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突发事件个体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时间:2022-08-26 11:07:09

【前言】非常规突发事件个体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近年来,很多学者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内涵和特征做了研究。张岩(2011) [1]将突发事件定义为在一定区域内,突然发生的规模大、影响范围广、负面效应强,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威胁性、高不确定性、高衍生性的事件和灾难。Craig Calhoun(2004)[2]将大规模灾害、...

非常规突发事件个体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 本文提出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决策特征和情景演化的机理,并通过综合应急管理和心理学方面学者的学术成果,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个体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理,这些影响因素既包括非常规突发事件环境给决策者带来的时间压力、严重后果、多方关注、信息稀缺、事态复杂,以及连续决策等外部影响因素,也包括决策者的自身特征带来的适应能力、经验缺失、风险偏好、消极情绪和坚韧人格等内部影响因素。文章构建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非常规突发事件个体决策行为影响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结果表明,随着决策过程的进行,各情景的决策误差度会逐步降低、各情景的决策时间渐渐缩短。

关键词 非常规突发事件;决策行为;系统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世界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宗教种族的矛盾愈发加深,非常规突发事件亦日渐频仍。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纽约世贸大楼倒塌以及3126人死亡;2003年,我国爆发“非典”事件,“非典”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广东省境内的一个影响力很小的传染病蔓延到全中国,甚至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2008年初, 我国南方地区发生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在我国北方地区已经习以为常的长时间雨雪冰冻天气,发生在了毫无应对经验的南方地区,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同年5月,我国汶川发生里氏8.0级强烈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数十万人受伤;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强烈地震并引发巨大海啸,造成14063人死亡,同时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重大核泄漏事故。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内涵和特征做了研究。张岩(2011) [1]将突发事件定义为在一定区域内,突然发生的规模大、影响范围广、负面效应强,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威胁性、高不确定性、高衍生性的事件和灾难。Craig Calhoun(2004)[2]将大规模灾害、冲突和人类疾病归结为突发事件的主要组成要素。Coady(2004)[3]认为突发事件是一种无法预料的情形,并会对人类社会道德伦理构架形成冲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突发事件则被定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对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个体行为研究,大多数学者是以事件当事人作为研究对象。如Dirk等(2000)[4]研究了突发事件下群体恐慌逃逸行为的非理性特征;Caesar(2003)[5]研究了在真正的恐慌状态下人的逃脱行为;Paris等(2007)[6]研究了恐慌状态下行人之间运动的相互作用。但是,对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决策者个体行为的研究却十分缺乏。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一系列特征固然会影响决策行为,但人是非理性的决策者[7],所以决策者的心理因素也对决策行为产生着重要影响。目前心理学界对影响决策行为因素的研究大致可分成三种:第一、时间压力;第二、个体某些方面的特征;第三、个体情绪因素。其中,时间压力是决策者因为感觉到任务的最后期限将至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变化,即焦虑感,这种感觉会影响个体的认知[8]。个体特质影响决策行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坚韧人格和风险偏好。坚韧人格是一组能够帮助人们管理应激的态度、信念和行为的特质[9],它包括投入、控制和挑战三个要素[10]。情绪会影响决策者的认知加工过程,以及决策者接受信息的数量和质量[11]。然而,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在一般情况下,单一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的多个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做出研究。

综上所述,本文拟对在非常规突发事件情况下,各种主要影响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共同作用进行研究,从而得出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决策行为的影响机理。本文后面的部分将依次介绍非常规突发事件情景演化的机理,应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的决策行为系统动力学模型,最后本文将用实验对已建立的模型进行模拟验证。

2 非常规突发事件决策情景演化和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

2.1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决策和情景演化的机理

决策者很难对非常规突发事件进行迅速有效的控制。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发展和决策者应对的过程中,根据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不同,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情景会朝不同方向发展,故决策过程可分为多个阶段。根据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特征,其应对的决策应包含三个维度:决策准确度、决策时间和风险激进程度,其中决策准确度越高越好,决策时间越短越好,而风险激进程度则须根据具体的事件来具体分析。事件情景的发展趋势大致可分为好转、放任、更加恶化。具体说来,如果决策者做出的决策在三个维度上都很优秀,事件情景就会好转;如果决策者对非常规突发事件采取消极应对,甚至不作为的态度,那么事件情景就会被放任,从而事件造成的危害可能进一步扩大;但是,如果决策者采取错误的决策或者太过于冒险,则非但不会让事件情景好转,反而会加速事件的恶化程度。

图1显示了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决策和情景演化的机理。其中,S0表示事件发生时的情景;CDij、WDij、NDij分别表示做出有效的决策、做出错误的决策和不做决策;CSij、WSij、ISij分别表示事件情景好转、恶化和放任。在决策的每一阶段中,根据决策者做出决策的三种不同情况,事件情景也会随着三个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下一阶段的情景。

2.2 非常规突发事件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环境对决策者决策行为的影响可归结为外部影响,主要包括:严重后果,指事件处置不力会带来的严重损失。这种可能的损失会给决策者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让他们产生强烈的“不能失败,而又无法保证不失败”的焦虑情绪。另外,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生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关注,甚至是大量媒体的跟踪报道。这种情况会使得人在做决策的时候考虑多种复杂因素,而让行动趋于保守。非常规突发事件的信息稀缺性和事态复杂性也直接影响决策行为,使决策行为的持续时间变长,而准确性降低。另外,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决策过程往往是连续的,即情景与情景一个接一个到来,这个过程会使决策者感到疲劳,而不利于决策持续准确地进行。

决策者自身性格特质和能力也会对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造成影响,这些可归结为外部影响。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时间压力,它是时间的限制被个体主观知觉到并且引起了相应的情绪反应而形成的[12]。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情景决策会让决策者感到时间压力。而时间压力会根据非常规突发事件具体情况的差异而不同程度的降低决策行为的质量[13]。同时,时间压力会使得决策者的决策信心下降,并使他们更多的关注负面信息[14]。从而,决策者在时间压力下会倾向于规避风险[15]。决策者在进行非常规突发事件决策前,几乎不可能经历过完全相同的事件,因此没有直接的经验来借鉴。决策者只可能经历过其他事件,而借鉴其中部分类似的经验,因此决策者是否有或者有多少类似的决策经验,是影响其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决策者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会慢慢适应该事件的特征、找到较好的决策方式,其适应能力的高低会导致适应速度的快慢,从而影响决策效果。在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决策中,有时会遇到风险决策的问题,想要最终的决策效果较好可能须承担较大的风险。风险偏好分为风险喜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厌恶型,代表了个人对待风险决策时的态度。显然,决策的风险偏好会影响其决策行为。由于非常规突发事件往往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严重后果,所以会给决策者带来消极情绪。而决策者的消极情绪会增加其从事风险活动的概率[16]。事件带来的巨大损失已经产生,而决策者的任务是尽可能将后续的损失降到最低。“前景理论”[17]认为,决策者在损失领域偏向去寻求更大的风险。在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情景下,个体的应激能力会影响决策行为,应激过程可分成五个阶段:事件出现,评估解释,提出反应和策略,应对以及应对的结果[18]。而应激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体的坚韧人格的影响[19]。

因此,非常规突发事件中,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可由图2表示出。其中包括5种外部因素和6种内部因素。

3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决策行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3.1 系统因果图分析

在非常规突发事件中,不仅各种内外部因素会影响决策行为,这些因素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将一系列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看成是一个反馈动态性复杂系统。利用系统动力学思想对其进行分析,则须首先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做出系统因果关系图。

第一,决策误差度受到时间压力、经验缺失、适应能力、信息稀缺、事态复杂和连续决策造成的疲劳的影响:时间压力会提高决策误差度;经验缺失则与决策误差度正相关;适应能力越强,决策误差度会越低;信息稀缺、事态复杂和连续决策造成的疲劳都会导致决策误差度上升。第二,决策时间受到消极情绪、经验缺失、适应能力、信息稀缺和事态复杂的影响:消极情绪会使决策者更多的注意事件细节,从而延长决策时间;经验缺失会延长决策时间;适应能力强会缩短决策时间;而信息稀缺和事态复杂则会延长决策时间。第三,风险激进程度受到风险偏好、多方关注、时间压力和消极情绪的影响:风险偏好与风险激进程度正相关;时间压力与风险激进程度负相关;消极情绪则会促进风险激进程度;多方关注同风险激进程度负相关。第四,消极情绪受到坚韧人格和连续决策疲劳的影响:坚韧人格会增强决策者抵御消极情绪的能力,即坚韧人格与消极情绪负相关;而连续决策带来的疲劳也会促进消极情绪的增长。第五,时间压力受到严重后果的影响:决策失败的后果越严重,决策者感受到的时间压力就越大。第六,事件造成损失受到决策误差度的影响:决策误差度越高,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就越大。

3.3 系统流图和主要关系表达式

根据图3的因果关系,分析主要的路径和变量,进一步绘制系统流图,以进行定量研究。将事件总损失定为流位变量将总决策时间定为流位变量,并以这两个变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图4描绘了非常规突发事件个体决策行为系统的流图。其中,本模型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决策者收到的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会越来越多,信息稀缺程度就会降低;同时,决策者对该事件的应对经验却在逐步积累,即经验缺失降低。进一步地,设置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表达式如下:

其中,kij为参数,代表相应变量的权重,随着具体事件情景不同,相应变量的权重也可随之变化。

4 实证分析

4.1 实验对象和过程

选取某大学EMBA班的5名志愿参加实验的学员进行测试,被试者均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或地方政府机关重要领导,他们都有过处理突发事件的经历。实验工具是用平台编写的“加减乘除二十四”游戏,被试者在进行游戏中,会看到在计算机屏幕的右下角有一个倒计时时钟,并且该倒计时时钟会随着剩余时间的减少而逐步从绿色渐变为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被试者直观的感受到时间越来越少,从而形成时间压力。程序还会自动记录被试每道题的正误以及所用时间。在被试大致熟悉实验平台后,就开始第一轮实验,时间定为4分钟,被试者被告知“只需尽可能的做,做得不好也不要紧”。在第一轮实验结束后,马上告知被试“现在才开始真正的测试,测试的目的是为了考验你的应急管理能力,一般人能做10题左右(按照预实验的结论,大多数人最多只能完成5题),看看你能否达到一般水平,测试结果会对其他人公开”,紧接着开始第二轮实验,时间为2分钟。这样一来,相比第一轮实验,第二轮实验给被试的时间压力明显提升;同时,由于被试者更加熟悉测试的技巧,所以经验缺失度降低了。

用该游戏来模拟非常规突发事件,事态复杂和信息稀缺的因素不太明显,而由于游戏时间短,连续决策疲劳的因素影响也不大,而经验缺失、适应能力和消极情绪是影响被试的决策行为,即游戏表现的重要因素。由这些原因,对于该试验而言,可设k11=0.1,k12=0.1,k13=1,k14=0.1,k15=0.3,k21=0.1,k22=0.1,k23=1,k24=0.9。在本实验中,将不考虑被试者的坚韧人格的差异,而统一将其设为“1”;将一道题目看作是一个事件情景,被试做错或者空白的题目表示该情景产生了损失(假定损失值恒定);另外,该实验暂不考虑决策的风险激进程度。

4.2 模型仿真结果分析

在第一轮实验中,根据被试者的实验结果,可以确定各自的计算能力,即经验缺失度,以及适应能力,从而可进一步设被试者一:SE=1.0,k3=1.50;被试者二:SE=0.9, k3=1.50;被试者三:SE=0.9,k3=1.30;被试者四:SE=0.8,k3=1.25;被试者五:SE=0.6,k3=1.50。设k4=0,表示该轮实验未给被试者强加额外的时间压力。

图5和图6分别显示了第一轮实验的各情景决策时间和各情景造成损失的模拟情况。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随着决策过程的进行,各情景的决策误差度会逐步降低、各情景的决策时间渐渐缩短。

表1显示了第一轮实验模拟值和真实值。其中,DT实际值为被试者一分钟内每道题目思考时间的平均值; EL实际值为被试者一分钟内做错或空白率;DT模拟值为已建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的一分钟内每道题目思考时间的平均值;EL模拟值为已建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的一分钟内做错或空白率。从表中数值可以看出,实际值与模拟值的变化趋势相同,但部分残差并未控制得很好,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本实验忽略了被试者个体的坚韧人格等特质的差异。

在第二轮实验中,继续沿用第一轮实验确定的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参数值k3,而该轮实验的时间压力较第一轮增加,因此设时间压力参数值k4为0.1。同时,因为被试者的经验缺失程度降低,所以设被试者一:SE=0.5;被试者二:SE=0.4,;被试者三:SE=0.4;被试者四:SE=0.3;被试者五:SE=0.2。

显示了第二轮实验模拟值和真实值。类似于第一轮实验,表中数值显示模拟值的变化趋势与实际值相同,少部分残差偏高。在加入被试者人格特质等方面的限制后,残差会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5 结论

非常规突发事件有着与一般事件不同的决策特征,主要包括时间压力、严重后果、多方关注、信息稀缺、事态复杂,以及连续决策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同时,决策者个人的特征,包括经验缺失、风险偏好、消极情绪和坚韧人格等,也影响其决策行为。本文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结合心理学和应急管理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了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决策行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将各种影响因素和作用关系量化成表达式,最后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正确性,得到了随着决策过程的进行,各情景的决策误差度会逐步降低、各情景的决策时间渐渐缩短的结论。本文的研究成果明确了影响非常规突发事件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将有助于改善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对决策机制。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尚未考虑决策群体的相互影响作用,在以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研究群体决策对非常规突发事件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非常规突发事件态势演化和调控机制研究[D].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5

[2]Craig Calhoun. A world of Emergencies: Fear, Intervention, and the Limits of Cosmopolitan Order[J]. Th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004, 41(4): 373-395

[3]Coady,Terrorism, Morality, and Supreme Emergency[J]. Ethics, 2004(7):114.

[4]Dirk Helbing, Illes farkas, Tamas Vicsek, Simulating dynamical features of escape panic[J]. Nature,2000, 407(6803):487-490

[5]Caesar S, Gay J P, Giovanni T, et al. Self-organized queuing and scale-free behavior in real escape panic[J].PNAS,2003,100(21): 11947-11952

[6]S Paris, J Pettré, S Donikian. Pedestrian Reactive Navigation for Crowd Simulation: a Predictive Approach [J]. Computer Graphics Forum, 2007,26(3):665-674

[7]Kahneman D. Prospect theory [J]. E-conometrica, 1979, 47(2):263-292

[8]Svenson O, Edland A. Change of preferences under time-pressure: Choices and judgments[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87, 28: 322-330

[9]Kobasa S C, Maddi S R,Kahn S. Hardiness and health: A Prospective Study[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2,42(1):168-177.

[10]Maddi S R. The Story of Hardiness: Twenty Years of Theoriz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J]. Consulting Psychology Jour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2002, 54(3):173-185.

[11]傅健鸥. 决策行为中的预期情绪与即时情绪[J].中国集体经济,2011(3):99-102

[12]Dan Zakay. Attention and duration judgment[J]. Psychology Francoise, 2005, 50: 65-67

[13]Payne, J. W, Bettman, J. R, Johson, E. L. The Adaptive Decision Maker [M].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Payne J.W, Bettman J.R., Johnson E.L. Adaptive strategy selection in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Memory, and Cognition,1988,14:534-552.

[15Ben-Zur,H., Brenitz.S.I. The effect of time Pressure on risky choice Behavior [J]. Acta Psychologica, 47:89-104

[16]Johnson E J, Tversky A. Affect, generaliz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risk[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3,45:20-31.

[17]KahnemanD,Tversky A. Choices,Values, and Frames,Cambridge [M].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8]Shelley. E Taylor. 健康心理学[M].朱熊兆译.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19]Kobasa S C. Stressful life events, personality and health: an inquiry into hardines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9,37(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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