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心有卧虎,细嗅蔷薇

李安已经好多天没睡好觉了，这一趟从纽约到台北，从台北到北京，还要再飞上海和香港，为了宣传自己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他尽职尽责，力求票房更好。不过，他是有压力的。

“我们是昨天看的。”

“怎么样？”他立刻抬起头，眼睛直视过来。

“我觉得没什么不适应的，不知道美国人这次反应怎么会这么大，可能他们中年危机，所以不那么自信，变得保守了。”

李安来北京之前，他的新片已经在纽约电影节首映快半个月了，这段时间，票房数字和媒体风评一一出来，老实讲都不太乐观。在美国豆瓣上，这部电影的好评度只有49%，换句话说可能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都不喜欢这部电影。

我希望能把观众拉回电影院

李安说：“这个电影可能在价值观上会刺激到美国人。另外，你知道吗，电影是美国人发明的，所以有时候很难讲。你说当年《断背山》为什么没有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说不清楚，但背后也是有整个系统在发生作用。”

李安不是一个愿意把话讲明的人，恰恰相反，他简直是一个暗藏锋芒的太极高手，只要他愿意，他能够把中文的暧昧表达到极致，诸如“我就是王佳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这部电影就是我的中年危机”这种话。实际上，中年危机这个说法他在《卧虎藏龙》《色・戒》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时都说过，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那么理解，高深莫测却又捉摸不定。他很享受这种神秘感，同时又不冒犯任何人；他非常真诚，又觉得把话说穿了没什么意思。

即便如此，上面这几句话还是透漏出一点：李安不服气。

这么说吧，《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这部电影对于美国的冒犯和《色・戒》对于民国的冒犯简直如出一辙。在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揭晓之时上映这部电影，就好比在1942年的上海上映《色・戒》，其对国家主义和国民性的解构之深、之狠，在狂热的社会氛围中得到反弹是再正常不过了。

其次，李安还有一个欲言又止的解读：即便他今天已经是李安了，但在好莱坞他仍然是一个外人。电影是美国人发明的，是美国人仅次于军火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在如何用新技术来定义未来的电影语法这件事上，美国人并不希望由一个外人来完成。

很久以来，美国的电影人一直在谈论电影已死的话题。互联网和娱乐新技术的出现，让诺兰、卡梅隆这样的导演都觉得也许用不了多久人们就再也不会去电影院了，主流娱乐方式也不再会是电影，人们可能只是待在自己家的客厅里看看美剧或者戴起VR头盔对着电脑。

“我希望能够把观众拉回电影院来。”从这点来说，李安非常成功。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这部电影的结构很简单，就是在战场、球场和家里这三个场景之间不断进行交叉剪辑，这种交叉剪辑基本上都是利用声音和画面效果的相似性来完成的，所以音画效果细腻与否对于这个故事的成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看过小说原著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其实是作者借一个十九岁大兵之口来表达自己这个中年男人对社会的质疑，要把如此不同的两个视角非常自然地融为一体，用文字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但用影像的难度就大多了。

李安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难度，所以他选择使用3D立体效果+4K解析度+每秒120帧新技术来帮忙，这些新技术让男主角比利的每一次记忆闪回都变得更加自然，因为它最大限度地突出了比利记忆中的声音和画面，让球场和战场在回忆中融为一体，突显大兵在现实中的格格不入，使故事显得更加荒诞。

我问李安：“如果不考虑剧情和技术的适配性，还会选择《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这个故事来拍吗？”

他笑着摇头，说：“肯定不会。”

原来李安是因为要从技术上探索未来电影的语法，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轻巧的故事。说它轻巧，因为它没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样的深邃主题，也没有《色・戒》那样的复调结构，就连成本也只有四千八百万美元，而且它看起来太好懂了一点。不过，它操作起来却一点也不轻巧――做一件人类历史上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肯定十分困难，还可能要面临费力不讨好的窘境。

不过，这就是李安。这一次，他用大兵比利的小故事来完成新技术的初步探索，这是大师过渡性的“小片”，而他真正的野心是在下一部电影《马尼拉之战》，这部关于阿里和拳击的电影里，不知道李安又会解构些什么，但唯一肯定的是，它的成本会是这一次的三倍左右，而且无论成败都将是电影史上第一部用3D立体效果+4K解析度+每秒120帧技术诠释的史诗电影。

在纽约，人们总是喜欢问李安：“Why did you do this？”其实，李安心里在说：“Why did I do this？ Because I can！”

着手拍自己隐性的部分

李安是人见人爱的天秤座，照理说他的电影不该那么狠辣刻骨，他也不像是会发狠的人，但他说：“我是天秤和天蝎交接的那一天出生的，年轻的时候像天秤座，怎么都可以，现在年纪越大，好像越来越被天蝎座拉过去了。”

李安的狠劲全在电影里，现实中要让他撂一回狠话还真不容易。长久以来，父子关系是李安探索人生和电影的起点，作为一个受儒家士大夫教育长大的华人，他在生平第一部电影《推手》里，拿来开刀解构的就是父亲的形象，接下来的《喜宴》和《饮食男女》，无一不是在“父”的形象上着力，所以又被称为“父亲三部曲”。

我手边有一本《十年一觉电影梦》已经快被翻烂了，李安在这本自传里讲过一句话，大意是说“父亲三部曲”都是带点轻喜剧色彩的情节剧，等到这三部电影拍完，《理智与情感》跑到英国去适应了一下外国大片场的制作，他就觉得自己显性的部分已经拍完了，于是从《冰风暴》起，开始拍自己隐性的部分，而且越拍越沉重，一发不可收拾。

李安经常说自己喜欢拍关于个人成长主题的电影，这个“个人成长”不妨从探索人的潜意识的角度去理解。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先相信和依赖的是自己的家庭，在儒家社会里，父亲在家庭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在“父亲三部曲里”，当李安反复把父亲形象解构掉，让他从一个无所不能的偶像变成一个固执忧伤的老人之时，接下来李安要拍什么呢？或者说当一个人已经不相信来自父亲的超级力量之后，他要如何继续生活呢？

当父亲作为一种超级力量破产之后，李安自此启动了他的魔鬼探索之旅，一次次寻找新的超级力量，一次次以为得到了救赎，却又一次次失望、幻灭和转移，而他所谓的个人成长就是一个不断解构的过程。你会看到李安在接下来的作品里，从夫妻（《冰风暴》）、兄弟（《与魔鬼共骑》）、导师（《卧虎藏龙》）、科技力量（《绿巨人》）、牛仔社会（《断背山》）、革命（《色・戒》）、宗教（《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通通重新解读，呈现世界的荒诞，一一还以本来面目。

确实，相比较关注人的外部世界变化，李安更关注人内心世界的变化。

讲人的孤绝、温厚和狠辣

当年第一次看《卧虎藏龙》时我还不到二十岁，除了觉得美，什么也不懂。但后来的十几年里，每一次重看这部影片都能看到之前没有感悟到的东西。《卧虎藏龙》就是个大千世界，尤其玉娇龙这个人物，小时候以为她纵身一跃是在偿罪，后来才领会到她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一种无法实现又心向往之的生活理想，李安在她身上寄托了太多想法，她往下跳，其实是飞，是升华了。

2015年夏天，我看了《刺客聂隐娘》，去台北采访了侯孝贤导演，回来又把《卧虎藏龙》找出来看。聂隐娘和玉娇龙都出身官宦人家，一身武艺，桀骜不驯，但两个人物的本质完全不同。隐娘从小遭遇不幸，身世坎坷，她的逃离和反叛有其世俗的逻辑，是对命运的反抗。玉娇龙虽从未身遭不幸，但她走得更远。父亲要她嫁入豪门，不要；师父要她永远追随，不要；大儒要收她为徒，不要。她不愿服从这些秩序，也不可能和罗小虎去那自由天地，因为她不是那样长大的，那不是她的世界，最后天地之大竟然无处可去，她往悬崖下一跳，就是叛逆到淋漓尽致。她说她要的就是自由自在，但她发现活着就是不自由的，所以她宁可不活也不妥协，她姓玉，玉碎不瓦全的意思。

俗话说不怕怒目金刚，就怕眯眼菩萨。别看侯导一张刀削斧刻的脸，李安一副菩萨相，但其实他比侯孝贤还要狠得多。侯导好歹让隐娘活了下去，还给她留了一个磨镜少年，说是“一个人，没有同类”，但还是给了聂隐娘一条路走。但李安呢，他把美梦摔碎，其实玉娇龙才是真的孤绝，才是真的“一个人，没有同类”。

《卧虎藏龙》之后，李安又拍了六部电影，他一次次地讲人的孤绝，更湿润、更温厚、更老到，也更狠辣。

李安花了五年时间拍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挑选了一个和他年轻时候长得非常像的小演员来扮演派。派相信所有的宗教，拜所有的菩萨，但是当他在大海上独自哭喊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神来帮助他，就连佛形的岛屿也是幻象，最后只有他和他的老虎在一起，但这只老虎也是幻象。派最终活了下来，这就是人的孤独和伟大。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又一座丰碑，这一次李安的探索更加终极，因为他的讨论对象是人类最终极的归宿系统――宗教，而且他毫不含混地揭示出它的虚妄之处。与其说李安在解构――解构让人孤独，倒不如说他在求真――求真让人伟大，解构和求真、孤独和伟大，这是生命历程的一体两面，已经无限接近于神性。

说白了，李安拍的从来就不是年轻的电影，它们一个比一个温柔，一个比一个深沉，一个比一个复杂，这就是李安的魅力，人人觉得他是个呆萌害羞的老好人，但那不过是他的皮相、他的教养、他的保护色，他把他最强烈的激情和最深刻的温柔全都给了他的电影。

三代巨流，父爱如山

作为导演，李安已然非常成功，供应最叹为观止的视觉奇观，讲好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这些都已经不在话下。但李安最大的秘密是他管窥世界的这个“管”是什么，他的认知系统的核心是什么，这个东西的有无或高下，决定了一个人是巨匠还是大师。

关于这个秘密，李安说：“我十八九岁还在台湾的时候看过一阵子存在主义的书，不过后来去美国觉得自己的架子已经在那里了，就再也没怎么看过哲学，一直到三十岁左右从电影研究所毕业开始接触道家的东西。李淳跟我说，他小时候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爸爸坐在餐桌边写剧本，望着窗户外面发呆，他远远看着，不敢过来。是啊，我做电影，对家人其实很不公平，但是没办法，我认命，这辈子注定要在色相里打滚。”

“儿子也做了这一行，你会为他担心吗？”

一向温和儒雅的李安一脸愧色地说：“我不是一成功的父亲，因为我的时间都给电影了。”

那天我刚刚见过他的小儿子李淳，他在新电影里扮演一个配角，大兵比利的战友Foo。他们父子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的时候，竟然有一种局促的气氛，儿子不敢和父亲开玩笑，他的拘谨和诚恳跟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父亲对他无疑有爱和歉疚，但是似乎也没有注视儿子眼睛的习惯。

李淳个子不高，眉清目秀，是一位演员。二十三岁那年，他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影角色，于是回到台湾，在王童的电影里扮演一个叛逆又歉疚的儿子，当时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如今他一边照着父亲的嘱咐在读经史子集，一边台北和北京两头跑演陈凯歌和韩寒的新片。

李安在他那个年纪刚好离开台湾去美国，英文讲不溜。儿子则刚好相反，离开美国回台湾，中文要从头开始学。时间再往前走，李安的父亲李升在这个岁数正在江西德安教书，战火四起，对未来忧心忡忡，再后来去了台湾，一水永隔，被称为“外省人”。这是李家三代的巨流河，好像注定要做“外人”。

我问李淳：“你是否已经决定把演员当成自己的终身事业了？”

他想了想，摇头。

李淳今年二十六岁，李安在他这个年纪刚刚从伊利诺伊大学戏剧系毕业，父亲李升希望他继续深造做戏剧学教授，但李安打定主意要去纽约学电影，他跟父亲说：“因为我属于这里。”

将所有温柔、爱和秘密都放在电影里

李安是在二十六岁时找到自己的天命的吗？我曾经以为是这样，但在重看了《绿巨人》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之后，我知道不是这样。

有人认为研究一个作者最好从他被公认最失败的一部作品入手，因为那里面有他最深的纠葛和秘密。我重看《绿巨人》，不知道是不是成本所限，感觉特效非常粗糙，情感上也有走火入魔之嫌，影片在一段父子关系、一段父女关系和诸多打斗场面之间匆忙切换，似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细致地塑造爱。

我相信，在拍完这样一部电影之后，李安是不可能对自己感到满意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李安曾经多次提到在《卧虎藏龙》大获成功之后，他不敢休息，未经深思熟虑就接拍了《绿巨人》，那之后他曾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甚至想要拒绝找上门来的《断背山》从此退休。

李安和父亲说了他的打算。父亲一辈子反对他拍电影，认为这都不能算是个正经工作，而儿子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要证明自己，但如今儿子亲口跟父亲说想放弃，这无异于承认他之前几十年的坚持都是错的，他的路错了，一个人在四十九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路走错了。父亲的反应出人意料，他告诉儿子：“你应该接《断背山》，你要继续拍电影，因为你属于这里。”

很快，李安接了《断背山》，开始在美国西部取景。电影开拍两个礼拜之后，李安接到家人的电话，父亲在台北骤逝，没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他说这是他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事。

几天之后，在我第二遍看《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时，在这部电影里，我发现了李安的一个秘密：他把他所有的温柔、爱和秘密都放在了电影里。

电影开头是一段用废弃摄影机拍下来的战场画面，比利为营救班长蘑菇开枪向敌人射击，这时候画面右边出现拍摄日期：2004年10月23日，这是李安的生日，这一年他正好五十岁。半年多前，他的父亲去世了，这是他此生度过的第一个没有父亲的生日，这是李安留在自己电影里的密码、门票和小地雷，看懂了这一节，就窥视到了李安内心世界最隐秘的一角。

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比利产生了幻觉，他回到战车上，又一次见到了已经死去的班长蘑菇。比利终于回去了，他深知战争的残酷，但他必须回去，因为他是天生的士兵，他属于那里。

李安也终于回去了，他深知电影的折磨，但他必须回去，因为他是天生的导演，他属于那里。

电影最后这个场景从叙事上来说其实可有可无，但是李安一定要把它留下来。他当年没来得及对父亲说的话，今天借比利和蘑菇之口对自己的爸爸讲了出来，他可能是那种一辈子都没有跟父亲讲过“我爱你”的人，但是这句话反反复复在他心里打转，算一算已经有十二年了。

我问李安：“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他想了又想，说：“是在剪辑室看《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成片，看到结尾，没忍住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