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1篇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由此可见，我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为商业银行和信贷市场均提供了充分的流动性，对宏观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非常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抑制通胀方面。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维护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央行应当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中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应加强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创新使用，长期稳定发展常备借贷便利政策，并注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推出时机。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2篇

美联储目前窘境的根源，在于央行的业务艺术和实践上的剧变。为满足美联储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而制定的常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资产和信用泡沫的系统性风险，更别提这些泡沫破裂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了。

近年来，这一点变得相当明显，面对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各央行纷纷转向非常规政策，大规模注入流动性，特别是通过量化宽松（QE）。这一变化背后的理论由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提出，即在信用周期的数量维度上的操作，其功能等同于在价格端进行操作。这一论断使美联储不再担心其在2003年-2004年曾接近可怕的“零区间”。当时，面对股票泡沫崩溃，美联储将其基准政策利率降到1%。该理论指出，即使美联储不再有降息空间，该机构仍有足够的工具支持和指引实体经济。

该理论基于美联储在华盛顿的13名研究人员于2002年撰写的一篇论文《防止通缩：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验的教训》，而该基础大有问题。该论文的基本结论是，日本困境的根源在于其政策错误：面对初期的通缩危机，日本央行未能尽快认识到问题，也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手段。言下之意是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刺激对可能陷入零区间的经济体至关重要。

任何关于“大规模刺激”可能采取何种形式的疑问在几个月后都被打消。伯南克当时发表讲话，强调央行应采用非常规手段，减轻正迈向零区间的经济体的通缩风险。

几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伯南克这些曾经只是空想的措施，成了紧急行动计划的基础。但有一项关键警告在混乱中被忘记：在危机中奏效的措施，未必能给危机后的复苏提供足够动力。

事实上，由于此类衰退会制约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因此，不管是常规利率调整还是非常规流动性注入，都不会在危机爆发后产生多大作用。

现在的美国显然处于这一状态。也许从某些方面看，QE大获成功，但它在重振占美国经济70%的家庭消费方面几乎毫无作为。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平均年化真实消费支出增长只有1.3%，为有记录以来消费增长的最萎靡阶段。

美联储流动性注入的“GDP红利”严重不足也印证了这一点。自2008年末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增加了3.6万亿美元流动性，但自2008年三季度到2014年二季度，美国名义GDP只增长了2.5万亿美元。凯恩斯在“大萧条”后曾作出著名的论断，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即低利率无法刺激投资和消费时，试图用货币政策提振需求就好比缘木求鱼。

该方针还带来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后果。美国股市已经从危机低点反弹了1倍有余，成为美联储非常规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更不用说高收入股票持有者获得的巨大利润了。同时，众多曾属于高风险的固定收益工具――从高收益“垃圾”公司债券到饱受危机摧残的欧洲债务，也受益匪浅。

央行业务圈的操作观一直是所谓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刺激实体经济活动，这将实现滞后的危机后复苏。复苏持续萎靡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困难，都证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美联储仍沉溺于对金融市场反馈的依赖，并因此陷入可能致命的陷阱。美联储由于担心市场混乱，退出QE的动作很缓慢。美联储主席耶伦斤斤计较描述政策正常化预期时间长，实际上也在陷入同样的陷阱。这种徒劳的争论，是2004年-2006年伯南克-格林斯潘渐进正常化手法的翻版。不幸的是，我们都很清楚上一次的结局。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指出，作为新兴经济体，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应侧重于转型，将其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步骤。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适时退出决定了危机时政府政策的成败，因此我国在判断刺激政策能否退出时应充分考虑民间投资、失业率及国际环境等条件。

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态势都有所好转，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始终属于“非常规”行为，当经济体具备了正常增长能力时，经济刺激政策必须适时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决定着危机中政府政策实施的成败：退出太早，经济尚不具备自发增长能力，复苏后续乏力，很可能前功尽失，陷入二次衰退；退出太晚，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初级产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引发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应满足的条件

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显著效果。我国外贸出口在经历了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后于2009年12月首度“转正”，同比增长17.7%，当月出口值位居历史第四高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1%，增速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虽然全国物价在2009年全年有所下降，但CPI在年底最后两个月回升，分别同比上涨了0.6%和1.9%。在对我国经济回暖形式普遍看好的情况下，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退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要判断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首先必须明确这种政策的“过渡”性质。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出口萎缩，消费需求不旺，民间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刺激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投资、政策扶持等一系列行为帮助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的道路。因此衡量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就要考虑一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是否已满足如下条件：

（一）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达到协调增长

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2484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主持的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民间投资作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远动力，只有一国经济刺激政策真正行之有效时，市场和投资者才会恢复信心，民间投资才会被拉动起来。在经济下滑期，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能力使其担当起扩大国内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当经济情况好转后就要引导民间投资迅速跟进，唯有双方实现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市场继续保持稳定的投资需求。

（二）就业增长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

失业率是衡量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解决就业问题也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首要、中心任务。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而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性产业，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带来的必然是就业需求的减少。“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劳动者就不能分得社会生产的成果，更不要说达到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将有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的同步提升，我国长期存在着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因此在“促增长”时更要“保就业”，在衡量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指标时失业率比经济增长率更具意义。

（三）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影响很大。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是我国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因为如果在国际金融政策仍很宽松的情况下，我国过早上调利率必然会引起国际游资的注入，抬高楼市和股市的价格，带来资本市场的泡沫。同时也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国内刚刚复苏的出口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也要防止退出过晚，否则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带来流动性过剩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趁机流入。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方式

一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欧美等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的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中“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财政赤字的压力已经使其无法更多的使用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他们主要侧重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有针对性的对拯救对象进行扶持；而在新兴经济体例如我国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投资拉动的手段。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尚在成熟和完善过程中，国家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外，重点在于顺势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现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退出即对其支持政策进行有步骤、有针对性的撤减。而我国的退出应为转型退出，借应对危机顺势转变我国的经济结构，使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现阶段国际上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虽然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经济增长主要靠政策拉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强，再加上产能过剩问题没有解决，在此背景下我国仍需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实施一成不变，事实上我国的经济政策始终随着国内外形式相机抉择进行微调。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上也要保持渐进性，有针对性的灵活退出。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巩固经济刺激成果防止经济“二次探底”[J].理论导报，2009（10）

2.谢鹏，刘洪，丁宜.经济刺激计划何时退出[J].金融博览，2009（11）

3.吉庆祥.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中国为时尚早[J].金融经济（市场版），2009（11）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4篇

“二战”后，日本的兴衰预示了会发生什么。欣欣向荣的日本经济增长奇迹基于日元币值被抑制，而这是不可持续的。1985年，欧洲和美国以广场协议挑战这一重商主义方针，日本银行回应以激进的货币宽松，引起了巨大的资产和信用泡沫。后来泡沫破裂，迅速拖累了失衡的日本经济。日本至今仍在与失衡斗争，因为它无法或不愿采取急需的结构改革。

尽管日本的方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但是，世界其他国家仍铁心要用货币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美联储专职经济学家2002年的一篇论文认为，如果决策者更迅速地采取更强力的刺激手段，日本“失去的十年”或许可以避免。

要真是这么简单就好了。事实上，关注速度和力度促使“日本病”发生了恶性突变。量化宽松所注入的流动性，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从利率转变为资产和货币市场。当然，这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央行已经将基准政策利率降到曾令人生畏的“零区间”。

但非常规货币政策鼓吹者宣称，不要慌张。央行无法用常规工具实现的目标，现在可以通过资产市场财富效应或货币贬值带来的竞争优势等迂回渠道实现。

错觉就产生在这里。财富和货币效应非但没有给后危机经济体带来复苏，反而酝酿了新的破坏稳定的失衡，这些失衡可能让全球经济陷入一连串危机。

以美国为例，美联储将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8年底的不足1万亿美元扩大到2014年秋的4.5万亿美元，名义GDP只增长了2.7万亿美元。其余9000亿美元溢出到了金融市场中，刺激美国股市大涨2倍。同时，美国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复苏十分萎靡，实际GDP增长保持在2.3%左右。

尽管美联储注入了巨量流动性，但美国消费者并没有恢复元气。过去七年，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平均每年只增加1.4%。毫不奇怪，货币宽松的财富效应主要令富人受益，他们是股票资产的主要持有者。深陷困境的中产阶级得到的好处可以忽略不计。

反事实主义者常用“情况本可能更糟”这句话来反驳。但果真如此吗？约瑟夫・熊彼特的著名论断：市场制度早就有一种神秘的自我修复功能。但在后危机时代，美国政府的救助和美联储对资产价格的操纵使这一功能无从发挥。

美国的萎靡表现并没有阻止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相反，如今欧洲也开始推行量化宽松。甚至这一方针的始作俑者日本，也采取了新的密集型量化宽松。美国对此的诠释是，这表明日本显然渴望从自身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但除了这一方针给单个经济体带来的影响，股市飙升和货币贬值还会造成更广泛的系统性风险。过度流动性注入的接力棒在央行间不断传递，全球资产泡沫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危险与日俱增。政客们无端的自鸣得意，没有动力去直面眼前的结构性挑战。

如何打破这一链条？中国总理在最近的访谈中强调，答案在于结构改革决心，这也是中国独有的战略重点。虽然中国所谓的减速已经引起一片哀嚎，但较之发达经济体的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挑战的评估也许更加现实、更具建设性。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5篇

三伏天，米兰比其他许多欧洲城市安静。当地人大多跑出去了，米兰城也不像巴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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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米兰比其他许多欧洲城市安静。当地人大多跑出去了，米兰城也不像巴黎和罗马那样吸引游客。在米兰和其他地方，人、企业、政府和市场都在放假、减压和沉思。欧洲经济问题仍在那里，等着我们9月假毕归来。

当夏季结束时，重要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将成为主旋律。不仅仅是在欧洲，土耳其和巴西出人意料的示威运动，引起了对新兴市场增长和经济社会稳定的疑虑。孟加拉国制衣厂的大火引起了全球供应链管理的新问题。

在美国，美联储暗示将在下半年逐渐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结果，以发达国家货币条件为基础的全球套息交易开始退潮，导致信用紧缩和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动荡。后危机时代，美国、欧洲和如今的日本靠货币宽松助推增长，如今的市场动荡预示了从这种模式中退出的复杂性。9月，美国可能还将迎来预算和债务上限问题上的政治僵局，这让未来前景更加令人迷茫了。

不过，目前担忧的不少不确定性在未来会减弱。接下来几个月，对全球经济系统性关键领域有直接作用的一系列政策决策将被采取，这将对增长率、资产价格和总体信心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中国新领导层将退出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接受经济减速、押注于结构性变革、系统性改革和可持续长期增长。重要信号将在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出现。中国的改革要么将支持经济转型、提振信心并提高增长预期，要么仍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国家干预市场的规模和性质上，达不到预期，令人失望。无论如何，作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其影响将是全球性的。

在美国，经济去杠杆化进程远比欧洲深入。美国在经历结构性调整，经通胀调整的真实GDP处于正增长。可贸易部门正在扩张，不需要依赖杠杆就能提振总需求。

你可以把美国经济想象成8缸发动机，但由于去杠杆化尚未完成、财政整合和拖累、公共部门投资不足，以及对作为总内需支柱的中产阶级家庭财务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只有5个缸在运转。兼职就业情况在扩大，或将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

还有对美联储提振增长模式的疑问。在没有非常规政策支持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已经做好增长的准备了吗？很显然，在今年下半年，减弱美联储长期证券月度购买量，将导致金融市场资产价值重估。这将如何影响实体经济是另一大不确定性。

尽管出现了一些过渡期的市场动荡，但总体影响或将是积极的。欧洲并非如此，9月的德国大选被视为维持欧元承诺的关键晴雨表。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似乎已经稳定了欧元区债务市场，尽管增长环境仍十分恶劣。但OMT计划依赖德国的支持。问题是在南欧的增长和就业挑战下，德国的支持会延续多久。

在意大利，争论的焦点是税收，特别是微不足道的物业税。意大利相对较富，特别是以家庭资产负债表上的物业资产衡量。因此，提高物业税、降低所得税，有助于创造更有活力、更具竞争力的经济。

但这远没有进入当前公共争论的焦点。能增强经济灵活性、加快调整速度的关键是自由化改革，这并没有出现在日程中。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私营部门没有像美国以及2003年-2006年改革后的德国那样具有灵活的结构性。它们就好像是8缸发动机，现在转动的不是5个缸，而最多只有2个-3个缸。

但在政治僵局环境下的默认选择——徘徊不前的低增长战略，过度强调财政紧缩，并以高失业（特别是年轻人失业）为特征——不可能长期有效。在某个时点，要么政治日程转向真正的改革，要么情绪转向严重反对欧元。

幸运的是，不管在欧洲还是在别的地方，这一令人不快的不确定性不会维持太久。中国领导人将做出选择，德国选民亦然。美联储将明确美国货币政策的方向。市场会调整然后平静下来，混乱将开始平复。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词语 语言变异 语言接触

当代新词语及语言变异

当代新词语的界定。“在某一时段内出现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的、具有一定的复现性的、有新的形式和意义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的意义、用法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形式的词或短语。”①本文涉及的2007年汉语新词语、2008年汉语新词语和2009年汉语新词语主要以侯敏、周荐主编的《2007年汉语新词语》、《2008年汉语新词语》以及新浪文化读书频道2009年度新词语为考察对象。2007年收录420条及补录72条共计512条新词语;2008年收录444条新词语;2009年记录576条新词语。

语言变异的界定。语言作为人们交流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逐渐沉淀出一套系统的常规用法,形成了各种语言体系。但是事物是变化和发展的,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语言会产生各种非常规的使用形式,并在人们的不断使用中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普遍传播,最后变为常规用法。那些非常规的语言形式就被称为语言变异。②拉波夫认为,语言变异的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常见的分类有语音变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语域变异、方言变异、历史时代变异、书写变异、语义变异等。本文主要从词汇视角考察2007、2008和2009年新词语的变异类型。

从当代新词语视角看语言变异

当代新词语以每年500条的数量在增加,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某些标志性的变异。本文主要以2007、2008和2009年新词语为例来谈谈新时期新词语的变异情况。

区域变异。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合是引起文化变迁及语言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③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得以使本族文化之间以及与异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异常活跃,自然会反映到词汇系统里,新词语中这类语素变异类型有以下几种:

一是外源语素。近几年来,新词语中外源语素数量有所增加。据统计,2007年新词语中的外源语素有24个,2008年有27个,2009年有20个,形式各异。第一类,人名、地名、名称名等音译成汉字的语素。这种类型的语素有15个:阿尔法、纳斯达克、多米诺等,音译语素以多音节为主,能产性受到限制,单独有完整词义,是语素词,应该说这类语素词在新词语中不算活跃和丰富。第二类,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语素。这种类型在新词语中比较常见,共有18个。这种字母缩写的语素出现的形式有两种,一是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语素与汉语语素组合成词,如“CC族”中的“CC”,是英语cultural creative的缩写;一是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独立成词,如“QUID”,名词,宇宙银河间准货币单位,是英文Quasi Universal Intergalactic Denomination的缩写,也可以作为语素使用,可以说“QUID货币”。第三类,英文字母语素。这类语素简洁、生动、易识易记,共有10个,如:“e”、“k”、“Q”、“U”等。第四类,本土化了的外来音译或意译语素,是最有特色的一类外源语素。这类语素最早来源是外来音译或意译词,在汉语中获得语素资格,并随着其出现频率的提高,逐渐趋同汉民族习惯,具备汉语语素的特质,并表现为以其为构词语素的新词语不断增多,构词能力不断加强,语法功能逐渐虚化,在汉语构词中有词族化倾向、类化倾向。以“门”为例,三年的使用情况显示:“门”族词数量不断增多。由美国20世纪七十年代产生的“gate”事件传入中国,被“门”语素取而代之后,随着其使用频率的提高,“门”逐步被汉化,已经具有了汉语类词缀的特征。其它类似语素在汉语新词语中也显示出一定的构成能力,表现为以这些语素构成的汉语新词语数量不断增多,并且和汉语相对应的同音词原义混搭,形成一批外源汉化类词缀。

二是自源语素。近几年来,词汇自源语素变异主要体现在古字、异体字、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形式、数字、符号等都可以作为语素进入新词语中,打破了一直以来规范汉字作为自源语素的惯例。多样化各层面语素的频频出现,使汉语新词语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既囊括了汉语崇尚多元文化的意向,也显示了汉语博大精深的特质。如(古字)、(“梅”的异体字)、 D字头(“动”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等。

三是方源语素。汉民族地域辽阔,方言复杂,当今社会生活,各方言区频繁接触,使新造词语自然带上方源语素。如猫缆(台北地区)、蹭爷(北京及北方方言区)、第一老公(香港地区)、新港仔(粤语区)、月光族(港台地区)等。

阶层变异。在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包括媒介特性的客观刺激和大众情感的主观刺激,新词语中出现了非常规搭配的BBA式或ABB式变异,B语素在成人用语中一般不重叠使用,但其重叠式可以出现在儿童学习语言时期。而新词语却选择其重叠形式进入构式,且构式具有开放倾向,表明当前社会用语往往会受年轻人语言记忆痕迹回放的影响,显现出类似儿童习语诉求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值得关注的阶层语言变异现象。一类是BBA式。一般由动词(或形容词、量词、名词)重叠+种属名词构成,新词强调重叠语素的所具有的动作行为、性质或状态,如帮帮族、串串案、笑笑团等。一类是ABB式。一般由姓氏(或具体名词)+动词(或形容词)重叠构成,重叠后的动词(或形容词)往往有拟声、拟形、拟色语用色彩,新词往往指称某典型事件,如朱抢抢、范跑跑、郭跳跳、楼脆脆等。

组合变异。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类是修辞变异,可概括为两种情况:使用仿词的修辞手法,造成的语言变异,如躲猫猫―藏猫猫、舞育―智育、瘾经济―瘾君子、词商―智商、托猪所―托儿所、钝感―敏感、书香干部―书香门第、书香―酒香等;使用借代、比喻等修辞方法,造成的语言变异,如打酱油、秋雨含泪、山寨、网络老鼠、做俯卧撑、牛等。一类是谐音变异,如海归―海龟、毕婚族―必昏族、筷行动―快行动、杯洗具―悲喜剧、鲜女―仙女等。一类是搭配变异,可概括为两种情况:非常规搭配“被××”构式:被山寨、被小康、被全勤等;搭配引发语素活用:名性动用,如黄牛位(黄牛倒卖的考位)、词商(使用词语的能力)等。

新词语的语言变异成因

诱发语言变化的原因与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当代新词语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能够反映新时期新观念新事物,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当然也蕴含着促使其发生变异的原因:

来自社会文化。第一,语言接触频繁与多语多方言现实。语言流变过程中,往往受着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今全球的一体化和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不同文化更容易相互融合。新词语产生在多语多方言现实背景下,自然会大量吸收外来词和方源词,产生语言变异。第二,语言融合与本土化特色。进入到汉语中的外来语素,必将经历固有成分与借用成分的并用和竞争阶段,在语言的融合中,随着外来语素使用频率的提高以及组合其它成分能力的加强,会重新进入到汉语表达层面,适合汉语特征,符合本民族表达习惯,而最终被本土化。

来自社会心理。第一,话语主体。新时期,创制和使用新词语的人群主要是年轻一代,他们对网络、媒体、社会现状有着非常敏感的神经,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会遵循传统模式,而表现为推理、联想、抽象、概括的能力异常活跃,求新、求异心理十分浓烈,这些得以使新词语提高了造词的速度,滋生出更多的变异形式。第二,社会心态。一定时期的语言变异必然是一定时期群体社会心态的反映。④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30多年,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健全的制度、平等的人权、充分的自由、良性的循环。人们有足够的话语权诉求他们的精神层面,体现在词语搭配的语素特质上,表形象、色彩的语素异常活跃,形成了一些看上去比较怪异的搭配,实际上却能够形象生动地表情达意,如草莓男、凤凰男、干物女、鲜女等;人们有有时尚、流行、健康、敢于负责的世界观、价值观,能关注社会、回馈社会,如“门”族词、新式“被”族词、“族”族词等新词语表达充分地显示出了这一点。

来自认知模式。认知语言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人类怎样将旧概念结合起来生成新概念。许多语言的变异都来自仿造思维认知。“吧”、“秀”、“客”开始时都是音译外来成分,但却可以成为汉语的能产语素,主要是汉语使用音译或者意译引进后,广泛流传,并利用仿造的构词方式造词,英语中也会使用这种构词方式,因此说仿造成词方式既符合人类认知,也反映出人类认知的共性。(作者为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9YJA740024)

注释

①刘晓梅:“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5页、第30页。

②④陈原:《社会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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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自今年4月，中国大妈、大叔疯狂抢金，而金价却“跌跌不休”，单季度跌幅超过23%。

6月19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作出将考虑在今年年内开始缩减购债规模的发言，引发国际市场投资者纷纷再度抛售黄金。其实，黄金白银的大牛市行情大约在2011年9月后已经终结，但真正摧毁多头信心的还是今年4月11日的暴跌。 技术面严重超买

关于黄金很可能暴跌的预判，我在2012年3月撰写的 《老何谈人民币》一书中已经明确发出，当时预判的暴跌时间点大约就在2013年初。会如此早地判断黄金白银很可能会暴跌，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是技术面泡沫巨大。比如黄金，2001年，黄金从每盎司290美元开始一路上涨，一直到2011年9月的每盎司1921美元，10年间，黄金价格上涨了5倍有余，这在虚拟金融市场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上涨，已经严重地背离了基本面，从技术面看，更是严重的超买。

在黄金超过10年的大牛市中，有两大经济学预期一直伴随，并且被爆炒，成为普遍的“共识”。一是全球流动性泛滥将长期化，它必然导致纸币危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二是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很可能导致全球货币体系的主要支柱性货币轰然倒塌，造成全球货币体系紊乱。简单地推论，大量持有黄金才是最安全的。

黄金白银大幅度上涨的另一个背景因素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超高速增长，这一类国家对贵金属的持续性需求，尤其是对贵金属和大宗商品包括能源的超常规需求，使能源枯竭论、资源枯竭论甚嚣尘上，不断地胁迫投资者和更大金融机构买入黄金。以上三点因素在过去的10余年不断地被炒作，已经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得不提：黄金白银大牛市的10年，也是黄金白银市场虚拟化程度愈来愈高的10年。相反的趋势是，黄金白银的工业用途越来越少，实体经济的需求量虽然在增长，但相对虚拟金融市场交易量占比却越来越低，目前阶段，黄金市场每年的交易量，97%以上来自于各种虚拟金融产品的虚拟买卖，而实物黄金的交易量大约只有3%。黄金白银市场已经远远地脱离实体经济需求，成为被国际金融巨鳄操控的市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妈越是买，期货市场越是减仓的原因。

虚拟金融产品包括虚拟金融市场的生存必须制造泡沫，而且会不断地放大泡沫。但泡沫本身就是双刃剑：越是泡沫巨大，这个市场的吸引力越大，但当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巨大泡沫已经越来越背离基本面时，支撑泡沫的基础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成为导致泡沫破灭的直接推手。 硬通货地位已削弱

在一些普通人眼里，真金白银是硬通货，它看得见、摸得着，相比于股票、期权，包括外汇等虚拟金融投资品来讲，让人感到更踏实。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是一种历史形成的幻觉。

黄金白银之所以在历史上长期担负货币角色，是因为它的稀有—而不是只有它才有价值。在黄金以前，有很多物品都充当过货币。从最早期的实物货币贝壳开始，而后过渡到金属货币金银等，随后又过渡到现在的信用货币（即纸币），本身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就像贝壳做货币只适用于极其原始的时代一样，金银做货币只适用于农耕社会。纸币是工业化社会的必然产物，也只有纸币才能适应工业化社会。人类再发展，可能会越来越少使用纸币，但绝不会回到金本位时代。

一些传统的教科书在谈及金本位时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这样讲：由于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黄金应对各国的兑换需求，不得不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随之导致金本位时代的终结。这个逻辑是不全面的，因为使用黄金做基础货币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人类生产和财富的巨大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黄金白银和贝壳、纸币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它们都可以充当劳动力价值的计量标准，或曰一般等价物，而且它们背后都必须有社会的财富和生产能力做后盾。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硬通货不是黄金白银，而是国家的生产力。黄金的稀缺性很可能使它能够长期保持商品属性，而且是高档商品属性，但它不可能再充当货币。而这，正是因为它的稀缺性。 低增长、低通胀周期

过去10年，支撑黄金走牛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全球经济的高通胀和高增长。而现在，支撑黄金上涨的这一关键因素已经悄然改变，未来全球经济很可能将进入低增长、低通胀周期，黄金价格上涨预期已经出现趋势性的逆转。

今年4月11日为什么黄金白银会出现补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联储要收紧流动性，提前结束QE。此外，黄金白银的暴跌，还因为左右市场的国际金融巨鳄已经预感到：一个低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周期将要出现。

“低增长”的背景主要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急剧减速相关，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减速。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后，经济调整在所难免，2012年来GDP增速首次破8，很多省份的GDP大幅下降。这种减速具有周期性，未来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出现高增长，尤其是超高速。因此全球需求预期必须重新审定。不仅黄金白银大牛市会终结，大宗商品的大牛市也会终结。常规情况下，低增长也会带来低通胀，黄金的保值预期也将降温。

低通胀的周期性不仅源于需求减少，还与供给预期大幅度增加相关。我认为“低通胀”的长周期与全球性的能源革命相关。美国的页岩气（非常规能源）革命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的能源结构，使美国基本实现了能源自给，未来美国很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输出国。目前中国正在与发达国家进行联合开发，国际市场要比中国更敏感。未来全球各国新能源产业的超高速发展可能带来常规能源的产能过剩，导致常规能源价格的逐渐回落。以美国天然气为例，天然气价格从2005年的每单位9美元降至2012年的每单位2美元。而各国储备黄金的目的之一，就是担心美元贬值后可以直接用黄金买能源。而随着传统能源价格的稳定，增加黄金储备的另一个动力必将削弱。由于传统能源价格稳定，高通胀炒作失去基本面支撑，而一旦进入低通胀周期，黄金的保值功能自然会减弱。 宽松货币的变化

全球各国打货币战争，纷纷加入“超宽松”竞赛，这是很多人期待黄金白银重回牛市轨道的重要心理预期。但各国央行选择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发点并非货币战争，而是由于全球经济进入低通胀和低增长的阶段。逻辑的起点不是货币战，而是要促就业。从理论上来讲，货币宽松，流动性泛滥，大宗商品价格会上涨，黄金白银也会跟着涨，但这个逻辑也要与经济增长、通胀和实际宽松情况结合看。因为具体时间上超宽松预期与现实反差很大，而且国际金融巨鳄早就准备做空黄金，而时机选择必须与绝大多数人的预期相反。随后的时间证明，全球的流动性其实并不像黄金多头所希望的那样超宽松。以日本为例，日央行从4月中旬开始购买国债，而当月日本的M2增长3.3%，相比于3月（宽松前）的3.1%只增加了0.2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央行貌似准备加入超宽松阵营时，第一个打开超宽松大门的美联储却准备逐步收回流动性。而美联储讨论终结超宽松的根本原因正是经济稳步复苏。当然，美联储真正退出QE还需要大约半年时间，但必须看到，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改善已经超过其他非美国家，美元逐渐走强是大趋势。而作为非美货币之一的黄金，将领先其他非美货币下跌。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增大。如何迅速遏止金融危机、迅速遏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头等大事和一致行动。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

1、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2、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3、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

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

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该如何走下去

美国金融危机既然对中国经济领域带来这样广泛的影响,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应对呢?

首先,美国银行面临破产的时候,一定会有并购的需求,“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我们银行的一个机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指出:“以前美国不愿意让我们介入这一领域,现在他们面临破产愿意让我们进去了。

另外,陈东琪认为应该防止热钱集中大量撤离。因为美国以及国际上的资本热钱为了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撤资一定不是个别现象,我们要加以密切跟踪、监管,看看这个资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大幅度撤离现象。在信心层面,要从宏观的总量政策上面、特别是货币政策上面有一些微调动作,提振或者稳定市场的信心,以防市场信心层面对国内市场打击太大。

再就是美国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市场的影响,陈东琪认为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防止影响的深化带来制造业的过快下降。防止出现一个滑坡现象引起的就业下降以及企业大规模的亏损。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方面要有一些基本的措施。还要治本,立足制度建设,加快相关制度的改革,包括新股发行制度、ipo制度、上市公司的分红再融资制度、市场的投资者管理制度、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等。在银行层面来讲,应该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经济调整期,它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价格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资源品的价格机制改革是好时机。陈东琪预计,这一轮国际油价的下降可能会时间比较长,而且下降幅度会比较大,70美元以下都有可能。这对我们的成品油的价格改革无疑是一个机遇,今后的定价权可以从此逐步企业化,让企业说了算,这样就可以使政府补贴减少。要不然既补高又补低,油价高了要补消费者,油价低了补企业。当我们把价格放开了以后,我们只有非常规性补贴了。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又可以使我们的油价体制市场化。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粮食价格。据农业部统计,今年粮食有可能超过5.1 亿吨,菜仔油、猪牛羊肉也会增产,国际上的粮食下半年也在不停地增加,所以全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粮食的供给关系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保护粮农的利益?要早做防备,防止粮食价格大幅下降对农民带来冲击。

在这个阶段,政府还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减税加薪,政府给企业减税,企业给工人加薪。二是与其留着很多的外汇储备,还不如搞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从长远来讲是一定需要的。而外汇储备实际上我们总在受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风险压力。

把更多的国家盈余用于长远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规避金融风险,对我们的长期发展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和后劲储备。我们一定要看得远一些,有一个长远的视野,长远的谋划和打算,这样我们可以有很多收获,为下一轮经济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黄晓龙. 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 金融研究, 2007 , (8) .

[2]徐明祺. 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 . 国际金融研究,1999 , (7) .

[3]夏斌,陈道富.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 . 经济研究, 2006 , (2) .

[4]宗良. 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 . 金融研究,1997 , (11) .

[5]陈炳才. 对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的重新认识[j] . 金融研究,2007 , (5) .

[6]郭清马. 开放条件下投机攻击的策略分析[j] .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7 , (2)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9篇

人民银行官员何曾一周三次公开就货币政策转型发声？这在近期就出现了。

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从加息预期开始酝酿的时候起，美联储将公众沟通和前瞻指引作为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方式之一。

然而，2017年以来，人民银行频繁主动对外就货币政策进行沟通，是历史上也少见的。

即使是2013年以及2014年两个能明显观察到货币政策变化的时期，人民银行也没有如此密集沟通。从必要性来看，目前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框架可能是处在多年未有的重大转型时期，从紧迫性来看，部分市场机构对此尚未充分领会。

货币政策正常化一方面印证实体经济的需求在恢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货币政策作用存在局限性。局限性体现在推动经济复苏的边际作用在下降，而一旦过度放水，系统性风险将会上升。

特别要注意的是，不同于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实现资产负债表扩张，在保持中国相对宽松流动性环境的过程中，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缓慢，更主要是靠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实现的。

借用人民银行的话说，就是将银行的行为纳入到宏观经济模型当中去，促进银行体系的逆周期响应，激励银行更好地放贷，用滴灌取代大水漫灌。

此前的“再通胀交易”的逻辑主要是从美国财政刺激来推演，但影响更大的其实是货币银行体系重新扩张的可能性上升。

从美国的情况看，量化宽松和严格的金融监管规则，实际上是通过巨量的超额准备金将通胀压力延后了。中国2015-2016年货币投放相对缓慢，但通过合格抵押品制度以及银行体系相对比较高效率的响应，使得通胀预期释放得比较充分，同时抵御了“债务―通缩”风险。

面对潜在的通胀压力，市场开始讨论美联储是否会从加息过渡到收缩资产负债表。至于中国，类似的故事可能发生在金融机构身上，这将决定中国能否规避系统性风险。市场不可低估人民银行在抑泡沫、去杠杆、防风险方面的决心。

人民银行一周三次吹风

回顾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16年6月24日在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政策研讨时以《把握好多目标货币政策》为题发言称，人民银行采取的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

周小川当时指出，几个货币政策目标均存在容忍区间，在区间之内目标权重会呈现某种调整变化，中国转型终将会大致告成，人民银行目标函数将走向简化。

货币政策的多重目标孰轻孰重对市场极其重要，而如今可能就处在政策目标变化的窗口，并预示着金融体系更加重大的转向。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3月20日发表工作论文称，未来应进一步深入探索、丰富适应中国以通胀为主要政策目标、兼顾其他目标的货币政策理论。

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3月24日在2017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上演讲称，未来一段时期，有关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路径、退出策略以及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等课题，亟待各国央行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他同时称，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负面冲击方面，在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上，强调突出价格稳定，并统筹兼顾金融稳定等其他目标。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紧接着在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上又发言称，“在多轮量化宽松之后，我们已经到了周期的尾部，货币政策不再是宽松的政策了。许多国家都存在流有怨剩，虽然货币当局已开始收紧流动性，但这也将是个渐进的过程。”

中国人民银行官员一周内三次公开讨论应对危机的政策退出和货币政策的转型，层级不断上升，措辞越发铿锵有力，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在MPA季末考核的时间点上，陈雨露也代表人民银行正式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积极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这意味着，经济基本面和金融风险来源可能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目前通货膨胀的目标权重或许是被上调了；在其他目标当中，金融稳定的权重可能也更加居前。

需求复苏的基础是债务问题缓解

经济增长和就业是货币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如果经济还将减速，缺乏高频可追踪指标的就业仍存压力，那么货币政策是否就还有维持宽松的必要性？

第二个方面是债务问题。当经济好转，市场认为这是债务负担不可持续的部门靠借债推动的，目前总的债务负担还比较高，而货币政策过早收紧则会引发债务危机，欧元区就是先例，因此，目前货币政策基于防范债务风险也不会收紧。

有了这两大逻辑，市场似乎仍可以认定目前只是宽松货币政策的小波折，未来还会继续回到前两年熟悉的宽松环境当中。但是，这两大逻辑不是必然。

2017年，人民银行官员先后了两篇工作论文，事实上分别对市场广泛认可的两大支持宽松货币政策的逻辑进行了回应。

有关债务问题的工作论文牵头人是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纪敏和总行营业部副主任严宝玉。文章中提到，有关债务率水平与金融稳定阈值的研究并不能给出明确答案，尽管高杠杆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债务可持续性的差异，使得杠杆率水平的风险阈值并不稳健。 近年来，根据具体阈值预测中国债务危机的观点层出不穷，这一论文客观上作了回应。

论文同时指出，中国高储蓄支撑的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且曾经享有“双顺差”融资，可以承受较高的杠杆率水平。但另一方面，虽然依靠国内债务扩张可提升债务可持续性，但M2/GDP的上升，意味着经济效率的下降，除非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增速快于债务增速，最终仍将以危机爆发及债务减记和重组等方式收敛。这体现出了货币政策总量扩张的局限性。

因此，既要避免过快压缩信贷和投资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和“债务―通缩”风险，也要避免杠杆率上升过快而引发的资产泡沫。

中国过去几年的低利率和债务置换是在解决“债务―通缩”风险。在中国政府和居民部门杠率迅速上升的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却持续下降，至2016年11月，已分别降至56.1%和51.1%的有数据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企业去杠杆或许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并使得需求开始好转。

从现在开始，官方的担忧开始转向资产泡沫破裂，并很可能将控制M2/GDP增速。根据前述逻辑，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和鼓励实体企业技术创新，都是为温和去杠杆争取时间。

另一篇则是前述徐忠的论文。徐忠认为，应加强对中国潜在产出、均衡实际利率等自然率的估算，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利率政策规则，尽快明确新的短端货币政策利率和目标水平。

从总量指标上来看，估计经济实际增速和潜在增速的偏离是理论上分析经济是否处在健康状态的标准之一，过热和过冷都是需要调整的。相应的，越是接近潜在增速就越符合内部均衡，可以印证的其他指标是通胀、就业、产能利用率。

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和工业增加值持平，2017年GDP目标还有所下调，但PPI增速和非食品CPI增速均处在历史较高水平。从就业看，2017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预期目标1100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00万人。从产能利用率看，2016年四季度，工业企业的整体产能利用率接近74%，较一季度回升了1个多百分点。综合这三方面的指标说明，目前中国经济实际增速距离潜在增速的缺口收窄，货币政策的收紧是具备基本面条件的。

而且，中国目前将环保上升至很重要的政策目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青认为，这或许意味着对经济潜在增速的概念理解也需要将经济可持续发展纳入其中，其结果就是进一步拉低潜在经济增速，对潜在增速重估将引起对均衡利率的重估。

金融机构缩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中国需求复苏，债务问题缓解，物价形势从通缩走向再通胀。既然并没有“硬着陆”的担忧，人民银行官员为何从吹风到实践都在注重防范系统性风险呢？

最近市场在讨论关于人民银行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是否算加息。纠结于这个概念并无必要，更重要的是观察在政策利率变动是否会作用于总需求和杠杆率。人民银行正在通过短期政策利率实现间接传导，并且考虑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如何对政策利率的变动做出反应。

根据Wind数据，从2009年1月至2017年2月，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仅从20.8万亿元扩张到34.5万亿元，存款性金融机构则从66.2万亿元扩张至234.5万亿元。“货币空转”和“自我循环”是人民银行乃至中央政府一贯不支持的，但在应对危机期间，货币政策对这种预期内的溢出效应有一定的容忍度。一旦货币政策正常化，这种反向的收缩可能会带来冲击。

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角度看，人民银行仍支持对接实体需求的信贷投放，希望收缩的是金融机构同业资产负债行为，减少货币进入实体经济前的环节，降低融资成本。

但是，如果用力过猛，引起金融机构全面收缩信贷，便会使经济创新回到“债务-通缩”的螺旋当中。

根据Wind数据，从2013年1月至2017年2月，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从4.9万亿元增长至27.7万亿元。这些同业资产负债会压缩到什么程度，速度有多快，决定了市场上有关机构的流动性失血风险有多大。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从接近人民银行人士处了解到，公开市场操作对市场利率波动削峰填谷，但这不意味着人民银行会在所有的季节性时点都出手平抑市场利率波动。近期财政支出力度加大导致银行体系流动性处于较高水平，公开市场操作因此暂停，有关放水的说法子虚乌有。

“保证流动性基本稳定的作用对象是银行体系，目前公开市场操作更关注货币市场存款性机构利率的稳定，而不是全市场率。人民银行基于各方面信息的掌握，对流动性总量有比较全面的估计和预判，不会盲目放水。一些市场机构就流动性紧张发声，其实也是给其他机构继续市场化去杠杆提了醒。不过，非银机构也不用担心，利率走廊机制和分层传导机制能保证全市场利率不会飞到天上去。”该人士称。

基于前述“削峰填谷”和“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的目标，该人士进一步指出，未来最终目标是让市场流动性总量自求平衡，人民银行只在边际上进行调剂，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随行就市的变化将会是常态。

2016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天天见”，已经实现了机制化，未来会进一步市场化，精细化，透明化。

合格抵押品机制的过滤作用

如果过去几年应对危机时，信贷投放意愿不强的金融机构是获得扩张资产负债表的正向激励的话，那么在未来如果货币政策正常化要求金融机构收缩资产负债表，是否也会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呢？

徐忠在论文中提到，相较发达国家央行危机以来不断扩表且被动收购资产，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在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局面改变的背景下，调整和优化空间相对较大。如何通过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进一步提高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更早些时候，在2月20日，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短期利率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以及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向信贷市场的传导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障碍，有必要探索中央银行的中期政策利率，以更有力地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和预期，从而间接影响贷款利率。

结合两位司长的研究来看，未来人民银行如果在控制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根据金融机构的抵押品提供流动性，是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根据金融机构的资产投向来决定是否给与其流动性，也就是负债支持。

基于合格抵押品的货币供应机制，就如同在收缩货币供应时增加了一个过滤器。

金融机构的资产端对接实体经济和真实的信贷投放，才能得到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供应，这也能尽量减小对实体经济的误伤，同时限制债务货币化。

“在均衡水平政策利率基础上，探索完善合格抵押品机制，结合MPA等宏观审慎政策，进行贷款便利操作，以确保中央银行资金安全，有效抑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徐忠指出。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方面印证了人民银行未来的货币政策调控将重视潜在经济增长和均衡利率，可观测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反映非食品需求的价格指标作为指标，其预测货币政策的意义将更加重要；另一方面，或许印证了目前合格抵押品存在不足的问题。不过，根据前述接近人民银行人士的观点，目前还看不到信用债扩展进入公开市场操作抵押品的可能性。

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货币国际化 金融市场 风险 LIBOR利率 ARCH模型

一、研究的背景

20世纪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欧洲金融市场和其他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发展，使国际金融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已经不可能发挥作用了。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入，金融市场一旦出现了波动，就会通过LIBOR、TIBOR或是HIBOR等同业拆借利率扩散开来，这会为金融投机家提供了投机的手段与场所，对于国际化货币发行国和使用国际化货币国家的金融市场而言，产生了金融风险，带来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货币的国际化是金融创新的一种具体形式，它是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种新兴的事物。货币的国际化推进了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国际货币运行模式越有效，就越能限制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货币数量，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李建军，2009）[1]，让离岸金融市场、跨国银行金融机构、金融衍生金融工具等得到了很好的推广。由于国际化货币的出现，各个金融机构之间、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相互依赖加深。

但是，这也意味着货币流通的任何环节出了漏洞都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伙伴风险”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①

*在国际金融市场“伙伴风险”传递的过程中，欧洲货币市场的同业拆借利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利率被认为是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基准利率。一般而言，基准利率的形成，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于建忠、刘湘成，2009）[2]。一方面，同业拆借市场中的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利率水平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形成了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和利率市场化的机制。

另一方面，同业拆借期限虽短，但对维持银行资金周转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同业拆借全凭信誉，无需提供抵押品，交易较为方便，存款和放款都是通过电话、电传联系。每笔交易少则几十万英镑，多则高达几百万英镑。所以说，虽然货币国际化的金融创新带来了财富效应、金融市场的业务效应和金融市场的福利效应，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个创新也通过同业拆借市场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般来说，货币国际化以后，金融监管的重点领域，应当是国际化货币流通的国际金融市场。货币金融市场是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通过金融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而同业拆借利率是货币的流通场所和空间的基础，研究同业拆借利率的自身波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同业拆借利率波动为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风险，影响了货币国际化的推进。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同业拆放利率有四种：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东京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TIBOR）、新加坡银行同业拆借利率（SIBOR）和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HIBOR）。而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规模最大的同业拆借市场。

关于LIBOR市场波动率的研究，PhilipInyeobJi，FrancisIn（2010）通过对2006年3月1日―2008年11月11日澳洲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美国美元每天波动的汇率值研究，发现LIBOR利率正在加深对其他国家货币币值波动的影响，特别是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LIBOR利率的波动更为频繁了，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资产带来了较大的风险。

[3]

Shin-ichiFukuda（2011）通过对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市场LIBOR利率和TIBOR利率变化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增加了国家金融市场或区域金融市场贴现率的波动程度，带来了金融风险。由于美元是国际金融市场中重要的工具货币，欧洲美元市场中的LIBOR利率通过以美元计价、结算和储备的金融产品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交易信用风险和资产流动风险。

[4]

另外，如果把影响LIBOR利率的因素联系进来，LIBOR利率的波动就显得更为频繁了，比如陈玮光等（2009）认为当通货膨胀率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增长率增加时，美元LIBOR的所有利率都上升；联邦基金利率增加时，利率的水平值增加，但长期利率增加幅度小于短期利率的增加幅度。

[5]

可见，波动率在某些时段上较低，说明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保持稳定，带来风险的可能性在降低；而波动率在某些时段上较高，往往意味着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一方面，这会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一般而言，一个稳定、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载体，它可以吸引国际借贷者和证券发行者在本国融资，可以培育丰富的金融产品，增强产品的流动性，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多样化的资产配置平台（杨雪峰，2009）。

[6]

另一方面，银行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银行业国际金融业务对货币国际地位具有直接的影响（元惠萍，2011）[7]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剧烈波动会不利于发达银行业的发展。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货币国际化带来了金融市场创新，而这个创新也通过同业拆借市场向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价格的波动，而是否会出现价格波动率聚集的现象，即大幅度波动聚集在某一段时间，而小幅度波动聚集在另一段时间上，这是中外学者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前人的研究并没有站在LIBOR利率的角度上，对货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协调推进带来的风险展开分析，没有对金融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大胆的探讨，特别是实证研究较少。这也说明本文研究LIBOR利率波动对于稳定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国际金融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三、货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协调推进对同业拆借市场带来波动率的模型估计通过这一小节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货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欧洲货币市场中LIBOR利率的波动，会对国际金融市场投资的金融产品造成冲击，产生投资的风险。本文试图站在LIBOR利率的角度上，对货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市场协调推进带来的风险展开分析。

（一）ARCH模型简述

在金融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广泛运用的一种特殊非线性模型就是ARCH模型（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lyHeteroskedasticity），最早由Engle于1982年提出。该模型主要的思想是，某一特定时刻t的随机误差方差不仅取决于以前的误差，还取决于自己以前的方差。对于通常的回归模型：yt=x＼'tβ+εt（1）如果随机误差项的平方ε2t服从AR（q）过程，即：ε2t=α0+α1ε2t-1+α2ε2t-2+…+αqε2t-q+ηt，t=1，2，…（2）其中，ηt独立同分布，并满足E（ηt）=0，D（ηt）=λ2。则称模型（2）是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简称ARCH模型。

对于任意时刻t，εt的条件期望为：E（εt|εt-1，…）=ht・E（vt）=0（3）条件方差为：E（ε2t|ε2t-1，…）=ht・E（v2t）=ht（4）通过（4）式，可以看出序列条件方差具备随时间而变化的性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让ARCH模型的解释能力更为完善，不断有学者对ARCH模型进行完善和扩展，出现了多种变异的ARCH模型，形成了一个ARCH模型族（黄宗远，沈小燕，2007）[8]，包括GARCH模型、ARCH-M模型、非对称ARCH模型、幂ARCH模型、成分ARCH模型等等。由于ARCH模型族可以很好的发现引起波动状态的因素，非常适合于描述金融市场时间序列的波动特征，所以，本文在这一小节中通过ARCH模型展开货币国际化对同业拆借市场带来波动率的模型估计。

（二）数据的说明

货币国际化对同业拆借市场带来的波动，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随着欧元的诞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继续得到了巩固，并形成了以美元为核心、欧元、日元、英镑等为补充的国际货币体系。同业拆借的利率种类较多，期限较长，关于同业拆借市场中的数据，本文在英国同业拆借市场中选取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JPY），以及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USD）每个季度的数据在1986年1月―2011年9月之间的数据，共103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欧洲中央银行数据库，为了减缓序列的波动程度，本文选择对这两个时间序列的变化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即djpyt=LN（LJPYt/LJPYt-1）和dusdt=LN（LUSDt/LUSDt-1），LJPYt表示欧洲日元在t时刻的LIBOR利率，而LUSDt表示欧洲美元在t时刻的LIBOR利率。

（三）LIBOR利率的数据统计特征分析为了对LIBOR利率进行ARCH模型分析，也为了达到较好的模型解释能力，首先需要对数据的基本统计特征展开分析，以观察原始数据是否具有尖峰的分布特征，便于对下文展开分析。从图1中可以看出，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的Sk=-0.404207，其结果小于零，表明其分布呈现出左偏态。而从峰度来看，K=9.844914，远远大于3，表明更多的变换率取值聚集在均值周围，同时部分变化率又远离均值。与标准正态分布（Sk=0，K=3）相比，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呈现左偏，尖峰的分布特征，即“尖峰厚尾”。JB统计量为201.9021，P值接近于0，说明该时间序列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为正态分布的假设。

从图2中可以看出，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的Sk=-1.315755，其结果小于零，表明其分布呈现出左偏态。而从峰度来看，K=8.209290，远远大于3，表明更多的变换率取值聚集在均值周围，同时部分变化率又远离均值。与标准正态分布（Sk=0，K=3）相比，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呈现左偏，尖峰的分布特征，即“尖峰厚尾”。JB统计量为144.7616，P值接近于0，说明该时间序列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为正态分布的假设。可见，欧洲日元市场与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呈现出尖峰的分布特征，可以在下文中对这两个序列进行ARCH模型分析。

（四）LIBOR利率波动率模型的建立1.LIBOR利率数据的平稳性分析和序列相关分析一般而言，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时，首要的问题是判断它的平稳性。如果样本呈现出非平稳的现象，那么往往会导致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这样，样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意义的关系，对样本进行回归也会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本文选择的变量数据是1986年1月―2011年9月之间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JPY），以及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USD）每个季度公布的数据，这是明显的时间序列，所以本文首先利用Eviews6.0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有的变量进行ADF检验。对于LJPY和LUSD时间序列而言，其ADF数值都小于1%、5%和10%临界值，因此，可以拒绝样本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时间序列的数值是平稳的，可以继续进行数据分析。

同时，对LJPY和LUSD时间序列展开相关性分析。通过对LJPY相关系数的分析可以知道，滞后1阶、4阶和6阶的自相关系数较大（取绝对值以后），因此，本文采用LJPY时间序列建立一个滞后1阶、4阶和6阶的模型。

而LUSD滞后1阶、2阶和12阶的自相关系数较大（取绝对值以后），因此，本文采用LUSD时间序列建立一个滞后1阶、2阶和12阶的模型。

2.LIBOR利率分布滞后模型的OLS分析从表1中可以看出，只有LUSD（-2）的系数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其他系数均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其他拟合的整体效果似乎不错。

接下来，本文对残差序列进行ARCH效应检验，运用p=1阶的序列自相关LM检验展开分析，显示结果如表2、表3所示：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均小于5%，可以知道F和LM的值都在临界值的右边，可以知道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存在ARCH（1）效应，也就是该模型的残差序列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详见表4。

3.ARCH（1）模型的拟合结果及分析对比前文OLS的分析结果，LJPY模型回归的参数变得更大了，而且z统计量也变得较为显著了，除了常数项以外，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同时，ARCH（1）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有所增加，AIC和SC值都变小了，说明模型比OLS回归可以更好的拟合数据，选择ARCH（1）模型是合适的。

而对于LUSD模型，虽然回归的参数LUSD（-2）和LUSD（-12）的z统计量变得不显著了，但是，ARCH（1）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有所增加，AIC和SC值都变小了，说明模型比OLS回归可以更好的拟合数据，选择ARCH（1）模型是合适的。

另外，从图3中可以看出，ARCH（1）模型很好的拟合了LJPY序列，残差序列大致被控制在-0.4―0.4之间。

从图4中可以看出，ARCH（1）模型基本拟合了LUSD序列，残差序列大致被控制在-2-2之间。

接下来，再对ARCH模型进行异方差ARCHLM检验，得到结果（详见表5、表6）：可见，对于LJPY序列，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1958和0.1918，均大于5%，而对于LUSD序列，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5089和0.5034，均大于5%，所以说，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残差序列不存在ARCH效应，也就是模型ARCH（1）消除了随机游走残差序列的条件异方差性。

ARCH（1）模型拟合的LJPY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图5中可以看出，LJPY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在1994年―2009年大幅震荡，大多数年份中超过了0.4的水平，特别是2000年前后波动加剧，最大时甚至达到了2.0左右。而其他年份波动都较为平缓，基本上在0.2的水平。

从ARCH（1）模型拟合的LUSD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图6中可以看出，LUSD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在2000年以后开始大幅波动，大多数年份中超过了0.4的水平，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波动幅度甚至超过了0.8，最大时已经接近到了1.0左右。而其他年份波动都较为平缓，基本上在0.1的水平。这与近年来，美国政府及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缓解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降息、刺激消费者开支等诸多措施来拯救银行系统是有关系的（陈敏强，2010）。

[9]通过以上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欧洲货币市场中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价格的波动，会出现价格波动率聚集的现象，即大幅度波动聚集在某一段时间，而小幅度波动聚集在另一段时间上。欧洲货币市场中日元的同业拆借利率在1994年以前，以及美元的同业拆借利率在2007年波动率较低，说明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保持稳定，对欧洲货币市场中以美元、日元计价、结算、储备和投资的金融产品带来风险的可能性在降低，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吸引投资者对以美元或是日元计价、结算的金融产品购买，必然会较好地促进美元与日元的国际化。

但是，欧洲货币市场中日元的同业拆借利率在1994年以后，以及美元的同业拆借利率自2008年以来波动率较高，意味着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这必然不利于美元、日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市场稳定，货币国际化正通过同业拆借市场向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本文的这个实证分析结果已经拓展了前文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结果，所以说，金融市场中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剧烈波动会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投资的稳定，这必然影响了美元或是日元货币国际化的深入。同时，本文认为货币国际化与金融协调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引入以稳定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波动为目标的监管思路，这样可以以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为目标来设计金融市场监管的步骤。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ARCH（1）模型分析，可以大致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离岸金融市场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和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时间序列具有随机游走的趋势，而且波动的程度还在不断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为货币国际化背景下的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带来风险。

第二，从ARCH模型拟合的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时间序列中可以看出，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值具有群集性特点，国际金融市场中的LIBOR利率存在ARCH效应。

第三，同业拆借市场中价格的波动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是发行国际化货币国家和使用国际化货币国家决策者和监管当局需要密切关注的对象，这个风险会影响到货币国际化进程地深入。而关于货币国际化后离岸金融市场中风险的监管模式，本文认为可以引入以稳定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波动为目标得监管思路，也就是基于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目标来设计监管的体系和步骤。这样，通过有效确定国际化货币的金融市场监管目标，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加强对同业拆借利率地监控，并且准确无误地把监管目标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以在极大程度上避免货币国际化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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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hin-ichiFukuda.Market-specificandCurrency-specificRiskDuringtheGlobalFinancialCrisis：EvidenceFromtheInter-bankMarketsinTOKYOandLONDON[C].NBERWorkingPaper，2011，No.16962.

[5]陈玮光，赖明勇，林忠晶.国外同业拆借利率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美元LIBOR为例[J].经济数学，2009（2）：30-34.

[6]杨雪峰.国际货币的决定因素及人民币国际化研究[J].求是学刊，2009（4）：59-63.

[7]元惠萍.国际货币地位的影响因素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3）：3-19.[8]黄宗远，沈小燕.ARCH模型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应用情况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