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中国古代邮驿建筑的特征

从历史上看，邮驿是服务于“当代”（即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的体系，故而其遗存大多佚失，仅余部分文字记录和建筑遗址等。同时邮驿建筑大多围绕着某一区域的中心展开，通过多条驿道呈线性辐射，串联沿线的邮驿建筑。同时纵贯历史，邮驿体系的服务对象——被运输的物（信件为多数）和人，大多未发生根本变化，而被运输的需求则保持了延续性。此种需求在持续、多频度的出现后，终于形成了从管理制度到建筑实体等的一整套体系，使其得以持续、高效的运转。随之产生的邮驿体系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邮驿的手段和程序上：运用了各时代相关科技的最新成果，不断提高运输速度和可靠性。邮驿体系的各项管理、邮件建筑的设置、邮驿工具的配置等都是在保证运输安全的基础上，争取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大的效率完成传递过程。邮驿建筑体系也随之呈现了致用、线性、成体系分布的形态。

本文介绍的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深青村的深青驿站，就是古代厦漳泉地区的驿道上所串联的驿站中、重要的节点之一。深青驿站历史悠久，且由此发展出了村镇聚落——深青村。对深青驿站的研究，不但可以对古代邮驿建筑有所了解，更能够深入了解其蕴含的、对当地文脉和厦漳泉地区历史的记录。

1 邮驿建筑体系的特征。

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脉络有大致了解后不难发现：历史中的各种建筑类型均被统一到传统的木石结构和砖、土木结构体系中，宫殿、住宅、祭祀、园林、衙署建筑等均在木构架“大屋顶”的模式中统一起来，其间的区别具体体现在布局、尺度、装饰等方面。在此基础上，由需求、功能属性发展而来的不同建筑类型则几乎被同化，很少有能独立体现功能致用色彩的建筑类型发展起来，但邮驿建筑却是个中例外。其体现在政治辐射力、运转方式等的特殊性反映在邮驿建筑体系中。则突出了功能至上、线性分布的特征。

1.1 邮驿建筑地位的特殊性。

建筑在社会属性方面的演变是一致的：由最初“茹毛饮血”时期，发端于大江大河流域的构筑物、趋同于世界各地的“原始棚屋”、充当遮蔽物的基础设施，逐渐被赋予了意识形态与美学的属性。中国历史中的建筑是归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甚而演进到后期，建筑作为实体的属性几被剥夺，转而将其作为传统文化统属下，体现礼制功能的组成部分。故而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要在传统文化的视角下进行，而不能单纯的从建筑起源和建筑本体角度研判。

但邮驿建筑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于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影响，得益于其建筑类型中隐含的选址、布局特点。邮驿建筑分布广泛，注重的是以体系的形式发挥作用。故而作为建筑单体的独立邮驿建筑，出于造价和地方环境的适应性等因素的考虑，不可能过分着重而进行集中建设。其设立之初多是出于固定服务半径的考虑，充当循环运转的体系中的一环。

单体的邮驿建筑，其实用性大于象征意义：而从区域角度出发的邮驿体系，则更多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军事意义。邮驿建筑作为古代的交通建筑，从产生之初就将控制成本最为重要考虑因素之一。虽然在邮驿建筑大发展的春秋战国和隋唐时期，邮驿建筑被附加了宾馆和外交的功能，但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演进，邮驿建筑体系逐渐成为功能单一、被严格限制用途的体系，被赋予国家行政文书传达、军令传送等半军事化管理的特征。到了后期，为了维持其运转，甚至变成徭役、单独划分出“驿户”，以最大限度的在低成本基础上维持高效运转。

1.2 建筑尺度与功能的定位。

邮驿建筑体系的尺度、选址区别于其他传统建筑类型。传统建筑类型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均以人的尺度为中心：而邮驿建筑则是以运输距离——人力、畜力等的最大半径为尺度进行选址，以牲畜、车辆和人的综合尺度具体建设。宏观上以城市间的距离为尺度，微观上以人、车、马等交通工具的进出为尺度。另外在选址的考虑中，为了提高传递速度，邮驿建筑也由最初的放置于城内，转而倾向于设置在连接城市间的交通干道上。

邮驿建筑的管理归属与功能定位处于不断调整中。历朝历代对邮驿体系均很重视，故而对其应具备的功能始终未形成定论。其体制与中国的官制体系一样，始终处于变动中。其管理归属在历朝历代均有变化：在中央的不同部门中交替、交叉管理，在中央与地方对其运行的供养方面也始终发生变化。在功能定位方面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其附加的功能：军事营寨驻扎、哨卡、情报传递、迎宾接待、提供往来住宿、勘验通行许可等均不断裁剪和增替状态。出于对其功能定位的不同，维护运行成本的负担、相关部门的配合等均需不断协调。

1.3 传递方式对建筑组织形式的影响。

直到战国时期仍未形成初具规模的邮驿建筑体系，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动荡和连年战乱，另一方面是文字不统一、文字承载物（羊皮等）过于昂贵和沉重。至秦“车同轨，书同文”后，才有“为驰道于天下”（班固《汉书·贾山传》）的条件，为邮驿制度的形成奠定基础，也进一步确定了邮驿建筑选址于主干道路之侧的属性。先秦的邮驿称遽，兼有委作仓库。与其形制类似的还有路室、庐、馆等。同时根据车马每日行进的距离，确定了相邻邮驿建筑的间距。

商代时，便有边疆‘通信兵’用甲骨文传递军事情报的记载。到西周已有了比较完备的通信系统，烽火狼烟的方式成为军事制度：“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在邮驿体系未正式形成前，烽火台充当最早的邮驿构筑物，既可通信又可戍兵。由此可知邮驿体系在催生前，其军事属性是显见的，并较早的显示出邮驿建筑的线性分布特征。

同时形成邮驿建筑体系的另一条线索，用作外交礼仪接待的馆合——庐、馆，在《周礼》中已有“遗人”（又称“野庐氏”）的官员管理，“掌道路庐宿之委积，以供宾客会同师役之事”。《周礼·地官》：“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馆有积。”此类建筑的作用是旅馆并服务于交通，由此蕴含并衍生出邮驿建筑的另一重要属性，突出了在线性分布的各点上进行的扩展。

2 邮驿体系的驿道及区域辐射性。

“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文明圈的规模。”古代的邮驿体系，限于科技与交通工具的发展，实际上长期处于“接力传递”的阶段。长期的追求致用性，则相应的难以从本质上提升传递的可靠性与速度。由此也不难理解，邮驿体系作为中国文化延续的一部分，保持了其一贯的延续性而非创新性。纵贯其发展，其发展沿革始终围绕着管理体系的调整及传递的标准化、定量化。

邮驿建筑作为古代交通建筑的代表类型之一，除需关注其单体的组成、形式及体系的运转过程外，始终离不开动态的流通过程。其建筑类型的基本任务即是服务于交通的过程。在交通工具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对于道路、桥梁等构建、延续交通体系的线性实体工程的关注，则可进一步提升传递过程的可靠性和效率。

2.1 邮驿的驿道与聚落的选址。

邮驿体系的驿道是联系各驿站的基础，其构筑、选择的线路多考虑联系的便宜性。根据当时的现状，驿道多与官道合用，部分结合了村镇道路。地方史志关于邮驿的部分，多表现了对于线路选择及变更的关注，却绝少提及道路的分级与建设。对于道路建设的关注，臻于极致的是有严格法令管理的秦朝。基于当时统治的需求，在规范货币、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后，明确提及了“直道”、“驰道”等有国家军事需求色彩的道路建设。由此也暗示了邮驿体系的本质，是便于统治者及时掌控地方事务，统一调配资源以巩固统治。

驿道的建设与路线的选择与中国古代城镇、聚落的选址、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商周时期，领土面积不断扩展、国家概念仍未成熟之际，为了巩固发展成果，多选择于交通要冲、河湖可及之处移民筑城。最初为了便宜联系、互通往来的驿道，在城镇、聚落的选址因素中起到的作用是显见的。虽无法定量权衡经纬土地的选址过程中，驿道的构筑、选择起到何种影响，但中国古代早期城市大致沿线性分布的事实却可证实此双向影响的存在。

2.2 邮驿体系的区域辐射性。

邮驿体系的区域辐射性也多反映到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中。邮驿的管理体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控制、协调、运行、监督等各方面的职责在中央与地方政权问不断调整。邮驿的运转多指派吏、军士、民壮等完成，但其两端却代表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中心。同时古代邮驿体系为官营，故对地方政治的发展始终存在一定的影响力。

围绕着邮驿——官道体系，衍生出了一些建筑形式，如长亭、邮亭等；甚可发展成一定的聚落形式，本文介绍的深青驿站周边形成的深青村，即为此类；在具体城镇的布局发展中，广泛存在的关城、厢城等形式也多为邮驿——官道影响下，民众自发形成的经济行为。邮驿——官道体系的辐射性，宏观上影响城镇、聚落的选址、布局，微观上则可深入到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并由其表现出的辐射性，带动区域的人口、货物、信息等资源的流通。

3 漳泉地区邮驿建筑实例——深青驿站。

深青驿站位于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深青村，紧邻324国道，是后溪仔与落壁溪交汇处。处于连接同安县城与漳州的驿道中段，同时是厦门岛（旧称“嘉禾”）周边地区联系同安县城的支段驿道的中转点。深青驿站的主要功能是沟通泉州（包括同安县）、漳州地区的联系，其早期选址时，即根据驿传的日传送最大距离60里而确定。

3.1 文献考证及设立概况。

据《同安县志·卷之十九·交通》所载：“深青驿在县西六十里，宋名鱼孚，在安民铺之侧，元移今所。明洪武十四年（西元1381年），知县方子张重建。景泰元年（西元1455年），尚书薛琏命主簿蔡磷重建，上至大轮驿六十里，下至漳州龙溪县江东驿六十里。原系驿丞专理，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裁汰，归县管理，额设瞻夫六十名，抄单、走号、防夫等五名，兜夫十五名。”曾重修于清康熙年间，续建于嘉庆九年（1804年）。

旧时驿道的设置，是以当时的地区行政中心——同安县城为核心布局的，而未重视厦门岛会有今后的发展，故而深青驿站选址于漳泉地区沟通距离的中心——灌口镇。“宋元时期的厦门称嘉禾里，属于同安县的绥德乡。”明初设卫所，并于洪武十七年（1394年）于厦门岛筑“厦门城”。清军入关后，郑成功占领厦门、金门，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改厦门为“思明州”。清政府收复后，仍隶属同安县行政区。由此可见，长久以来该地区邮驿传递以同安县为主体。

深青驿是宋元时期漳泉古驿道的中问站，连接东北方向的大同镇（现为厦门市同安区）大仑山驿站和西南方向的柳江营驿站（现位于龙海市角美镇东桥北）。在明清时期的邮驿体系中，深青驿属于较高等级的驿，包括下属的“县中大路，自县前总铺起，上至小盈为四铺，下至仙店为七铺，计一十二铺”和“小路八铺”。与其直接相邻的驿铺为鱼孚铺（额设司兵四名，上接安民铺，下接深青铺）和深青铺（额设司兵五名，上接鱼孚铺。下接店铺）。

3.2 周边文脉及文化内涵。

深青驿站元代时即建成，重建于明洪武十四年及景泰元年，后多次重修。遭受的两次比较严重毁坏是，明末天启崇祯年间为兵火所毁和民国初期1914年为北洋军焚毁。驿楼上的“驿楼古地”四字，于期间被村民用泥覆盖，后上书“朝阳村”得以保存。门楼旁现有厦门市政府1982年12月5日所立的“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2002年9月1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从灌口深青看闽南文化》的明信片，就是以深青古驿站为题材的。

深青驿站周边山清水秀，以其为中心、驿道为骨架而经年发展起来的深青村仍保留了原有格局。驿口街在被改造成柏油路面前，是街宽2.7米、条石铺就的古街道，其前身就是深青古驿道。在街道两侧局部保留着旧有建筑的遗迹，“驿口街东南侧有顺街而建的回形土楼，是方形的古厝”。“石狮巷、驿口巷、驿蛇巷等主次干道连成一片。每个巷口处，都有闽南地区特色的石敢当和石狮。”驿口街北面的茂林庵“供奉明末深青驿站驿丞从四川灌县灌口庙带来的清元真君香火极清水岩清水祖师及四位将官”，“每年农历五月，来自长泰县溪洞村、晋江深沪等地的进香团体络绎不绝”。

深青驿桥位于深青村东南角，是后溪仔与落壁溪交汇成深青溪之处，故而水势较大，需修桥通过。宋代即建木桥，明正德年间加建三孔石桥（后清嘉庆九年扩建为五孔）。两桥中间原有路亭供人小憩，清代年间重修时，仍保留有柱上石刻的对联（现已不存。相传为19世纪60年代，由灌口李林籍的华侨黄志信所作）：“两头是路，坐一会不分你我；四大皆空，谈片刻各奔东西。”《灌口掌故大全》一书中还收录了不具出处年代的律诗一首，描写深青驿桥的周边景色：“泊叶飘萍古渡口，苍榕翠竹映澄流。青溪九曲萦唐道，白鹭双飞出绿畴。桥影长横无日夜，驿门空锁几春秋。蹄声已共莺声杳，汀蓼烟莎一地幽。”

4 深青驿站的演变及现况。

自宋以后，驿站作为政府、军队等国家机构传递文书、施行统治为目的而设的交通建筑体系，进一步建立了规范的管理体系、简化了功能，但邮驿建筑的重要属性——反映各朝代、各地区的兴衰变化，始终被保留下来。深青驿站的演变，自宋元时期设立到明清、民国时期没落，反复经历了几次被毁、重建的过程。深青驿站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实例，如实记录了该地区的发展过程，植根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在从汉民族南迁到开拓广大南方地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4.1 深青驿站的旧有格局及演变。

根据驿站建筑的功能，驿站有馆舍等为主体、配套马廊等附属设施。深青驿等级虽高于递铺，但仍属于较简陋的邮驿建筑。同时，深青驿站久历战火，多次被毁，遗址已不多。现有格局为单进的合院，布局较简单。垂直于门楼轴线的方向，有当地村民的重建的杂糅道教和地方宗教、带有宗祠性质的仿古建筑“茂林庵”一栋，与之相对的是加建的用作社区活动的仿古建筑。

宋元时期的深青驿站，由“驿馆、驿埕和洗马池组成，占地约15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有600平方米。驿馆内前后有院（落），左右有厢（护厝），还有后厢（后界）。”前半部分用于迎接驿使和门卫居住，后院则为驿丞办公和居住处，还附带有“驿信兵宿舍”和马厩等设施。作为官方设置的机构，邮驿建筑的管理和使用常被作为半军事化设施。

驿站作为可及时反映社会生存状况的场所，到了明清末年则管理混乱、乱象丛生。崇祯七年（1634年），一位唐世济的官员提到：“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民。”清末负责深青驿站管理的苏氏，甚而沦落为乞丐。到了民国1913-1915年间，在深青驿站聚集了“三点会”、“鱼仔会”这两个抗伐组织。后与北洋军激战中，深青驿站毁于战火。

4.2 深青驿站的现况。

深青驿站坐西朝东，选址于深青溪之侧，同时紧邻古时官道（现址西侧即为约一里长的驿口街），“东南面有苏氏七柱学堂”。深青驿站保护范围：“前至深青驿桥全体，后及左右，均由驿楼各端延长30米为界。”

周边植被繁茂，现围绕驿站已发展成深青村，驿站与周边村舍联系紧密。但深青驿原有格局破坏比较严重，驿站院落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建为当地村民的宗祠与集会场所。现存古迹为带有望窗的门楼一座，同时保留其西侧带有部分旧瓦的门墙。门楼前古桥一架，院落内有不同年代的重修碑四块（主要为不同年代的捐建碑，苏姓占大多数）。驿道一侧，深青溪畔有“三脚榕”一株，同时保留旧有“榕脚坝”（旧称“鲤鱼坝”）一座跨于溪上。

驿楼横跨于古驿道上，俗称过街楼，始建于元，前置17级台阶。正面有“驿楼古地”匾额的门楼，单进单开间，面阔4.4米，进深3米左右。两层，上层望楼为粉墙硬山顶，两侧山墙上各有门洞，由一侧楼梯登上。门楼下层正面由断面较整齐的土黄色大块花岗岩支撑，背面由两根敦实的石柱支撑。门楼两侧门墙原为高10米余的三合土版筑墙（现已毁坏）。东侧墙面内嵌有石碑四块，西侧由楼梯可登至望楼。

正对驿站门楼的石构石板桥，五座舟形墩跨于深青溪上。石板桥始建于南宋，“初为木板桥。明正德乙亥年（1516年）4月，由同安县丞引分桥费，澄海驿馆（李昌）召集石匠和驿里班，近一年修成，将原有木板桥改建为三门石桥。”因洪水破坏，重修于康熙三十八年（1662-1722年），续建于嘉庆九年（1804年）。“后由于双溪合流、洪水肆虐，将三门石桥再扩两门，成为现今的五门石桥。”长25米，宽2.8米。重修时间铭文刻于石板桥一侧及桥底（现已毁坏）。

5 深青驿站的意义及邮驿建筑的保护。

深青驿站是单体的邮驿建筑院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深青村的交通布局。同时，因明清时期竭力控制邮驿的运营成本，而相应的转嫁到地区社会经济中，其背后隐含的邮驿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居民的生活负担，但也成线性分布的对地区村镇的选址、布局起到促进作用。深青驿站作为古时邮驿体系的产物，对于探索福建厦漳泉地区古代道路交通体系的布局，了解古代邮驿体系的运作及发展起到重要的实物表证作用。同时以深青驿站为代表，研究邮驿建筑对地方村镇的发展，当地聚落的形成与变迁，对地区文化、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到的影响都有重要意义。

邮驿建筑作为体系而发展起来，一般在顺应河流、山势，远离城市的交通要道旁设置。但这些地区一般是经济落后、村落较稀疏的地区，当地居民对古邮驿文明的保护意识相对淡薄，经常出现类似于对深青驿站进行“破坏性保护”的改扩建现象。因此，对于邮驿建筑的保护要统筹布局、及时调研，沿邮驿道路上标注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同时要争取保护与发展并存，注意新与旧的契合，减少出现因保护而对原有文物造成二次破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