼见着最后一丝希望变成绝望。

与为了最后一丝希望而不断在泥泞的操场中奔跑的家长相比，在停尸房内，一对已经失去了孩子的父母，默默地用矿泉水把孩子身上厚厚的泥土一点一点洗干净，小心翼翼地用白布把孩子裹好，然后，痴痴地看着那一排裹得像蚕茧一样的孩子。

有些遇难学生，胸前放着一束青色松柏。停尸房的不远处，一个身穿红外套、下着牛仔裙的女孩打着伞坐在椅子上，望着自己的学校成为一片废墟，泪流满面。

满地是散落的鞋子，零落在泥里。

预兆迷局

汶川大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

75年前，正是在这里，四川省西部的羌族聚居区――茂县叠溪发生了7.5级地震，而32年前的1976年8月16日和随后的23日，四川松潘和平武――这条距离汶川不到160公里的狭长地带，先后经历了两次7.2级强震，直至震区的元宝山生生裂开。

6年前就有征兆？

这些年，它平静得让人生疑,早在2001年，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员陈学忠就曾著文论述《四川地区7级以上地震危险性分析》，正如李四光在1967年就对唐山大地震作过早期预报一样。

“四川处于中国最大的一个地震区，也是地震活动最强烈、大地震频繁发生的地区――青藏高原地震区。这里发生的7级以上强震数，居全国之首。”陈学忠告诉记者。

但这些年，它平静得让人生疑。“两个世纪以来，四川地区强震发生的时间间隔平均为16年，最长34年,最短3年，但从1976年以后就没有七级以上的地震了，这远远超出平均时间间隔。”陈学忠说。

2001年11月，四川地带――青海与新疆交界的昆仑山口西发生的8.1级大地震让陈学忠提高了警觉――据他的统计分析，自1900年来，四川地区发生了7次7级以上地震，每次地震之前的1到3年，中国大陆其他地区都发生过7.7级以上的大地震。

他由此得出结论：“从2003年起就应该警惕四川地区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可能！”

虽然陈学忠在6年前就预测要发生的这场灾难，然而它的到来，仍然让他感到防不胜防。

对许多自然灾害如洪水或暴风雨，最好的对策是找出这类事件发生的统计概率。地震学家采用同样的方法，向公众破坏性地震可能发生的概率。

但是这种简单的概率计算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处于某一特定构造带的地震并非严格地遵循以往规律发生，地震有时是成组发生，有时会出现平静和空区。

“统计的东西有误差，在生活中，仅是一种经验论，”陈学忠说，“它没办法告诉你，到底是哪月哪天发生。”

地震学界认为，地震统计法只是现阶段对地震预测的三种常规方法之一，另外两种是地震地质法(监测地质应力变化)和地震前兆法(监测大地震前震、地磁异常等等)。三者需要相互结合，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但这一次，似乎没有人明确判断出地震的前兆。据地震前兆监测者――西南地区一位防震减灾局局长称，他也是直到2008年5月12日下午14：28分，办公楼摇摇晃晃的那一瞬间，才意识到这场地震来临的。

上万只蟾蜍过马路

据5月10日的华西都市报报道，2008年5月9日，在距离汶川县仅65公里之隔的四川省绵竹市，上万只蟾蜍集体迁徙，在水泥路面上密密麻麻地排着过马路，历时两个多钟头。

人们本能地联想到灾难。但四川省林业局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情，说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同一天，江苏省泰州市市区的东风大桥上也出现了黑压压的数万只蟾蜍。当时有专家表示是近期河水缺氧造成。

这些蹊跷事很快见诸报端，又很快被人们遗忘。

有关动物能预报地震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73年，赫利克城大地震发生前五天。据希腊军事学家埃利亚努斯记载，居民发现了动物的异常：“城里的老鼠、貂、蛇、蜈蚣和金龟子倾巢而出，它们一股脑儿逃出城，沿着大路一直向南。”

一些科学家认为，动物机体实际上是一架复杂而敏感的环境变化的感知系统，如同一架“活”的地震前兆监测系统，可以把有关的地震前兆信号进行有效地提取和放大。

为此，2007年5月21日，北京大兴区成立了全国首个野生动物地震宏观观测站，对野生动物在地震发生前的敏感反应进行24小时监测，包括黑猩猩、鹦鹉和老虎在内的55种动物被选定“上岗”。

一些地质的异常表现，在事后也被质疑是强震的讯息。“这可以作为很好的观察指标，”陈学忠说，“像在唐山大地震前，滦县高坎公社的水井就曾经忽升忽降过”。

谣言？“群众预报”？

5月9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了一则“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震误传事件”的新闻：

“5月3日晚8时，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接到群众咨询电话，求证‘马尔康县梭磨乡马塘村将要发生大地震，村干部劝村民搬到户外居住’的传言是否属实……乡人民政府迅速着手查找谣传来源，经查，此次谣传的发生是由于马尔康县在传达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时，村干部将‘地质灾害’误听为‘地震灾害’而造成。”

无论中国地震局还是地区级的防震减灾局，均对记者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截至发稿，事情的来龙去脉仍然无从得知。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介绍说，中国地震预报的管理分两个层面，一是各省级地震局，由国家地震局直接管理；往下是各地级、县级地震部门，归地方政府管理，但业务上由中国地震局指导。

如果各地地震部门有地震预测意见，应当填写“地震预报卡”寄到国家地震台网中心。

“地震预报卡”包括三个要素：几月几日至几月几日、在什么地域、可能发生几级地震。国家地震台网中心负责全国“地震预报卡”的管理。每年，中心都会收到100多份短期或临震方面的预报卡。

孙士说，在这次汶川地震前，中心没有收到与此相关的任何“地震预报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权。”这意味着，属于地震系统的任何一级行政单位、研究单位、观测台站、科学家和任何个人都无权有关地震预报的消息。

“大地震之前要做出临震预报，主要有两个依据，一个是动物的宏观异常，二是有丰富的前震活动，比如小地震频发。但这一次，既没有动物的宏观异常活动，也没有任何前震活动。”孙士说。在专家眼里，仅仅上万只蟾蜍的集体出动依然不构成“宏观异常”的证据――规模依然太小，并且动物种类单一。

记者了解到，仅仅北京一地，就有上百位民间专家，或者说是爱好者长期从事地震研究，向地震局反馈信息。他们每天都会发出有几十个地震预测。如果每次都预报信息，显然将使预报完全失效。

5月6日，有网友在当天百度“地震吧”发帖称：“我在临沂看见大片地震云，不知今明两天哪里要发生6级以上强震。”帖中还附上了天空中条带状云朵的照片。这个帖子在12日之前一直被冷落，目前点击率已高达570万次。

以专业的眼光来看，这一帖子毫无价值――实际上，全国范围内诸如此类、以各种形式发出的猜测每天很多，何况它依据的是与这次地震相隔甚远的山东临沂所看到的现象。

没有预报

汶川大地震之前，由于“没有发现可靠的异常表现”，中国地震局没有作出任何地震预报。

地震预报在世界范围内确实属于高精尖的科技难题。“像美国2003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地震，还有日本上个世纪的神户大地震，都没有报出来。他们的监测能力已经很高、很理想了，照样报不出来。”陈学忠说。

中国是一个饱受震灾之苦的国家，这也使得它在世界地震预报史上享有一席之地。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候风地动仪就是在公元132年由东汉张衡发明的。1949年以前，旧中国只有一个地震台、3位地震工作人员。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现代地震预报事业是从1966年河北邢台大地震的现场逐步发展起来的。目前，中国建立了1000多个现代化的地震台。

中国曾有一次举世瞩目的成功的临震预报――1975年2月10日的辽宁海城大地震。“较成功的预报在众多地震中只占很少的比例。地震学有条规律，是‘小震折腾，大震到’，海城大地震之前有一系列小地震，因而很好地做出了预防。但这次的汶川大地震像是晴天霹雳，震前没有其他地震发生。”陈学忠说。

陈学忠进一步解释，“要捕捉地震的微观前兆，就必须建立覆盖面积地区的地震观测台网，进行长时间的精密观测。而在西部地区，囿于勘测环境、交通和经济发展，它的地震监测台网的密度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地震监测能力相对薄弱。”

历史上有一首《地震现象歌诀》：“震前动物有前兆，发现异常要报告。牛马骡羊不进圈，猪不吃食狗乱咬……”

确实，单单看这些现象，以上解释也都是合理的，但依据“异象”预测地震并不一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