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摘要】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在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对证明标准的概念、类型、层次以及标准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议，本文即结合司法实践做浅显分析。

【关键词】证明标准 高度盖然性完善

中图分类号：D91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证明标准”一词是舶来品，我国的传统叫法是证明任务、证明要求、证明度等，指在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纵观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历经客观真实标准、高度盖然性标准、优势盖然性标准三个阶段。本文结合司法实践，针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类型、层次以及完善等问题作深入系统的探讨，希望对民事案件事实审理的公正客观乃至推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的概念是研究证明标准问题的起点，目前，我国证明标准概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证明标准的基本语义。

“证明标准”一词作机械理解，可以分成“证明”和“标准”。“证明”是动词词性，指“证明”这一活动。“标准”一词在《法学辞海》中被解释为：“规范、样板”，更确切说是一种“界线”，界线之上称为符合标准；界线之下则称之为不符合标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指诉讼证明应当达到的一个状态，整个词组是一个名词词组。证明标准是一个关于认识活动的“度”或是“程度”，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对诉讼结构主张不同的“程度”：要求高的称之为“客观真实”，要求低的称为“法律真实”，折中的称为“混合标准”。

2、诉讼证明标准概念的不同观点。

当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履行举证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或程度，即在裁判者意识中形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程度；二是衡量证明成功的尺子，指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或者是达到法定证明要求的具体条件；三是证据份量的对比，即对立双方所举证份量的多少。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证明标准的本质。笔者认为诉讼证明标准不属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诉讼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固然由法官进行权衡，当事人自己也完全可以预测，诉讼证明标准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应从法官和当事人两个角度作出规定。

本文认为，证明标准概念是指诉讼证明主体通过自身的证明活动，证明案件事实所应当达到的法律规定的主观认知程度。证明标准是一个具有相对客观性的主观认识程度，一方面通过主观努力可以达到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是带有客观性法律标尺，存在于证明标准主体的头脑之中，并且其作用对象是在客观事实基础上形成的带有一定客观性的主观认识状态和诉讼证明活动。

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类型

樊崇义教授在《中国法学》发表《客观真实管件—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引起我国法学界对证明标准认识论基础的激烈讨论，主要表现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鸣。综合各国立法状况，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有客观真实标准、高度盖然性标准和盖然性占优势标准。

1、客观真实标准在我国理论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我国传统法学中重要的理论基础。任何诉讼要想达到的理想状态都必须在查清案件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判决。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必须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此证明标准被学界称为“客观真实说”，其缺陷具体表现为：一味强调可知论，并没有考虑认识的相对性与诉讼证明的特殊性，而且实际操作性差，严重影响效率公正。

2、高度盖然性标准，也称内心确信标准，由于证明标准具有无形性和模糊性的特征，难以精确定位证明标准的界限，盖然性成为描述证明标准的普遍选择。所谓盖然性即“可能性或概率”，具有可能而非必然的性质，从事物发展的概率中推定案情、评定证据。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心证”达到日常经验可能达到的高度，从而产生近似确信的可能性，以判决待证事实存在。其基本逻辑依据是：在事实真伪不明而当事人又无法举证时，法院认定盖然性明显高的事实发生，更能接近真实而避免误判。我国民事诉讼以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为原则，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共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表明，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已经在广义的立法层面得到确认。

3、盖然性占优势标准，英美法系称之为“或然性权衡”， 也普遍采用此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初步确立盖然性占优的证明标准。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需要将其主张的事实证明的更为可能。对高度盖然性标准的“高度”是多少及盖然性占优标准的最低限度如何确定是个复杂的问题。大陆法系一般用德国学者埃克罗夫和马森创立的“刻度盘理论”来表述，刻度盘的两端分别为0%和100%，其中0%为绝对不可能，50%为可能与不可能同等程度存在，100%为绝对肯定。两端之间分为四级：第一级为1%24%，为非常不可能；第二级为26%~49%，为不太可能，；第三级为51%~74%，为大致可能；第四级为75%~99%，为非常可能③。一般认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应定在第四级，即在穷尽了可能获得的证据后，如果达到或超过75%的证明程度，应认为待证事实的存在已获得证明，反之则不能证明。近年来，我国有学者主张从法官心证强度的角度把盖然性标准进行量化，将待证事实的证明程度区分为：初级盖然性的心证强度，为51%~74%，表明事实大致如此；中级盖然性的心证强度，为75%~84%，表明事实在一般情况下如此；高级盖然性的心证强度，为85%~99%，表明事实几乎如此。

盖然性占优势标准的心证强度的最低限为多少？仍人存在争议。有的认为应达到75%，也有的认为应达到80%，有的甚至要求更高。笔者认为，盖然性要求过高将导致真伪不明的案件增多，不利于民事关系的稳定。盖然性要求过低则又可能导致当事人不服判决而启动上诉、申诉等诉讼程序，浪费司法资源。因此，一般而言，盖然性的高度确定为75%较为适宜，即埃克罗夫和马森提出的第四级和我国学者提出的中级盖然性标准。

三、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

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确定证明标准时，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层次性要求，不同性质的民事案件也应有不同程度的盖然性标准。我国把高度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并不意味着任何民事案件均适用同样的标准。

在大陆法系的德国，将证明标准确定为三级：第一级原则性的证明标准，即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盖然性；第二级降低证明标准，要求达到“令人相信”的程度，多规定有关程序性的证明；第三级提高证明标准，要求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仅在特定场合适用。

我国法学界目前对民事证明标准各个角度的层次性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未进行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以高度盖然性标准为中心，呈差序结构的证明标准体系，即高度盖然性是我国的原则性标准，一般性民事案件均适用该标准，但对一些特殊的案件还应对民事证明标准进行拔高或降低的处理。具体而言，对于诸如准刑事犯罪行为和民事欺诈及婚姻、继承等与人身密切相关的案件，宜采用比一般民事案件更高的证明标准，法官的心证强度应达到85%以上，即有学者所主张的高级盖然性；对于某些特殊的案件，如环境污染、高度危险作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等案件均可适当降低证明标准，法官的心证强度为51%以上，即初级盖然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