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及其适用

[摘要]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内蕴着丰富的价值理性，同时也存在着天然的价值缺陷。为张扬其价值理性同时又能够力避其价值缺陷，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的适用施以立法规制是必须的。文章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之适用条件、适用时机及作出的程序等方面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展开理论分析。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证明标准；证明责任分配

[作者简介]杜承秀，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师，法学硕士，广西　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D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1－0185－07

一、问题缘起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意指在对具体的民事纠纷案件进行诉讼解决时，民事审判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依据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之分配规则，直接判决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败诉的一种裁判方法。作为一种裁判方法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在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一直存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主张。持“肯定说”的学者以德国诉讼法学者罗森贝克、莱波尔特、汉斯・普维庭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现象是无法克服的客观存在。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发生时，对法律适用难题的解决方案是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罗森贝克在其成名之著《证明责任论》中认为：“在任何诉讼中，法官的任务均是如何将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鉴于我们的认识手段的不足以及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在每一个争诉中均有可能发生当事人对事件的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程度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又将如何为裁判行为呢?……证明责任规则会给这个问题以答案。”持“否定论”的学者以德国诉讼法学者莫其、莱昂哈特等为代表，他们或否认事实真伪不明现象本身，或回避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而出现的法律适用难题。莫其主张，如果法官在审判时降低诉讼证明标准的话，就能避免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的发生。“如果正确的把握证明尺度的话，就可以完全排除证明责任；从而降低法院判决的错误率。”我国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否认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现象的客观存在。“我国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或案件的真实情况……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并认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一传统理论的指导或影响下，我国过去的民事诉讼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有悖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民事诉讼制度基本规律的做法。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9月《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曾提出，如果合同纠纷发生的时间较长，或无人证、物证，事实现在显已无法查清，可以不予受理。这一有普遍适用效力的司法解释，在当时不知导致了多少起经济合同纠纷被法院拒之门外，这显然有悖于民事诉讼保障当事人诉权之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次如，在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若果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时，那时的民事审判法官往往或拖延判决或强行调解，此种处理方法或者明显悖离及时终结诉讼之民事诉讼基本规律或者显然有悖于自愿调解之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再如，在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若果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时，那时有的民事审判法官会判决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害后果，而作出实质上是不正确的霸道裁判。

1986年，李浩教授在《西北政法学院学报》公开发表了《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含义新探》一文，他认为：“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解释举证责任……结果上的举证责任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这种不利的诉讼后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得不到任何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又通常表现为因败诉而负担的诉讼费用。”在李浩教授提出此观点后，一些研究者在其论文和论著中纷纷提出了相同或相似的观点，进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作为一种辅裁判方法或操作路径逐渐进入我国诉讼法或证据法学者的研究视阈。针就研究现状论。我国大陆学界相关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课题的研究，研究成果数量十分有限，成果的形式也仅仅表现为论文的形式，且专门就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论题从理论上展开分析。论证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存在的价值及其妥适适用方面的论文更是凤毛麟角。在理论观点上，缘于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天生缺陷，受传统客观真实诉讼证明观理论的影响，当下大陆法学理论界关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存在的价值问题也还有否定性观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存在彰显了何价值理性，对其固生的缺陷如何辩证认识，如何通过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的建构以张扬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价值理性同时又着力避免其价值缺失，笔者在本文中拟尝试着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以求教于方家。

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价值理性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存在的根据是其内涵着丰富的价值理性，其价值理性至少表现在其与民事诉讼对抗制诉讼结构相适应、与法律真实之民事诉讼诉讼证明观一脉相承，以及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有助于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实现、有助于民事司法权威的塑造等几方面。兹述如下：

(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与民事诉讼对抗制诉讼架构相适应

民事诉讼采选对抗制架构业已达成学界共识，对民事诉讼采取对抗制诉讼架构或对抗制诉讼模式的法理依据，本文不作赘述。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也逐渐实现了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转型。2007年修订后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上体现了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理念，现行民事诉讼法之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以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调取、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相关规定等均体现了对抗制民事诉讼架构之基本诉求。对抗制诉讼架构要求在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法官应居于消极、中立的地位，是真正意义上的裁判者，而不再是作为运动员，民事诉讼活动的推进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对抗，是双方当事人的对抗程度及其优劣情势决定着诉讼的进程及其胜败结果。民事案件事实在双方当事人充分对抗之后依然真伪不明，也就意味着处于对争议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的那方当事人没有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亦即意指其在民事诉讼对抗中处于劣势下风，此种情形下，判决由其来承担败诉的后果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是与民事诉讼对抗制诉讼架构相适应的，对抗制民事诉讼架构必然要求，在诉讼对抗中不力的一方理应担负败诉的后果，司法应作出对其否定性的评判，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是反映对抗制民事诉讼架构的技术性装置。

(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与法律真实诉讼证明观一脉相承

对案件事实的证明需要证明到何种程度，虽国内外法学理论界有客观真实说、主观真实说和

法律真实说等不同学术观点。但缘于法律真实说对法律规则在诉讼证明问题上作用的强调和推崇，对诉讼程序价值的肯定和重视，又由于其较好地处理了程序法律制度与案件事实的关系，目前看来法律真实说显然已占据上风，而成为当今时代诉讼证明观理论的主流观点。法律真实说强调法律程序对案件事实进而对最终裁判结果的决定作用，认为“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首先要通过程序法进行，案件事实是由法律程序自主产生的”，待法律程序终结之际却并无法输出事实认定的结论，此种状况下，否定事实主张者主张事实的存在。进而裁决其承担败诉的责任是符合人类认识活动基本规律和起码的伦理道德观的，否则不然，若果将认定案件事实的责任强加于审判人员，此情形，必将导致法律程序无法终结；若果将案件事实认定的责任加诸于不负担证明责任的对方当事人，必将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因此，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与法律真实之诉讼证明观理论一脉相承，它解决了经由法律程序认定案件事实不足的现实难题，保障了法律真实证明观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真正贯彻和充分实施。

(三)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毫无疑义，程序公正是任何诉讼程序制度当然的价值追求，是诉讼程序法律制度的生命。程序公正的判断标准问题。在当下学术理论界虽未达成共识，但“法官中立”和“当事人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一定是程序公正不可或缺的评判标准。“法官中立”要求法官仅仅是诉讼程序的见证者和诉讼结果的裁判者，而不能成为诉讼程序的积极推动者：“当事人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强调当事人在诉讼证据的收集与提供、在质证和诉讼证明方面的义务本体性。当诉讼程序终结之后，作为事实裁判者的法官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责任加诸于诉讼证明责任担负者身上，由其承担败诉的风险，而不是由法官步入诉讼竞技场，作为运动员继续表演，是程序公正的应然要求，也是程序公正真正实现的唯一技术性措施。另外，在诉讼程序终结时，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施加于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必将激发当事人主体趋利避害的本性和潜能，强化其诉讼对抗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而推动证明责任在双方当事人间来回转移，进而引导对案件事实的发掘向深度进发。这必定利于对案件真相的完全揭示。总之，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确立及其妥适运用有助于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实现，也便利于民事案件真实的最大程度实现。

(四)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有助于司法权威的塑造

正如学者所言：“司法的权威性之于诉讼，其重要性毋庸论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司法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是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机制之一存在的根基。”司法权威性的塑造是关乎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需要籍助多种举措方可得以逐步实现。司法权威性最起码的要求是不致使司法蒙羞，亦即意指凡是在司法面临尴尬为难处境时，必须给法官提供突破窘境的技术手段。缘于诉讼证明活动中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滞后性、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所能够投入的人力、物力及时间的有限性、诉讼证明的法规制性和诉讼证明的对抗性等种种特性，在诉讼证明活动过程中，法官面临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而无从裁判的窘境是绝对无法克服的客观实际，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恰恰是突破此种窘境所必需的制度装置和操作策略，它为法官在此种情况下大胆而有据地施以民事裁判提供了正当性支持，可以确保司法在此种境地下不至蒙窘受辱。因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确立及其妥适运用有助于司法权威的塑造，是确保司法尊严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

三、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价值缺陷

正如学者所言：“任何制度安排都不会是万能的，它会在一定的范围中起作用，超出这一范围。就要由其他制度安排来代替。只有知道一种制度安排的有限性才会真正恰当的运用它。”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和其他任何人为设置的制度一样，也存有固生的价值缺陷。其价值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易造成法官消极无为

由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是与对抗制民事诉讼架构相匹配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强调法官的中立和当事人的积极主动，这就难免使法官产生民事诉讼活动是当事人主体推动下进行的活动，对诉讼证据的收集与提供、对证据的质证以及对民事案件事实的诉讼证明等完全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法官仅仅是消极的裁判方，仅仅需要听审就万事大吉了等错误认识，这种不正确认识可能导致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放弃证据调取职责的主动行使或应申请行使，不积极履行对诉讼程序的指挥或干预职责。当今时代，社会民众对国家和法制的诉求日愈增多，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包括法院)，不仅需担负着在特定领域和相应职权范围内消极的对人权施以保障之职责，同时还必须承载着通过其职权行为的充分高效行使而促进人权全面健康发展的职责。体现在司法活动中。就是要求法官在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同时，能够经由司法裁判形式创造性地开拓新的人权领域，为人权的全面健康发展作出司法机关应有的贡献。二十世纪以降，一定程度张扬司法活动的能动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潮流和必然选择，司法能动性一定程度地张扬于国于民而言都是十分必要的。它契合了保障人权同时又必须发展人权的时代诉求，满足了为经济建设既保驾又护航这一党和国家新时代中心任务完成的需要。相反，若果因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安排和适用而导致法官的消极无为，于国于民而言都将是十分有害的。在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构建和适用的过程中，必须力避这一可能性的出现。

(二)易导致司法恣意专横

由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不利裁判的负担直接交由负有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那一方当事人，因此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科学理性是构建并适用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前提基础。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作为诉讼证据制度的重大问题。作为诉讼制度的骨架，通过成文立法进行安排和规制是必须的，“成文法明确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便于适用，符合法律和诉讼安定性要求；同时，由成文立法明确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其缺陷也还是客观存在的，其主要表现是，难以适时顺应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客观需要，也难以完全实现具体案件的个案正义和维护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具体公平。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相关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立法。均是在基本规则明确确定的基础上，为法官自由裁量以矫正证明责任具体的分配规则预留了宽泛的空间和权力。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在规定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一般分配规则的基础上，也为民事审判法官具体分配民事诉讼证明责任赋予了较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此种情形下。如果缺失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条件、程序等方面的理性规约，再加上，民事审判法官的业务素质和执业修行没有达致一定的高度，那么，将极可能出现民事审判法官凭借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问题

上的自由裁量权，想让哪方当事人败诉，哪方当事人决不可能胜诉的情形，这无疑容易滋生恣意裁判，助长司法专横。

(三)易产生实质上不正确裁判

理论上，任何纠纷的诉讼解决必须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晰真实的基础，只有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施以的裁判才可能是正确、公正的裁判，才可能确保具体案件处理的实质正确。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就贸然作出判决，不论这种裁判建立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其正确性是无法得到逻辑保证的，其对具体个案实质公正结果的实现也必将备受质疑。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的前提是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亦即其是在民事案件事实并未查清的基础上所作的一种推定性裁判，“在事实真伪不明场合，法院通过适用证明责任进行法律推理而作出的判决有可能与事实真相不符，产生不符合具体正义的情形”。总之。基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而作出的判决，可能是实质上不正确的裁判，针就某个具体个案而言，其虽然历经了诉讼程序上的正义，却可能是以牺牲实体上正义为代价的，这种牺牲也绝非现代法治社会所希望看到的。

(四)易损减司法公信力

传统诉讼法律文化将诉讼视为是官方掌控的活动，认为纠纷当事人将自己的纠纷之所以付诸于诉讼机制予以解决，是为了得到纠纷的正确解决，他们认为法官有足够能力同时也有绝对责任将案件事实真相完全查明，在案件事实真伪明晰毫无争议的基础上，进而以妥适的法律规范为准绳，正确处理所受理的纠纷案件。受制于此传统诉讼法律文化影响，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民众显然会将查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委诸于法官，也显然会将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原因归结为法官的无能或不尽职责。因此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过度适用，再加上我国传统诉讼法律文化观的现实影响，无疑将损减司法裁判的公信力，有碍司法权威的全面塑造。

四、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基本法中并未规定，基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价值理性，又源于其价值缺陷可以通过规制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而得以极大程度地避免，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73条第2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证据规定》首次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的形式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但《证据规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规定是十分粗陋的，从现行规定中，我们无法推知人民法院在何时、基于何种条件、经由何种程序可以凭据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而施以裁判。为保障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张扬其制度理性，发挥其制度价值优势，而同时又极大程度地避免其天生的价值缺陷，笔者认为，通过立法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作出精密细致的安排是必需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应从下述几个方面予以规制：

(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的条件

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应当按照民事诉讼证明责任施以判决。”但是。在涉及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的条件问题时，学者们往往缺乏深入论证。笔者以为，对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从两个方面严格把握：

1、不明的对象――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法律意义事实

真伪不明的对象，是指哪些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才能适用证明责任施以判决。笔者认为成为真伪不明对象的事实，首先必须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因为，诉讼证明活动并不需要对案件发生、发展的全部事实均加以证明。纳入诉讼证明范围的，应当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所谓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是指那些能够建立、消灭或变动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人类行为或者自然事件。这样的行为或事件能够影响当事人的权益和利益，是法官作出裁判的根据，因此，才具有诉讼证明的意义。所谓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意指那些为适用特定的法律规范所必须查明的事实，这种事实的发现首先需从法律规范本身的解释中去发现、归纳和整理，然后根据法律解释所确立的事实标准分解、归纳和整理本案的事实。只有在法律意义事实出现真伪不明时，法官才可以适用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其次，成为真伪不明对象的事实除是法律意义的事实之特征外，还必须为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之一属性。因为，有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完全可以依靠逻辑推理，经由已知事实必然获知，或者法官可以经由司法认知而无需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可以依据经验法则、生活常识得到认证，此种情况下，法律意义事实的存在还是不存在是十分明显的，所以不可以成为真伪不明的对象。总之，只有那些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法律意义事实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适用才有必要。

2、不明的标准――未达到明显优势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事实上是法官判断和认定事实时达到的程度。”当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使法官认为这些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要求，法官就应当对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出肯定的评价，即认定其主张的事实存在，进而判决该方当事人胜诉。反之，如果证明责任承担者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真伪不明。达到或高于证明标准而施以判决是正常的判决情况，在能够做出正常判决的前提下，法官决不可作出非常态的补充性或辅的证明责任判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没有正面直接作出立法规定，学者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39、142和153条的规定推理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奉行的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近年来，理论界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弊端进行了深刻反思，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证据规定》，这一司法解释受理论界的影响，改变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其中第73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该条款规定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为民事审判实务的顺畅开展提供了更加明确、可行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笔者将其概括为明显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因此当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已达到明显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时，法官应该支持其诉讼请求，判决其胜诉，而决不可以以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判决其败诉。只有在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未能达到明显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时，法官才可以凭借

证明责任施以判决。

(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的时机

相对于依靠诉讼证明标准或在案件事实查清的基础上作出常态判决而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是一种辅裁判方法。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才可适用的一种操作性裁判方式，因此，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的作出必须是在特定时机才可作出，对其作出的时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掌控：

1、程序角度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只能在诉讼程序终结之后才可以作出。所谓诉讼程序终结是指案件审理的程序已告终结。亦即对本案件的审理已经历经了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所有操作步骤。在民事诉讼程序尚未完结时，对案件事实查清的希望还存在，此时绝对不可以以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为理由，草率作出证明责任判决。

2、时限角度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只能在审理期限即将到了法定的最后期限临近届满之时，才可以作出。民事诉讼法对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的审理期限已作出明文规定，并且针就每一审限在具备法定的情形，规定了可以依据法定程序申请延长审限。笔者认为只有到了审限临近届满之时并且在可以延长的情形下，业已经历了审限的法定延长也临近审限届满之际，才可以做出无奈的证明责任判决，审限尚未届满，对案件事实明确的追求尚可能达到目标，此时贸然作出证明责任判决，于法官而言是一种不尽职责的处事作法，同时也有悖现代证据裁判原则的价值诉求。

3、法官角度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作出的时机是“自由心证”用尽。这里的自由心证用尽是指现行法律所赋予的法官凭以心证的各种策略、手段均已用尽。法官的“自由心证”用尽，包括：第一，法官已用尽阐明职责。在当事人有可能因法律知识欠缺等原因而没有主张相关的要件事实，或者因疏忽而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时，法官应当行使阐明职责，极尽阐明之能事，督促当事人主张事实或者提供相关证据。第二，法官已用尽各种证明评价的手段。在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不能或不力的情况下，法官必须考虑对该相关证据予以收集调取，法官可否主动依职权而为或者可否依当事人申请而进行对证据的收集调取，如果法律允可的话。法官应当依据职权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主动的收集调取，或者向当事人明示经当事人申请后，由法官进行收集调取。在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应当考虑可否通过推定、司法认知或者通过经验法则等所有合法的证明评价手段，将案件事实真伪查清，只有在法官用尽了各种法律许可的证明评价手段而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时，才可以使用证明责任作为判决。

4、当事人角度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作出的时机是已经充分调动了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提供证据、质证等程序环节所应彰显的必要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了当事人主体的积极性。首先，有的时候，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查明问题上没有充分参与或没有认真尽心积极参与遭致的。此时法官可以利用诉讼程序，激励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诉讼对抗，经由诉讼对抗，在正反两个方面积极性都得以充分发挥的情况下，案件真相有可能得以揭示，进而作出常态判决，而免除了适用证明责任判决的无奈。其次，诚如学者所言：“当事人平等、充分地陈述各自的诉讼主张、提出证据材料和展开充分辩论，此种情况下案件事实仍是无法查清，当事人会归结为自己没有能够说服法官的原因，往往会心悦诚服地认同、接受法院的裁判”，在当事人主动性、积极性充分发挥，仍然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无奈施以证明责任判决，也将大大提高该种判决的被接受度。没有穷尽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提供证据和围绕证据进行充分辩论的基础上，法官不应当作出证明责任判决。

(三)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的程序

责任判决是一种推定性判决，相对于在案件事实清楚或达到证明标准时作出相应裁判而言，其错误的可能性是不可否认的。为了提高证明责任判决的正确性，笔者认为，对证明责任判决作出的程序进行一定的从严规制是必要的。因为严苛的程序将有利于保障实体结果的正确，同时经由严苛的程序也可以助于当事人和普通社会民众诉讼意识的现代化发展，提高证明责任判决的社会接受度。在证明责任判决作出的程序方面，笔者认为应该针对该非常态判决构建专门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程序和救济纠错程序。具体而言，其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只有审判委员会才可以决定作出，当合议庭在案件审理终结，仍面临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合议庭应当在出具初步裁判意见后，报本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各级各类法院的集体领导组织形式，其对案件的讨论决定一方面更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因整合法院集体力量而具有专业性，无疑由审判委员会对真伪不明案件的证明责任判决将更具有正确性。另外，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作出证明责任判决，明确显示了法院对证明责任判决的作出是十分慎重的，这必将可以极大清除当事人对证明责任判决的误解，增强当事人和普通民众对司法活动结果的公信力；其二，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不服，应当给当事人提供相对宽松申诉的机会，一定程度地降低此种情况下提起申诉的条件，以利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可能不正确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

结语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价值理性和价值缺陷并存，因此，在民事审判实务中对其适用进行适度限制是极为重要的。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适用的适度限制，既可以强化其制度理性，同时又可以力避其制度缺陷，但此仅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自身完善的理论举措或技术设置。实际上，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的理性适用还需要诸多相关配套措施和机制的采用，其中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科学，辩论主义的充分贯彻。当事人处分权的极大尊重等等均是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理性适用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另外，一定程度张扬司法的能动性，求得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民事诉讼中的完美结合和相互补充也是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完善的必要举措。笔者相信，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和民事诉讼立法的成熟进步，随着我国民事审判实践的发展和理性改革，作为“最后的、无奈的手段”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判决制度定会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