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代画院花鸟画审美特色的形成因素

摘要: 宋代是宫廷美术的全盛时期,花鸟画也在此时达到颠峰,工整细致的用笔,富丽堂皇的画风,成为当时主流社会的审美标准,其审美标准因素的形成与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时,宋代花鸟画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人文色彩。

关键词: 宋代画院花鸟画审美特色形成因素

宋代是宫廷美术的全盛时期,画院规模齐全,名家名作层出不穷,其创作数量和创作质量盛况空前。宋代画院花鸟写实技巧娴熟、精粹,美学画貌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含蓄清新,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画写实艺术的审美特色。宋代画院花鸟画所反映的心理、审美境界,与宋代文人画相互关联,共同体现了中国美术史由政教、宗教精神向人文精神转换的时代特色。这一时期的美学著作、艺术思潮与绘画实践,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发展源头。

花鸟画的发展在我国绘画史中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起步最早,而成科最晚。最早的绘画可追溯到距今六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或旧石器时代晚期。被美术史论家公认为中国第一幅称得上富有意境而较完整的绘画,是在河南临汝发现的一件绘有鹳鸟石斧的彩陶缸,恰恰是花鸟性质的图案。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彩陶文饰,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纹饰,无论是对自然认识的印记,还是对图腾的崇拜,抑或是生活的装饰,都不难看出以花鸟题材为主。

北宋初期花鸟画出现的不同风格面貌,以对主体性的肯定与绘画形式美的追求为显著特征。从薛稷画鹤到北宋徐、黄花鸟,花鸟画脱离了人物、山水花的附属地位,完成了独立、成熟的艺术转变过程,从题材手法、内容、表现手法及审美追求等方面形成了本领域的独特面貌。宋代花鸟审美特色的形成,是中国画写实传统发展的必然,这种发展又通过北宋的黄氏家族得以具体体现。

历史进入宋王朝后,黄氏家族随蜀主归宋,宋太祖授黄筌以“太子左赞善大”的官职,尽管三年后病逝,但黄氏家族的绘画体系在宋王朝的正统地位已确立。黄氏家族的绘画体系已成当时的审美标准。黄筌富丽堂皇、工整细致的画风,具有文人所推崇的逸趣,颇合宋代主流文化阶层的审美时尚,不知是由于黄氏家族的卓越成就而成为那个时代的审美化身,还是那个时代的审美吻合了黄氏家族的绘画体系。无独有偶,宋王朝到了宋徽宗赵佶时,能称得上意志的表现,就仅仅是绘画了。赵佶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治国昏庸无能的皇帝,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对艺术的迷恋,却使他成为中国美术史上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家。他在位时开科取士,设立画学,促使宋代花鸟日趋昌盛,成为世界绘画史上辉煌的一页。

宋代朝政较历代开明,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文治盛世”。文人执政掌权是宋代的特色,这和当时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宋太祖曾说:“昔者科名受为世家所取,联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宋代科举考试采取弥封眷录等制度,主考和阅卷官都集中在贡院评卷,不得接触外人。一次录取的进士常达三四百人,超过唐代十倍以上,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势家大族对中央政权的垄断,使平民士子有更多的机会入仕、参政。北宋王朝统一全国以后,采取轻徭薄赋的措施,刺激了农业和生产的发展。大量荒地被开发,农作物单位产量大幅度提高,使农村中更多的人可以闲暇从事文化活动,由农村进入城市,由平民晋升为朝廷命官。在宋代崇文抑武的国崇下,他们得到了优厚的待遇,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稳定的生活保障。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士人画家们不再退隐山林,纷纷出山,进入上层主流社会,进一步丰富了花鸟画的表现形式。

宋代物质文明的发展是绘画艺术发展变化的社会基础。城市生活风尚是形成花鸟画审美面貌的时代特色。“文治”国策使北宋有了“百年无事”的休养生息机会,使南宋歌舞升平的“偏安”局面得以维持一百五十余年。这样的政治局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进步和文化艺术的繁荣。这也是绘画艺术发展变化的重要社会基础。

宋代除农业外,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也都有了巨大发展。在北宋,指南针已经普遍用于航海,纺织、制瓷、矿冶、造纸、印刷,各业规模、技术均超越前代,发展迅速。在此基础上,宋代还发明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继之而来的,是城市的兴起,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在人口数量和城市规模、繁华程度等方面都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大城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汴梁街市生活的繁华场景,从当时的文献记载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宋代城市居民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彩与追求享乐的习俗、时尚。酒楼、饭铺、茶肆、歌馆到处都有,店铺、酒楼往往四时插花,张挂名人字画,以装点门面,招揽顾客。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一直比北方迅速,在皇室南迁后,水上交通发达,商业贸易更繁盛。南宋的首都临安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富庶的都市。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精神需求,绘画已具有商品意义,或收藏、或装饰、或作为礼品进入到广大市民的生活中。艺术家创作的心理与观众群体的变化,直接影响了绘画的审美面貌。从北宋到南宋,娱悦性情的创作越来越多。注重内心感受的抒发,情绪与情趣的表现,注重形式的别致与细节的精致成为时代的风气。宋代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工艺的发展,以及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引起了绘画题材、内容的转变。宋人对现实幸福生活的追求取代了对虚幻天国的向往。宗教的世俗化,以及绘画向世俗生活的靠拢,促进了宋画“民族本色”风格的形成。所谓:“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即指对佛道人物宗教迷恋的淡化及创作数量、题材的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山水、花鸟题材的兴盛。

中国古代帝王爱好书画的人很多,但都有别于宋代。宋代帝王对书画的爱好出于艺术本身,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北宋初,宫廷仍很重视艺术的宣教功能,要以“前代帝王美恶之迹”作“兴废之诫”,但得到帝王特别嗜好的,还是具有单纯赏悦功能的山水、花鸟题材的作品。除在建筑上绘制图案与壁画外,宫廷也大量设置御展屏风装点美化。一直到北宋中期,画院里许多画家如黄居、燕文贵、崔白、郭熙等都为宫廷画过屏风或壁画,且宫廷装饰绘画随着帝王的喜好经常更换。这种倾向,在北宋中期之后发展成为宣教艺术的衰落与赏悦艺术的普遍兴盛,使宋代画院绘画日益向艺术的纯粹化精进。

宋代文人苏轼等最早提出以诗入画的创作主张,影响到“诗画一律”原则的宋徽宗赵佶主持的宣和画院。宋徽宗赵佶本人诗、书、画都极有造诣,其《瑞鹤图》、《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上均题有诗,这是最早的题诗画。宋徽宗继神宗之后,进一步改革画院制度,提高、改善画家的政治、经济待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画学”的创建。画学生入学、毕业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核筛选,合格者方能进入画院。画学的主持者由宋子房、米芾等有相当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担任,这种措施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使绘画艺术向“文之极也”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画学生的考核不仅看其画技如何,而且考查其文学、经义等文化知识,画史上对于宣和画院以诗题考核画家的做法多有记载:“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独魁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为非无舟人,只无行人耳”,还有“踏落归去马蹄香”,“蝴蝶梦中家多里”,等等。要求绘画表达诗意,达到诗画一律的审美境界,是中国画最显著的民族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