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的外部功能及其当代使命

农村教育的定位和出路一直以来都是令学界十分纠结的现实问题。其纠结之处就在于，不管在制度层面上怎么设计，我们都难以完美地解决农村教育在目标厘定、课程设置和内容选择等方面所面临的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当下与未来的张力。如何平衡这些张力，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问题，更是实践层面农村教育突破困境、获得良性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当前众多关于农村教育定位的研究成果来看，仍然停留在就农村教育自身来论述其发展与变革路径。这样一种研究取向就决定了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村教育内部功能的探讨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村教育与整个农村发展的内在关联，忽视了对农村教育外部功能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转变分析视角，从农村学校教育的外部功能的角度来分析农村教育的现实定位问题，以期对农村教育的改进有所启迪。

如何定位农村教育的功能，这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关乎农村学校教育的走向与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对农村学校功能的认识，表面上看是一种基于农村现实考量的功能讨论，但更多时候是基于农村学生改变命运与身份的路径探讨。当前所谓的“新读书无用论”等问题的出现，大多即是这样一种分析范式的具体表现。而这样一种分析范式，可以将之命名为内部功能的研究。

所谓农村学校教育的内部功能，主要指的是农村学校对校园内的师生员工所具有的作用。人们对这种作用的讨论，在很多时候往往集中在学生的发展身上，即农村学校所培养的学生的规格及其出路问题。围绕这一内部功能的核心问题，我们对农村学校和农村教育的认识，就主要局限在课程设置、内容选择等学校内具体问题的讨论之上。诚然，这样一种讨论对于我们深化对农村教育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农村教育的现实功能仅仅局限在农村学生命运的改变之上，那么，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农村教育功能的全面认识，影响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

首先，立足农村实际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农村教育获得生机与活力的实践逻辑和方法论要求。虽然在内部功能的视角下，也讨论农村教育的作用问题，以及农村教育与农村实际的关系，但是，这种讨论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而非本体论层面的。从技术层面而言，农村教育与农村实际的关系往往只简化为一系列简单的技术争论，如在教育内容上，是有关城市的内容多一点还是有关农村的内容多一点等问题，更多的是关注农村教育在内容选择上城乡之间的一种量的平衡。如果撇开农村教育何去何从等具有本体论色彩问题的讨论，那么，这些技术性的争论是不可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的。实际上，内容的变更或增减固然是变革农村教育的重要方面，但是，这里涉及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内容变更或增减的依据是什么？或者说，农村教育内容的选择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不解决，简单讨论城市内容多一点或少一点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而这些标准或依据的选择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农村教育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是问题的根本。

如果把农村教育定位为农村孩子跳出农门，改变身份的渠道，那么在教育内容选择、课程设计等方面无疑就必须以城市内容为主导。在以城市生活和城市身份为旨归的教育追求中，要求农村教育要立足农村、服务农村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妄口号。因此，对于农村教育的变革与发展路径而言，需要从纯粹技术考量的窠臼中抽离出来，从一种更为宏观、更为根本的方法论层面去重新厘定农村教育的出路。这实际上要求我们对于农村教育的探讨，不能局限于教育自身的内部功能，而应从一种更为广阔的、基础的、结构性的立场去综合分析农村教育的功能。这就离不开对农村教育外部功能的研究。

其次，我们对农村教育外部功能的认识需要从学理、政策层面的重视具体转变为现实的农村教育发展逻辑。在抽象的学术研究和宏观的政策口号中，人们关注的大多是农村教育的外部功能问题，即农村教育如何更好、更科学地为农村的健康发展提供相应的文化和智力支持。但是，在具体的农村教育实践中，人们遵循的则是如何通过农村教育实现自身身份改变的现实逻辑。这实际上就存在一个理论、政策与实践之间的落差。从抽象意义上，没有人会否认农村教育服务农村发展这一外部功能的重要性。但就具体路径上看，现实的选择是个体命运和身份的改变，是农村教育的重中之重。这种重要性不仅反映在学生、家长、教师身上，也反映在相关的制度评价上。当前对农村教育的评价，基本上沿袭着城市学校的评价框架，主要考量的是学生的分数、合格率、升学率等内在指标，很少将农村教育的外部功能，即对所在农村地区的发展的贡献率考虑进去。这样一种现实评价制度，无疑强化了人们对农村教育内部功能的重视，相对忽视对其外部功能的变革和改造。

农村教育功能在理论、政策和实践三方面存在的落差对于农村教育以及整个农村的健康发展是有致命性的缺陷的。从现实的角度看，支配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逻辑是一种“投资―收益”的经济行为，即只有在现实的收益大于投资的时候，农村教育才会对农村地区的家长、学生具有吸引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投资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往往是十分可观和诱人的。其中，身份的改变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在社会流动不畅、城乡差异显著、户籍管理严格的背景下，一个人的身份与其所获得的社会声望和国民待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城市和农村身份对比中，城市身份无疑可以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福利。）对于农村学生而言，在缺乏必要的组织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条件下，要想获得由农村身份向城市身份的转变，唯一的出路就是教育。农村学生可以通过教育实现文化资本的自我增值来换取相应的社会资源和身份。虽然通过教育改变农村身份的学生在农村中只占少数，但是，这毕竟是农村学生实现向上流动的一条可以预期的现实道路。尤其是当这条道路的实现程度被简单归结为个人努力程度的时候，这种基于个人能力改变身份的教育动力和需求就被空前放大。

从表面上看，基于这样一种自我身份改变的原始动力所激发的教育热情十分强大，但是，一旦教育所可预期的前景变得模糊甚至是原有的教育预期难以实现的时候，农村教育所面临的危机将是釜底抽薪式的。当前，“新读书无用论”在广大农村地区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借由教育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农村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这种处境的存在实际上在以一种现实且残酷的方式向广大农村学生、家长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投资―收益”的经济行为中，教育不再能保证必要的、可观的收益。而现实中出现的大量“因教致贫”的案例，无疑是对教育作为一种使个体改变命运和身份途径的嘲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村教育在农村中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乃至否定。这在一些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些农村，个人由于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收益（如土地征收补偿、房租等）已经远远超出了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经济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作为一种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已经对民众失去了吸引力。面对这些危机和挑战，农村教育既需要在内部功能上作出新的调整，更需要在外部功能上有所作为。

第三，农村教育需要面向未来，但更应立足当下。当前对农村教育内部功能的关注和重视，其实质是一种狭隘的指向未来的教育追求。诚然，面向未来是教育的重要属性之一，但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就其根本而言，是一种基于当下现状与将来可能之间的一种积极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发展性的、创新性的，而不仅仅是物理时间层面上的超越。但是，在当前农村教育中，教育的这种未来属性往往被简单地等同为仅仅具有时间维度意义的未来，即只看重当下教育投资的将来收益。至于教育在本质上是否超越了现实，是否具有发展性和创新性等核心问题，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从众多农村家长、学生的教育期待来看，他们最直接也是最朴素的愿望就是通过学习能够在将来改变自身的农民身份，从而实现自我命运的转变。这是未来这一教育属性在农村教育中的现实逻辑，这种对教育面向未来的现实逻辑不仅没有很好地把握教育未来属性的真正意义，而且在实践上进一步削弱了农村教育立足当下的基础。

对于农村教育而言，立足当下现实，不仅仅是一种发展的策略性选择，更是一种生存的基础保证和根本意义所在。当前，农村教育过于专注其内部功能的发展，专注于其将来所可能获得的教育收益之上。而这样一种教育追求往往又窄化为未来可以预期且以城市为标杆的教育投资行为。但是，在现有城乡、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格局中，农村教育无论是在硬件投入还是软件建设等方面与城市教育相比，无疑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教育资源有限且质量不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要想实现与城市教育一样的目标，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综合考虑农村地区学生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方面与城市学生的差距，那么，在当前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农村学生所处的劣势是十分明显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村教育还要以单一的“未来”“城市”为唯一追求，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动摇人们对农村教育的信心。因此，农村教育需要重新回归其立足当下的历史定位。而农村教育要立足当下，就必须发挥其服务农村、促进农村健康、科学、民主发展的外部功能。

（作者单位：1.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2.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院)