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摘 要】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一直是翻译界讨论的话题，至今仍无定论。本文通过对比中西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的作用及其与实践的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翻译理论 翻译实践 关系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3-0036-02

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看法有实践型，认为实践高于理论，实践第一，理论第二；实践与理论并重型，认为两者都重要，不能偏废；还有理论无用型，认为理论没有作用，对实践没有意义。这几种观点都有各自支持的人物，本文从中西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

一 西方翻译界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观点

毋庸置疑，西方在翻译研究方面大大领先于中国，仅当代就有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结构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翻译理论。理论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考察研究翻译活动，但都是各抒己见，从单一的角度去研究翻译，并没有普遍性，因为翻译中遇到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某一理论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就不适用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学者亚历山大・泰特勒是西方最早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先驱，他在《论翻译的原则》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The translator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 标志着西方译学研究从此走上了理论推证理论的道路。因此，将《论翻译的原则》视为西方现代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这三条理论从宏观上规定了译者应该遵守的原则，不过具有批判眼光的译者可能会有疑问：我为什么要遵守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正确吗？这确实值得讨论。

不过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奈达曾明确地表明了他对翻译理论的态度。奈达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丰富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但他在1991年《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道：“我们不应该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大多数成绩显著、富有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得着或者根本不用翻译理论”。在《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中，张经浩提到：“各色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中所使用”，“很难运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等。奈达早年从事《圣经》的翻译，《圣经》的翻译与其他文本类型的翻译有很大的不同，他的有些理论不一定对我们的实践有指导意义，当然他的理论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不可迷信。

中国学者与艾德温・根兹勒的对话中也谈到了理论研究的不足：“American translation studies is in its infant stage. There are only twelve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offer postgraduate degrees in translation. Many of these institutions do not study translation，but are involved in training translators. We have no journal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merica and associ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merica exists only in cyberspace.”由此可见，美国在翻译研究方面还比较欠缺，更不用说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语言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彼得・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讨》中反对翻译理论这个名称，他认为翻译理论是个使用不当的名称，翻译理论既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科学，而是关于翻译过程的知识体。他也不同意“translatology”或“traductology”等这样的定义。他认为翻译理论主要为最广泛的文本类型决定翻译方法，另外为翻译文本和翻译批评提供一套原则、限定规则以及建议的框架。

纵观关外翻译研究，译论大都是规定性的，总是探讨翻译应该如何，都是一些理想的标准，而没有研究如何进行翻译，也没有研究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那么中国的翻译研究状况如何呢？

二 中国翻译界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讨论

最近20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的理论意识已经觉醒。对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分歧也比较大，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也大都是零散的，没有形成系统。

傅雷曾说过：“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的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许渊冲也是重实践的翻译家：“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在理论和实践有矛盾的时候，应该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文学翻译理论如果没有实践证明，那只是空头理论，根据我60年的经验，我认为空头理论没什么价值。”上海理工大学张经浩教授曾在《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吗？》一文中说：“没有接触任何翻译理论，连翻译教材也没有碰，而是将朱生豪的译本与莎士比亚的原文对照看，从中获益匪浅。”尽管许多学者重视实践，但也不能忽视理论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新译手来说，没有多少翻译经验，理论的指导意义还是很大的。

王元化曾指出：“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体知，重经验而不重理论，对许多事物的道理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观点根深蒂固，深深埋藏在中华文化的底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进步的一个重大障碍。这个观点表现在教育上和科学研究上都是用强调务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说法突出实用，反对或歧视理论研究。在翻译界，就会“理论无用论”。但是任何一种实践都需要理论来指导，许渊冲的观点并没有否定翻译理论，而是注重翻译实践，把实践放在了第一位。其实张经浩的观点到后来也发生了转变，也注重翻译

理论的研究。正如金与奈达合著的On Translation中提到，尽管有人认为自己既没有翻译理论，也不需要翻译理论，只管“动手译”，但他们从事翻译时至少会无意识地遵循一定的道理。这个道理也许只是一套基本规则，但是却可以认为它代表着某种理论雏形，或某种尚不十分系统的翻译方法。林克难也讲到“我们从实践中认识到，翻译是必须有理论指导的。关键是找准切入点。找准了切入点，理论与实践就可以必然地结合起来，翻译无理论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孙致礼教授在翻译研究中引入了辩证法，翻译辨证论可谓是孙教授自成特色的理论体系。孙致礼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注重翻译理论研究，他认为：一个译者翻译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他两方面的语言素养和一般艺术素养，而且还与他的翻译观有着很大的关系，每个翻译家都遵循着一定的翻译原则，只不过有的人是自觉的，有的人是不自觉的，有的原则是恰如其分的，有的原则却失之偏颇。他将文学翻译中的各种矛盾归结为“十大关系”：（1）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辩证统一；（2）保存“洋味”与避免“洋腔”的辩证统一；（3）神似与形似的辩证统一；（4）直译与意译的辩证统一；（5）“克己”意识与“创造”意识的辩证统一；（6）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辩证统一；（7）忠于作者与忠于读者的辩证统一；（8）整体与细节的辩证统一；（9）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10）得与失的辩证统一。孙致礼教授十大关系的论述，从总体上对翻译的性质进行了界定，使译者对翻译活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至于迷失方向，也强调了翻译理论的重要性。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些著名的翻译家重视实践，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是著名的翻译家就把他们的观点视为标准，翻译实践需要理论指导，有的学者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但没有提出如何应用于实践，另外我国学者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大都是零散地发表自己的一些体会。

三 重新认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翻译实践确实是需要翻译理论来指导，但是中西方学者都没有明确提出究竟如何利用翻译理论去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确有脱节的现象，因此有人提出“翻译理论无用论”也是自然的。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无缝衔接是译界必须面对的问题。从理论到方法到应用之间有个中间地带。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认识翻译理论的作用及其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第一，翻译理论是从宏观上来指导翻译实践的，正如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它是从宏观上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不是在具体事情上教人如何去做。同样翻译理论是一般性的，而翻译实践是具体的，翻译理论指导译者从整体上把握实践活动，而不是解决具体翻译的问题。Susan Bassnett在《翻译研究》中也提到：“The translator should not work with general precepts when determining what to preserve or parallel from the SL text，but should work with an eye on each individual structure，whether it be prose or verse. Since each structure will lay stress on certain linguistic features or levels and not on others.”例如，译者在翻译之前首先必须理解并分析原文，这就需要运用翻译理论中的一些标准或准则去分析原文。原文的文体是什么，小说、诗歌还是散文；写作背景及作者的写作特点是什么；原作的目的以及译者的目的；目标读者是谁等等一系列问题，译者都需要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理论就对译者起到了指导作用。

第二，翻译理论不能仅仅局限在指导实践上。Holmes把翻译学研究分为三大分支：（1）描写翻译研究；（2）翻译理论；（3）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谭载喜也提出“翻译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翻译活动本身，而应包括与翻译活动有关的一切领域”，另外朱志瑜教授阐述了自己的治学思想，尤其强调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朱教授认为，理论不必指导实践，翻译研究完全不必拘泥于理论来自于实践、反过来再指导实践思想。翻译理论的研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不能仅仅局限在指导实践上。

第三，用批判的眼光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直到今天，有些人还有崇洋心态，认为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引进西方的翻译理论，不求甚解，把西方的理论硬性用来分析翻译。然而任何离开自己的传统文化、忽视自己需要的任何改革和现代化都是不会有结果的，科学和文化是这样，翻译研究更是这样。殊不知，翻译与自然科学等有根本的不同，西方翻译的理论来源于西方的翻译实践，而西方的翻译活动基本都是印欧语系中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所以从这类实践得来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翻译，对于此类翻译研究理论必须慎重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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